近读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若有感焉。
该文名曰传记,实为寓言、政论,不同读者,皆可从中获益。
和“他植者”(与郭橐驼相对比的一般种树者)根本的不同在于,郭橐驼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即尊重树木的生长规律,不过分呵护,不扭曲其天性,让树木自然成长,自由发展。因此,郭橐驼所种(包括移栽)之树,无不成活,无不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顽石以为,当下的教育者(家长、老师尤其是教育管理者、决策者)都应该好好读读这篇文章。这些年的教育备受诟病,其弊端之一就是极致追求功利从而泯灭了孩子的天性。家长为了孩子能在未来残酷的内卷中脱颖而出,学校为了高升学率,老师为了漂亮的分数……将孩子桎梏于繁重的学习负担中、超强的压力之下,使得孩子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快乐的童年、活泼的少年,以致青少年多有抑郁,自杀频仍。育人变成了毁人。此种乱象,难道不该让我们好好反思吗?树木一如树人,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就明白这个道理,今天的人们啊,真的进化(抑或进步)了吗?!
然而,柳宗元写《种树郭橐驼传》并非在启示教育之法,而是要谈执政之道、为官之理。
“以子之道(郭橐驼种树的道理),移之官理,可乎?”很显然,柳宗元就是用种树类比执政为官。他提醒执政者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要劳民伤财,不要打着关心民众的幌子瞎指挥,大搞虚头巴脑的形式主义,以致让百姓穷于应付,疲于奔命。于是,柳宗元借郭橐驼之口控诉:“吾小民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小百姓顾不上吃饭都要去应付官吏,又怎能繁衍生息安居乐业呢?)柳宗元所处时代,大约也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风盛行的时代,因此,同情百姓关心民生的他才要“传其事以为官戒”(为这件事作传把它作为官吏们治理百姓的鉴戒)。
不过,顽石读《种树郭橐驼传》似乎还读出了另外的一些东西。
文中的“他植者”“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早晨去看了,晚上又去摸摸;离开之后又回头去看看),看上去比郭橐驼还殷勤,他们主观上都想把树种好(这不难理解),不然也不会对郭橐驼种树“窥伺效慕”(暗中观察羡慕模仿),只是不得其法,没有学到精髓,故而效果不佳。类比执政,就是指官员们本想为百姓做好事,只因好大喜功,方法不当,最终好心办了坏事。即“若甚怜焉,而卒以祸。”(好像很关心百姓,而最终却在祸害他们)我有些疑惑,难道柳宗元所属时代的官员都有如此好心(效果姑且不论)?这与他在另一名篇《捕蛇者说》中“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批判似乎甚相矛盾。事实上,几乎每个时代不仅有官员好心办坏事,也一定有官员存心办坏事,有些时候,后者可能更多。
许多官员(仅指古代)为官之初心恐怕就不是造福百姓、德被苍生,而是享受光宗耀祖的荣光,满足挥金如土的欲望,得意役使黎民的畅快,收获前呼后拥的尊贵……总之,就是为了一己之私,居庙堂之高而真忧其民者能有几人?不然,何以“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要知道,发出如此感慨的贾谊所处的还是所谓的“文景之治”的盛世呢!
深谙历史的毛主席为何在进北京之前要反复告诫党员干部勿做李自成,就是因为像李自成、洪秀全们打天下、坐天下都不是真正为了黎民苍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打倒王侯将相,只是为了自己成为王侯将相,尽管他们将 “等富贵,均贫富”之类共同富裕的口号喊得很响亮……
郭橐驼的种树之道确乎有些道理,诸君不妨一读……
2023.03.24
附《种树郭橐驼传》原文: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文/顽石,知名时评人,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