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防疫政策所需物资加防疫后因病原体传播造成的损失加防疫造成其他损失不能超越经济基础所能承受的物质上限，否则就是mission impossible，是无法完成的防疫。这样的防疫政策不是可选性。
这次分析一下防疫政策的效率问题。
1、某种防疫政策需要消耗的资源不能是几何级数增长的，一旦出现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必须立即改变防疫政策。
2、C+d1+d2
3、经济下行期，社会承受能力更弱，更容易击穿物质底线。
随着防疫所需的物质资源的几何级数增长，如果不改变防疫手段的话，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所需防疫成本C几何级数增长，不断追加的防疫成本迅速冲击经济基础所能提供物质上限，最终现有的经济基础无法提供对应的防疫成本，只能停留在某一个极高的水平。二是防疫成本不变，不再继续追加投入。
经济基础能为防疫提供物质资源是有上限的。防疫成本C与防疫损失d2是正相关关系，随着C的迅速增加，防疫损失d2也必然迅速增长。随着经济基础被破坏，经济基础能提供的C的上限迅速下降。
无论哪种结果，最终都必然导致需要的防疫成本远远高于实际提供的防疫成本。因为物质资源不足，防疫必然形同虚设，全线溃败。最终，防疫耗资巨大，流于形式，感染病例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是事实上的放弃防疫。
这种情况下，必须主动选择一种防疫成本C更低、效率更高的防疫模式。
C+d1+d2
我们把防疫后仍然出现损失d1移到不等式右边，可以得到C+d2
不等式左边，防疫所需物资C加防疫导致的损失d2，随着病原体毒性下降、症状减弱。不等式右边病原体传播造成的损失D0和d1，随着病原体毒性下降、症状减弱显迅速下降。（传播性对不等式左右两边都有相同的作用，可以左右两侧同时忽略不计。）
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随着病原体毒性减弱、症状不明显导致不等式左右两侧的此消彼长，可以得出：
1、防疫成本C和防疫所导致的损失d2必须不断下降，才能保证防疫是有效率的。换句话说，如果希望防疫是有效的，必须不断采取成本越来越低的防疫手段，而不是不断追加防疫投入。
2、当病原体的毒性趋近于零的时候，D0和d1都趋近于零。任何所需成本和造成损失不趋近于零的防疫措施都是无效率的。这种情况下，停止防疫政策，不是主动放弃，而是选择更有效的决策。
3、判断一种防疫政策的效率，有两个标准：一是在成本C和造成损失d2相等的情况下，D0-d1越大越好。即同等成本和造成损失，减少的因病原体传播导致损失越大越好。二是在D0-d1相等的情况下，C+d2越小越好。即同样减少一定规模的因病原体传播造成的损失，需要的物质成本和对社会经济的破坏越小越好。
与许多人的认知不同，在微观层面，一个人的死亡是不可以用金钱挽回的，人命无价。在宏观层面，人命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通俗地讲，在宏观层面，生命和金钱是可以互换的，有钱就可以挽回很多生命，没有钱就要付出很多本可避免的不必要的生命的代价。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口数量急剧膨胀。工业社会可以提供足够多的消费品养活比农业社会多得多的人口。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可以极大地减少战争、自然灾害、事故等对人类的伤害，减轻劳动强度，提高民众健康水平。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提供的物质资源之上。
随着经济基础受到影响，物质生产出现困难，断缺的物质资源不支持工业化社会所需的物质条件，一旦经济规模萎缩，没有足够的消费品，难以养活这样多的人口，各种次生次生灾害此起彼伏，非正常死亡必然增加。
有足够物质资源的国家，可以兴修水利，建设各种防灾减灾设施，加固建筑，翻修老旧电路，增加消防设备，避免洪涝灾害，地震火灾造成的损失，减轻极端天气造成的粮食减产、绝收，即使因为恶劣天气病虫害等原因导致粮食大规模减产，也有能力从国际市场上购买高价粮，避免国内发生饥荒。
有足够物质资源的国家，可以按时更换、维修、报废老化、磨损、出现故障的各种设备，拆除老旧建筑物，避免各种设备和建筑物超期运行，把绝大多数事故消弭在隐患状态。否则，各种安全生产事故、电梯坠落、飞机（轮船、火车）失事、楼房倒塌，必然层出不穷。
有足够物质资源的国家的军队，可以使用火力覆盖，精确打击，装甲集群进攻，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的军队，只能依靠战术，肉体对抗钢铁。
经济上行，营养状况改善，闲暇时间增长，锻炼休息时间增长，人均医疗经费提高，医疗水平提高，许多基础性疾病可以有效延缓，平均寿命延长，生育率增长，人口必然增加。经济下行，营养不良增加，锻炼休息时间减少，患病率上升，人均医疗经费告罄，各种基础性疾病无法的到有效医治，死亡率上升，人口主动绝育，人口自然减少。
经济下行，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向失业半失业的底层发放各种福利，必然推动犯罪率上升，男盗女娼，滋生黄赌毒，犯罪率的上升必然导致因暴力犯罪死亡人数的增加和性病等疾病的流行。
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统计数据和回归方程分析经济上行与寿命延长的关系和经济下降与非正常死亡之间的关系，得出经济增长与全民预期寿命总量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样的前提是经济增长的统计是建立在相对客观的基础上，而没有经过人为的修饰。
既然我们回归出经济增长与全民预期总寿命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对不等式左右C+d2。C+d2是有负效应的，无限追求防疫强度，并不是最优解。成本过高、对社会经济影响过大的低效率的防疫政策，消耗过高的物质资源，造成过大的损失，完全可能对社会造成比病原体传播所导致的损失更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可以通过经济反映，也可以通过全民预期寿命总量反映。
举个例子，理论上每个人、每栋建筑都有被陨石击中的概率，但是如果因此要求把所有建筑物和交通工具都提高到防御陨石的水平，那么人类只能移居地下城。人类移居地下城以后d1将几乎为零，但是由此所需的C和由此产生的d2将是天文数字，由此带来的次生损失将可能导致人类社会损失一多半的人口。人类没有选择移居地下城，除了生活习惯以外，根本原因在于C+d2>>D0。
病原体的变异，将使等式左右关系发生变化。
如果一种病原体的新变种传染性上升，不等式左右两边，无论是防疫成本C加防疫导致的损失d2，还是完全不防疫导致的死亡和重病的D0以及防疫以后的d1都会上升。由于病原体的传播性会对不等式左右都产生同样的影响，因此不考虑病原体传染性因素，仅仅考虑毒性和症状是否显著对不等式左右的影响。
随着病原体的毒性减弱，症状消失，甄别患者。防疫所需的成本C和由于防疫所造成的d2越高，病原体导致的损失越趋向于零。反之，甄别患者所需的成本和防疫造成的损失越低，病原体导致的损失越趋向于一个极值。
按照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判断防疫手段效率的标准：
一是在成本C和造成损失d2相等的情况下，D0-d1越大越好。即同等成本和造成损失，减少的因病原体传播导致损失越大越好。二是在D0-d1相等的情况下，C+d2越小越好。即同样减少一定规模的因病原体传播造成的损失，需要的物质成本和对社会经济的破坏越小越好。
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在病原体高毒性时期高效率的防疫手段，在病原体低毒性时期很可能是低效率的，这种防疫手段即使不考虑经济基础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源上限，消耗惊人的物质资源C造成巨大的损失d2，也只能达到相同的防疫效果。因为低毒性时期，病原体能造成的死亡和重病导致损失本来就很低。
反之，在病原体低毒性时期高效率的手段，在病原体高毒性时期也可能是低效率的。因为此时由于病原体传播导致的损失D0和采取不力的防疫手段后d1都可能极高，两者甚至可能趋同。低强度的防疫手段，可能起不到任何防疫效果，尽管不等式左边的C和防疫导致经济损失d2不大，但是相比不等式右边，防疫几乎不能减少死亡和重病，仍然是低效率。
所以，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防疫政策有必要随着病原体的毒性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即在病原体毒性高时使用高强度防疫手段，在病原体毒性低时使用低强度防疫手段。（当然，任何一种防疫手段能被采用的前提，都是所需的C和造成的d2不超过经济基础所能承担的极限。）
因此，对不断变异的病原体的防疫，有必要不断追踪其毒性，并随着毒性，调整防疫手段。
这里有人可能会问，那种毒性差，但是传播性强的病原体变种，虽然死亡和重症率低，但是感染人口基数大，采取低强度的防疫政策，可能导致较高的死亡和重病总数。不考虑传播性是否合理？
这些人忽略了一点：传染性强的病原体变种采取高强度的防疫政策，防疫成本C和防疫导致的经济损失d2也会几何级数上升。按照前面的分析，全民预期寿命总量的升降与防疫成本和经济损失负相关，这种防疫成本和经济损失的上升也会导致全民预期寿命总量的下降，即导致各种次生灾害引发较高的死亡和伤残。如果病原体的毒性较低，那么病原体导致的死亡或重病总数的极值D0较低，很可能低于几何级数增长的防疫成本C和经济损失d2导致的次生损失。
那种如果虽然毒性低，但是传播力强，完全可能导致较高的死亡和重症的说法，是只看不等式左侧D0，不看不等式右侧防疫所需要成本和造成损失得出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完全没有考虑防疫成本和造成损失呈几何级数增长，击穿经济基础可承担的极限以后，防疫失效的后果。
对病原体毒性的判断，尤其是对非干涉条件下，病原体可能导致的死亡和重症的极值D0的判断，是决定选择防疫手段的关键因素。
对高变异性病原体的D0的判断，需要及时而准确。不能使用过时的数据，更不能使用缩水或夸大的数据。
如果病原体的变异方向是出现高毒性变异，那么使用相对毒性较低时的数据，就会高估防疫成本C和损失d2，低估可能导致的损失的极值。这种情况会导致病原体流行，造成不必要的死亡和重症。反之，如果病原体的变异方向是出现低毒性变异，那么使用相对高毒性时期的数据，就会低估防疫成本C和损失d2，高估可能导致的损失的极值。这种情况则会导致过度防疫，造成巨大的损失以及不必要的次生伤害。
换句话说，在高变异性病原体流行的高毒性期的迟钝和低毒性期的迟钝，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及时判断病原体毒性的意义。
使用缩水的数据，相当于在高毒性期使用低毒性期的数据。使用夸大的数据，则相当于在低毒性期使用高毒性期的数据。前者会导致不必要的死亡和重症，后者会导致巨大的损失以及不必要的次生伤害。此时，人口可能不死于病原体传染所导致的死亡，而死于由于防疫引发的其他次生事件。
对D0的判断，需要由专业人士做出。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很难有脱离个人利益的专业人士对D0做出独立而准确判断。
专业人士的利益与相关产业公司的利益高度重合。许多专业人士，往往与防疫有关的产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可能拥有这些公司的股票、是这些公司的股东、接受来自这些公司的经济援助（包括并不限于研究经费、咨询经费、讲演出场费等等）。
防疫经费C之中的相当一部分必然用于购买相关公司的商品或服务，对这些公司来说，防疫经费C与这些公司的利润P（profit）正相关，C越高越好。
随着C的增加，会产生更多的利润P，这些利润P必然会进一步推动C的增长。同等条件下，病原体的毒性越弱，症状越不明显，防疫成本C越高，相关公司的利润P越高。这种情况下，这些公司必然有足够的动力和财力，不断推高P，推高P的手段就是推高防疫成本C。
推高C需要采取或维持高强度防疫措施，这必然导致对社会的d2迅速上升。整个社会出现不堪重负的迹象。
而此时，D0必然下降，甚至趋向于0。此时，不论采取高强度防疫政策，或低强度防疫政策，防疫以后，仍然出现死亡和重症d1都不会太高，也会趋向于0。
这种情况下，专家自然倾向于采用宽口径的死亡和重症的统计数据。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使用死亡且感染口径统计死亡人数，不使用感染后直接死于感染疾病为口径统计死亡人数。显然，以前者为口径统计出来的D0远远高于以后者为口径统计出来的D0。
使用这样的统计口径，很容易使一种低毒性、症状不明显、高传播性的病原体相关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一种烈性、症状明显、低传播性的病原体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使大众产生错觉。一种低毒性，高传播性的病原体可能导致几乎个人都感染，却都没有明显症状，所有死者，无论是心脏病、高血压、脑梗、糖尿病或肿瘤，甚至车祸死者，都可能被检测出阳性。反之，一种高毒性的病原体，由于毒性剧烈、症状明显，只能传播到一部分人，导致的死亡人数反而可能远远不及前者。使用这样的统计口径，可以产生使本来是低毒性的病原体的D0远远高于高毒性的病原体的D0的结论，得出低毒性的病原体却更致命的结论。低毒性的病原体的流行可能被描述为世纪瘟疫，尽管其毒性必然远远不及高毒性的病原体。
使用这样的统计口径，有利于相关公司获得更高利润，专家获得更高经济利益，却很容易使社会经济循环进入崩溃状态。如前所述，这样的统计口径具有误导性，误判D0，使防疫政策需要因毒性下降而进行调整的时期，不但不降低防疫强度，反而维持甚至提高防疫强度。病原体毒性降低时期，被描述成疾病肆虐时期，不断追加的防疫成本C和由防疫引发的损失d2最终压垮经济基础。经济下行期，经济压力更大，以几何级数上升的防疫成本C和由防疫引发的损失d2压垮经济基础的速度更快。
从相关专家和公司的角度看，收入和利润增长是私人的，防疫成本C和由防疫引发的损失d2则由全社会承担，收益与损失并不对应，他们是为主观自然有动力做出错误的判断，夸大D0达到不断推高防疫成本的目的。但是对全社会来讲，这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是灾难。前面分析过，经济的剧烈下行，同样会导致全民预期寿命总量的缩减，甚至可能是剧烈缩减。
这时，需要有超脱利益的第三方对病原体传播导致的损失的极值进行准确评估。然而，这样的第三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流行病造成的伤害进行估计的，必然是熟悉生物和医学知识的专家。由于产学研融合，这些专家从求学时代，即与相关公司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许多学者甚至与相关公司之间存在旋转门关系，今天是学者，明天是相关公司的顾问。这种情况下，这些学者怎么可能做出超脱利益的评估？
即使公益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也是如此。按照财政学的公共选择理论，每一个公共机构，都会尽量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和更多的编制，而不是主动削减编制和预算，直至关门。即使联合国下属机构，也不能免俗。全球性疫情泛滥，自然有利于某些机构（包括并不限于相关公共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公益性组织）争取更多的瞩目和更多的经费。
于是，对防疫政策的判断就会陷入两难的困境：有足够知识储备，有能力做出科学判断的人，因为利益与损失不对等，倾向于做出高强度防疫的判断。损失与利益相对称的大多数人群，则缺少相应的专业知识背景。
前者可以轻易使用专业知识碾压后者，指责后者是反智主义。后者承担防疫成本C和损失d1，愤愤不平，无处发泄。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制订公共政策，也包括防疫政策。但是，政府也同样面临两难：以专业人士的建议为依据，则必然陷入防疫不断强化，财政无法支持C，经济无法承受d1的恶性结局。以民间呼声为依据，则缺乏专业人士为其调整防疫决策背书。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了防疫政策是否调整发生了如此之多的冲突，一些地区甚至演化为街头示威。
在西方政治体制下，少数精英可以操纵舆论，影响多数人的行为选择，但是不能完全否定多数人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政客考虑到大选的因素，不能完全依据相关公司的政治献金和学者的建议作出决策，多数人的意志即使反智，也完全可能成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于是，这种看似反智的行为，其实可以避免公共政策在巨额利润的操纵下，偏离客观情况太远。
本文不想过多分析西方政治体制，回到判断病原体流行导致的损失的D0的极值问题。
正常情况下，有几点可以参考。
第一，病原体的发现是在诊疗过程中，还是在筛查过程中，是判断病原体毒性的重要参考标准。如果病原体集中爆发，毒性强烈，那么大多数感染者自然会选择去主动就医，或者，请医生出诊。
第二，对病原体流行趋势做出重要判断的专家学者的私人财产和主要社会利益关系应该公开。这些专家学者是专业领域的权威，他们的判断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不亚于高级官员，绝不是一般民众所能比拟的。既然官员财产可以公开，那么这些专家学者也应该公开。公务人员存在相关利益关系，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就应该主动声明并申请回避，避免以权谋私的嫌疑。这些专家学者也应该主动声明，申请回避。如果专家学者既不回避，又要对某种病原体流行发表意见，就请公开相应一段时期的财产及存在利益关系的公司，读者可以参考这些专家学者在防疫期间的财产变化，与他们存在主要利益关联关系的公司的利润变化，对他们的公正性做出自己的判断。
第三，对病原体的防疫过程的起止，应制定明确的标准。比如，各种病原体平均感染几人，死亡率多少，达到这个标准，即进入某种防疫状态。低于这个标准，则防疫自动降级。防疫强度应随病原体的毒性和传播性变化而变化，不能由专家学者们主观判断。制订这样的标准，应该经过多学科充分讨论，不仅仅考虑某种病原体导致的损失的极值，还应该分析防疫所需成本C和防疫引起损失d1。这种防疫手段，不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病原体，而是针对所有病原体，以免利益相关的专家学者和公司获得定向的好处。
第四，加强科普教育。比如，应该宣传对高变异性的病原体，毒性不稳定，难以制造稳定有效疫苗，不适合作为生物武器。防疫这样的病原体，需要随时调整防疫政策，无法严防死守。比如，对低变异性病原体，毒性稳定，可以制造稳定有效的疫苗，适合制作生物武器。防疫这样的病原体，对高毒性的要提高疫苗接种率，可以严防死守。对低毒性的，则要掌握有效的防疫知识，使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注意个人卫生、增强身体锻炼、提高自身免疫、熟悉专用药等防疫手段。比如，在人类发明显微镜以前，各种病原体已经存在，截至目前，人类彻底灭绝人类传染病只有天花，这要归功于天花病毒基因稳定，接种疫苗者可以终身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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