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正确认识资本的特性与发挥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

正确认识资本的特性与发挥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

作者：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对市场经济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冲击，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何从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来认识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更好地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有利方面，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深刻认识资本的作用、地位和历史趋势，防止社会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化。

关键词：资本特性；资本要素；约束和引导资本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新时代我党在经济建设上的重大成就上，“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市场秩序”，[1]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保护广大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举措。0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提出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同时，还“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已经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任务的新发展阶段，正确认识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成为理论认识和政策选择中必须厘清的重大问题。

一、资本的特性：资本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1．资本是什么？

　　显然，正确地认识资本的特性，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资本总是以各种具体的形态存在，是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存在着。不解释资本的本质，就不能区分资本和资本要素，从而也就无从谈起在什么意义上对资本设置红绿灯、进行监管以防止其野蛮生长，也就无从谈起在什么意义上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资本在生产中而不是在流通中产生。对于资本，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有一个对诺思著作的评价：“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出现关于stock①即资本的明确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不作为流通手段只作为资本的形式的货币的明确概念”[2]。马克思对诺思的认识所做出的正面的评价，源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在对待资本认识上的错误的纠正。“按照经济学家通常的理解，资本是以货币和商品形式存在的积累的，它像一切劳动条件（包括不花钱的自然力在内）一样，在劳动过程中，在使用价值的创造中，发挥生产性的作用，但他永远不会成为价值的源泉”。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作为一种关系，——从资本作为对雇佣劳动的强制力量，迫使雇佣劳动提供剩余劳动，或者促使劳动生产力去创造相对剩余价值这一点来说，——才生产价值”[3]71。显然，只有超越流通领域回到生产领域，才能真正地认识资本本身。“重农学派的功绩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从流通中而是从生产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所以它同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相反，必然以这样的生产部门为起点”。[3]22,23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193资本雇佣劳动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而雇佣劳动的生产即劳动力的消费则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劳动力的消费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只不过，雇佣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和剩余价值与劳动者本人无关。

　　货币和商品转化为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明确指出：“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如何实现这种转化呢？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种转化呢？这种情况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4]821,822

　　货币和商品取得资本形式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原有的统一〔我们不谈劳动者自身属于客体的劳动条件的奴隶关系〕有两种主要形式：亚洲村社（自然发生的共产主义）和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小家庭农业（与此相结合的是家庭工业）。这两种形式都是幼稚的形式，都同样不适合于把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不适合于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因此，劳动和所有权（后者应理解为对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破裂的最极端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同时会得到最有力的发展）就是资本的形式。原有的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5]304

　　资本不仅是历史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4]877,878“资本不是物，正像货币不是物一样。在资本中也像在货币中一样，人们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关系，或者说，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6]91

　　“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7]725“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7]724“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的关系，并不是自然关系，也不是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而是历史的关系，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印记。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再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只有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大量的产品才会采取商品的形式”。相反，而“资本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产生，而这一条件包含着一部世界史”[8]。

　　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是从剩余价值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来进行的。或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3]417所谓的“经济学规律”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

　　当资本还只是表现为它的元素形式即商品或货币的时候，资本家也只表现为商品或货币的占有者，这时的商品或货币还仅仅是可能性上是资本的商品、货币。当资本（或者说要由商品或货币转化生成的资本）进入到直接生产过程中，生产的使用价值目的就消失了，资本的最初的暂时的商品或货币形式就要实现交换价值必须用来创造更多的交换价值的目的，即“转化为一个等于原有价值额加上这个原有价值额的余额的货币额或价值额，转化为已知的货币量加上追加的货币，转化为既定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于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原预付价值的保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决定目的、驱动利益和最终结果，表现为使原有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那种东西”[6]58,59。“琼斯同其他经济学家（也许西斯蒙第除外）相比显得卓越之处，就在于他把资本的社会的形式规定性作为本质的东西强调出来，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之间的一切区别归结为这个形式规定性。资本的这个社会的形式规定性就是，劳动直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这个资本购买劳动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自行增殖，为了创造剩余价值（更高的交换价值），‘用来获取利润’”[5]305。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9]997。“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0]

2.资本的形态和特性是什么？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范畴和特殊形态。资本可以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货币、厂房、机器设备，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的资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马克思指出，只有严格意义上的资本，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或者说，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一个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而成为“自由的”雇佣工人。但是，这两个条件“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11]108或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4]198显然，资本的形成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最显著的标志，体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资本与雇佣工人的对抗，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而资本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并占有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尽管资本可以以多种形态表现出来，但作为社会财富的生产资料与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是不同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9]922这种所谓的不同社会性质，就是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决定了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12]121

　　资本的野蛮性和掠夺性。“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引用了《评论家季刊》的评述：“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4]871

　　“对工人本人来说，这种生产劳动像任何其他生产劳动一样，不过是再生产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手段；对于资本家来说，这种生产劳动则仅仅是赚钱的手段，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家对使用价值的性质和所使用的具体劳动的性质本身是完全无所谓的。”[6]132

　　资本要赚钱就要不停地循环，“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化的价值进行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12]121,122资本不断增殖的需要就会不断将攫取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即资本积累。这样的后果是，“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4]742

二、资本的历史作用及是否终结？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中，既批判了资本的野蛮性，揭示了其历史局限性，也根据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充分肯定了资本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做出过迄今为止的思想家们最高的评价：“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3]33。“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35,36。列宁也指出：“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起来的进步性。”[14]

1．关于资本的“三个有利于”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9]927,928

　　资本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于资本创造了剩余劳动。尽管这是一个令人不容易接受的结论，但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在矛盾不断否定中前进的。1850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对海因岑等小资产阶级学者的历史观做出批评：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因而完全“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15]。“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16]286。“只要工人创造财富，他就因而成为资本的力量；同样，劳动生产力的全部发挥也就是资本生产力的发挥。工人自身出卖的而又总是获得等价物补偿的东西，就是劳动能力本身，是一定的价值，它的量可能在一个较大或者较小的范围内波动，但是，按照概念来说总是可以归结为维持劳动能力本身即工人能够作为工人继续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17]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一种生产方式，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而发展的，并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就是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不过在这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9]997所以，资本创造了剩余劳动并且不断将剩余劳动按照更高的要求再生产出来，包括采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以及更多的科技手段，这在加大了对雇佣工人或工人阶级剥削的同时，又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仍然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马克思指出，由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导致的对资本和劳动需求的减少，就“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旧产业部门的价值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下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16]389

　　资本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在于资本建立了社会普遍交往的体系，产生了具有高度文明的无产阶级，并形成了社会的劳动能力。因为，“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变成总劳动过程的实际执行者的并不是单个工人，而是日益社会地结合起来的劳动能力；互相竞争的和构成为总生产机器的各种劳动能力，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参加商品形成的直接过程，或者在这里不如说参加产品形成的直接过程”[6]125。“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6]389,390

　　资本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孕育着不断增长的新社会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草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从分析一般商品货币关系，考察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提出了社会分期三形式学说。他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1]5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导致“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9]927,92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同时，其内在的矛盾也愈发激烈，这些矛盾包括：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机器的改进或技术的进步成为资本家维持自己统治的强制性命令，不断被解雇的工人变成了产生了产业后备军，而生产的无限扩张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周期性的危机不断爆发，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信用和股份公司使生产力的社会性质不断发展，“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9]495股份制度的发展成为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9]499最终，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解决，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8]565

2．终结资本的条件

　　终结资本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要还存在着雇佣劳动关系存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基础，资本就仍然能够发挥它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尽管这种文明作用就像用鲜花遮盖了血腥。所以，针对资本的“三个有利于”，马克思指出既不能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的根据，也不能认为由于资本冲破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就认为资本无所不能并克服了自身的缺陷。就如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做的同一性论证的分析一样。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但是价值增值过程是与劳动过程同时发生的，劳动力的买卖被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表现为单纯的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指出：“资本生产过程就其实际方面来考察——或者把它当做通过有用劳动用使用价值形成新使用价值的过程来考察——，它首先就是实际劳动过程。作为这样的劳动过程，它的各要素，它的概念上特定的各组成部分，是一般劳动过程，每个劳动过程的要素和组成部分，不管这种劳动过程发生在何种经济发展阶段上，发生在何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因为资本存在的实在形态或客观使用价值形态，资本的物质基体，必然是用来生产新产品的生产资料形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又因为在流通过程中，在商品形式中，也就是在作为商品占有者的资本家的占有中，这些使用价值在它们按其特有目的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以前就已经存在（在市场上）；也就是说，因为资本——就它表现为客观劳动条件来说——从其使用价值看是由生产资料，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工具，建筑物，机器等等构成的；由此人们就得出结论说，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可能的资本，而就它们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来说，又都是实际的资本；所以，撇开劳动过程的一切历史形式不谈，资本是人类劳动过程一般的必要要素，从而是某种永恒的和由人类劳动性质决定的东西。同样人们就得出结论说，因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所以劳动过程本身，一切社会形式下的劳动过程，必然就是资本的劳动过程。于是，资本就被看成这样一种物，它在生产过程中起着某种物的作用，起着它作为物应有的作用。”[6]63,64对于这种企图通过抽去一切生产过程的特有差别来抹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的同一性的证明方式，马克思讽刺道：“这种幻想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或证明资本是人类生产本身不朽的自然要素的非常方便的方法。”[6]83因为用这种方式，“不仅没有能按照预定的目的证明资本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且正好相反，连资本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必然性也被否定了，因为断言资本无非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或者断言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天生就是资本，理所当然地与下述答案相对立：人需要资本，而不是资本家，换句话说，资本不外是为了欺骗群众而发明的名称。”[6]84

　　所以，“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6]391

　　资本的伟大历史方面是创造了剩余劳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剩余劳动产品的增加，“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就像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如果说一方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另一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16]286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873,874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74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深刻地指出，即使探索到了一个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揭示和充分认识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可以使我们主动作为，消除其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和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限制，“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4]10。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如何约束和引导资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9月29日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依据。”这个“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并存。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19]。这个新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如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将各种积极因素汇聚成实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磅礴力量，在深刻认识资本特性和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重视和发挥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弊端，就成为新发展阶段必须正视和高度重视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化生产的文明作用也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我们重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但是不能夸大这个作用，不能用资本历史上的进步性来掩盖其野蛮性和掠夺性，更不能用这种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为依据，在中国搞资本主义。

　　首先，必须区分资本和资本要素，加大对资本要素的投入力度。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明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对立。但是，资本在其具体形态上，它表现为生产过程的要素，表现为具体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对重农学派贡献的理解：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分析，从本质上来说是重农学派的功绩。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重农学派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把工具、原料等这些物质存在形式“在它们是劳动过程本身的要素的形式上把它们当作资本来理解”，“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3]15。也就是说，重农学派阐明了各种要素参与生产的物质规律，但是却未能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支配着物质规律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就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资本（尽管以货币或商品或土地等等具体形式存在）通过交换劳动形成的社会关系支配着一切生产和再生产。“雇佣劳动或者说雇佣劳动制度（工资是劳动的价格）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必要的社会劳动形式，同样，资本，自乘的价值，也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形式，劳动的对象条件必须具有这种形式，才能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17]127。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4]677要充分发挥资本要素的潜力，给予资本要素在投入、运营、产出、收益保护等各方面的可靠保障，通过完善法律体系、打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清亲政商关系。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加大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主动性，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在此基础上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断改善我国生产要素治理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

　　其次，必须将自身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成果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马克思晚年在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中，提出了东方社会国家“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20]而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8]464所以，我们应该充分用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不断加大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在不断学习中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再次，必须加大对全体劳动者的保护。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7]655。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必须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实施保护。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1]。解放和保护生产力，就要使广大劳动者从压迫剥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法得到应有的保护，“血汗工厂”“996”、恶意欠薪等行为必须坚决打击杜绝。“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4]272因此，如果没有广大劳动者获得了满足自身，不断提高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就不会有“国民劳动的力量真正得到显著发展”[5]301,302，那么资本所有者也就不能实现资本积累，也就无法进行增加利润的扩大再生产。

　　第四，必须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有效监管和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主义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22]。这就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要健全立法、严格执法监管。同时，也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健康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发展。希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23]。

　　1953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制发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说：“为了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督促和教育资本家使其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接受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政策。”[24]我国早在1956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在谈到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指出，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时指出：“第一，有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在讲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25]。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由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到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不可能设想没有复杂的斗争，但是可以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用和平的斗争方式来达到目的。”[26]这些对待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今天仍然闪烁着我们党的治理智慧，对于在新时代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仍然可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注释

　　① Stock这个英文词直译为储备、基金、资金，意即资本。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6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0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91-39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人民出版社，2016：636．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0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09．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5．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北京：求是，2021（9）：．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0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79．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8．

　　[22]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Ｊ]．北京：求是，2022（10）：．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67-268．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1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24．

　　[25]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40-141．

　　[26]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2．

作者简介

　　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