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葛兰西还是马基雅维利》一文中间，阿尔都塞透过讨论马基雅维利和葛兰西，回顾了自己对于国家机器的“两分法”认识。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去讨论马基雅维利的思考，并批评了葛兰西忽视经济基础这个“最后的决定因素”，他的批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工人阶级的觉悟需要联系的经济基础内部的状况来展开，而只讨论国家机器特别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部分，相当于避开厨房就在厅堂里摆上一桌好菜，这个虽然讨喜，但阿尔都塞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战略还是得回到剥削现场去——最好在厨房讨论和完成。
阿尔都塞的批评，需要回到抽象批判（马克思开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具体批判（列宁和毛泽东强调的、对具体的统治阶级展开斗争中间的领导权关切）相互关系方面，去展开和具体分析。
一、难以讲述的政治现实主义——需要透过访问马基雅维利去思考政治现实主义？
首先，政治现实主义是一个近代以来的强大传统，思考革命当然只能够从这个基础上出发。但是，基于政治作为激烈博弈场域的特性，现实主义原则一经说出，就会丧失“道义地位”——被对手逮住狠批，所以，讲述政治现实主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人们往往不得不回到前人和古人的思考，在与之对话的过程中间，讲述部分真相。
霍布斯强调利维坦的必要性，目的是避免“人对人象狼”那样一种丛林状态，这是基于功能分析的辩护路径——政治强权超越所有人之上，将会降低所有人的安全或者防护成本。识别出一种消极利益及其公共性，这显然也是一种政治现实主义，前提或者假设是自愿的合作与秩序，不可能达成，或者即便是一时达成也难于持久，最终还得是走向利维坦。
在中国，传统儒家对于王道给予无保留的褒扬，对于霸道则给予俯视和反感，但是，最终还是历史性的请出来秦始皇这样的利维坦，才最后实现“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此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状况，才得以避免。尔后二千多年，有关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霸道代替王道到底是历史进步还是倒退，始终没有形成共识。直到1970年代，毛教员还赠诗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毛后时代，史学界鲜有讨论这一类“大”问题的，当然，也就弱化了历史研究的政治认识功能。
马基雅维利谈到君主要能够象狮子和狐狸，狐狸的诡计或者伪装能力，在现实政治中间担负有很重要的功能。为什么政治目标和意图，不能够公开全面地讲述，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自己的答案。《史记·滑稽列传》中间，西门豹说过“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这是精英们的自我期许——似乎只有他们那样的领导者才有远见和整体视野；而马列则反过来讲述一个道理，统治阶级总是倾向于把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伪装为普遍利益。这样，某种程度的保密或者伪装，就属于绝对必须的了，透过诡计和伪装进行统治，象狐狸那样行事，有了绝对的必要性。统治者不能够如其所是地时时都公开其意图，这当然属于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部分，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
国家机器的存在及其运作，都是现实主义的，如何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展开适当的批判策略和战略，就需要仔细地权衡。
二、阿尔都塞如何界定葛兰西的缺陷
在阿尔都塞看来，葛兰西的欠缺很明显，他脱离了经济基础去讨论工人阶级的解放战略，这样，就很自然地发现马基雅维利的可继承性——全面地讨论国家，特别是国家的霸权（领导权）。
阿尔都塞的批评，没有区分理论或者认识的马克思阶段（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和列宁阶段（以领导权考察为主），如果对此稍加区分，前者可以命名为抽象批判（对于所有统治者及其统治进行批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方法），后者可以称之为具体批判（针对一个具体统治阶级及其构成展开政治或军事斗争，以领导权问题为核心），就不见得是那么公正了。实际上，在人们的认知和体验方面，如果判定资本主义必然走到了其灭亡时刻，此时，反而是走出了马克思阶段，进入了列宁阶段，讨论面对一个具体的统治阶级如何展开有效的批判，就更为迫切和重要了。
如果抽象批判和具体批判，具有完全的内在统一和策略方面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个问题就自然得到解决。反过来，如果抽象批判与具体批判之间，缺乏内在一致性和决定性的一一对应关系，如何处理相互关系，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相互关系问题在中国革命中间，才发展到了很迫切的程度，因为中国革命需要在农村根据地进行全面的群众动员与再组织工作，相关认识的错误，必定会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必须要率先加以解决：到底是以具体批判（重建和颠覆领导权问题是核心关切）统御抽象批判，还是反过来以抽象批判的粗略分析，去为具体批判指出策略和路径？从认识方法而言，这其实就是毛泽东与王明教条宗派争论的核心问题所在。
毛泽东把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问题，放置在最中心的位置上，统摄其他方面的观察和思考，这样，抽象批判或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引入和应用，主要针对分析社会各个阶层的革命潜能及其态度，寻找各种关键的代表性群体及其革命潜能存量，服务于领导权建设的“革命潜能识别”需要——依靠谁、联合谁、中立谁然后一起去反对谁——在核心的领导权建设之外，他最后发现：统一战线内部的远近关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结论，只具有正相关关系——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一一对应关系。
三、展开具体批判的战略与策略问题
在这里，在左翼思想系列内部，列宁对于考茨基的批判，强调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中心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界限。在列宁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面上，则是资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个阿尔都塞有着创新性的理解——区分为物质性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功能上部分对应着葛兰西强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在葛兰西设想的阵地战中间，如果真的能够颠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同时就争取到了被统治阶级的普遍觉醒与觉悟的部分条件，那么，经济基础的本质及其意识形态掩体就会被充分拆解而赤裸裸地呈现出来。而依据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间提出的看法，形成新的理性认识起点，要从感性认识起步——这个并非从纯粹的社会关系内部对立和阶级利益的对抗性得到的“客观境况”认识，换言之，不再是从物对人的统治关系分析入手，去提炼问题和给出答案，更为合适的基础反而是——人们对于“客观境况”的“主观体验”这样一个“感性”的转化结果，而理性认识当然在于提升和系统化人们的感性体验。
在展开具体批判或者革命的政治斗争之时，阿尔都塞强调的最后的决定因素，即便是不刻意地加以提及，也会全面地渗透到革命阵线划分及其博弈策略互动过程中间来。有人强调“现实中和一切”，革命进程中间群众的组织和普遍觉醒，都是在既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内部完成组织与动员的。毛泽东强调的群众路线和从实际出发，在每一个阶段和每一项重大事务中间，生产关系内部的对立和阶级结构的作用，都会以根据地内部“赤白对立”的经验形式，映照出经济基础与其相应的阶级结构的作用。
换言之，在展开具体批判事业之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会随时参加具体的博弈过程，并在其中顽强地体现自己，对于革命的领导群体而言，依据实际展开选择恰当的对策和策略就可以了，无需时时回访对于基础的分析和相关理论积累——此时基础在博弈中间的自我呈现比理论更为丰富、具体和完满，刻意地寻找理论可能反而会扭曲对于实际的认知过程。
正是在抽象批判与具体批判关系上，区分了列宁和考茨基的对立，出现了王明那样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政治现实主义态度与领导权关切。到了1980年代，邓小平拒绝周扬等人提出的异化和人道主义路径，选定于光远等人提出的“唯生产力论”方案，塑造出“补课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去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据以批判毛泽东的“超越历史阶段”，做出这样的选择也不是偶然的，都是在抽象批判和具体批判的相互关系上，做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在新时期讲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间，就不再讨论抽象批判与具体批判的相互关系，而是强调和突出地域和民族特点去界定“具体性”。
时至今日，相关的认识方法，还在源源不断地催生着纯左派，他们用抽象批判的粗略分析得到“唯一正确的彻底革命策略”之后就强硬要求别人跟他对表，对一个具体的统治阶级采取彻底的不妥协批判态度，为此他们格外喜欢阶级利益对立的国家概念，同时却不关注旧领导权起作用的状况与效果，更不关注新的领导权建设路径，似乎，他们创造了一种真理教——从抽象批判出发就选定了一切然后决定性地无视领导权问题，所有问题最后的解决，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真理性认识的市场推销与接受状况。在这里，阿尔都塞在相当程度上走出去了——他不同意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东西，仅仅承认要在战斗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对于葛兰西的批评，就涉及到了一些更深层问题。
四、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如何对抗资产阶级专政成就新的领导权？
上述内容，都局限于“有根据地”的情况，而在没有根据地的西方国家，其意识形态领导权还相对稳固，那么，工人阶级的觉悟事业，到底是在厅堂里讨论有效，还是回到厨房讨论有效，这个问题可能还一时解决不了。大体而言，葛兰西确实是在厅堂内讨论问题的——这可能属于特殊状况——他被关在监狱里就只能够对预想中的读者和听众预备素材，这个思考状况本身就是“在厅堂内”；至于在“厨房内”会遭遇到什么，葛兰西在都灵汽车厂组织工厂委员会期间有亲历，这两个场所的讲话效果乃至相互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也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
如果在实践上，有大批知识分子觉悟过来选择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应该就算是打赢了阵地战，如果再由厅堂返回厨房，可能会在实践上创造新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在二战之后的西方曾经处于顶点，因为亲历二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西方整个知识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怀有“二心”的比例不低，但终于还是未能结合劳动阶级的力量，去推进新制度建设，为此，相当多的人还公开抱怨过“工人贵族”不革命。
1946年，西方的统治阶级“积极主动地”发起冷战——以整肃外部敌人的内部同情者名义，配合麦卡锡运动那样的法西斯铁腕手段，毛泽东当时就对记者指出——在压服中间地带之前美国还谈不到进攻苏联，各种喧嚣的反苏宣传目的是进攻“美国人民”；结果，果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美国学界塑造出新的主流“克里姆林学”，从前在西方学界声名狼藉的哈耶克于1974年还标志性地获得了诺奖，他自己也为此感动的老泪纵横，这就近乎终结了战后早期西方“二心者”过多的局面。局势到了1970年代就开始了反转，此前，确属最接近于葛兰西指望的“打赢阵地战”目标，但并没有成就任何事业，后续的发展是倒退着回到了“历史终结论”——算是一种对旧意识形态领导权无比稳固的期许。
法国的萨特虽然讨厌苏联，认为有大批流放人员的国家，不能够自称为社会主义，但他本人始终也说不出资本主义的好话；他在与法共领导人的接触中间，也发现彼此无法交流和交心——法共领导人对他讲述的内容永远不超过法共决议和党报社论，这样的状况，其实属于厅堂与厨房的分立——如果不是对立的话。
在根据地内部，能够“简便地”展开排他性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造就新的专政条件。土共对于群众的动员和组织过程是一体的，有觉悟的翻身群众，自觉自愿地自下而上地支持根据地基层政权，使得这个政权组织具有了低成本和高执行力特征，走出了晚清民国时期国家建设“内卷化”的局面，由此，革命队伍得到农村根据地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支持，由此壮大起来并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目标。
一句话，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头脑与身体的分离问题是一大关键——如果有机知识分子的产生及其结合劳动者的路径始终不够通畅，相关抽象批判与具体批判关系的争论，似乎就难于在纸面上解决。在资产阶级专政很稳固的前提下——相当于是处在别人家的根据地里面，抽象批判好像总是完不成任务——劳动者及其潜在同盟军的普遍觉悟条件总是达不到（即便是打赢阵地战，其战果也始终受到局限），而具体批判事业很容易被人随时中断——无法有序推进和积累组织资源（例如一有成绩，工会积极分子随时可能被开除而与其熟悉的群众分开），新的政治领导权建设就总是处于极低水平，说到底，这是一个革命实践中间才能够找到解决路径的问题。
五、如何在旧制度范围内开始领导权建设——毛教员的经验
在1960年代早期的中苏论战期间，法共和意共追随赫鲁晓夫，狠批中共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姿态。在这些人看来，联合与斗争都是单一和绝对的，联合时期就不应该讲斗争，反过来就只有斗争不能够说团结，要不然就是投降，恰好，此种绝对化的批判思路，与王明的选择相近。
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之下的独立自主”，在这个方面的政见分歧，也十分具体地涉及到：如何在旧制度范围内，实现团结大多数并形成领导权核心及其对外围的统一战线问题。纯左派的不妥协批判姿态，除了不关注领导权问题之外，也与缺乏这样的辩证批判视野有关。
而共产党在华北根据地，在处理与开明绅士的关系上——这是在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同时，保障佃权的政治意义所在；以及在三次反共高潮前后，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搞彻底的“文攻”，但“武卫”则局限于“有理有节有利”；都是此种辩证批判方法的具体应用——在联合过程中间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在斗争中间实现求团结目标。
此外，“把统一战线划到敌人的脚跟前”，这是要把团结的最远边界，划到了统治阶级的最极端部分之外——当时排除在外的只有“国民党顽固派”，一些积极搞摩擦的军队有时候也视之为“友军”；这个选择，只具有因应具体时代条件的策略价值，还是具有抽象的认识价值——在一切类似的情境中间都应该加以援用？相关问题很多，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展开。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阿尔都塞《葛兰西还是马基雅维利？》一文摘录
“马基雅维利……展示了意识形态是所有国家权力的构成性部分且是所有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并以宗教的形式完成，这都是为了建立最好的共识，”“肯定力量（军队）的‘时刻’高于国家的‘霸权’。”
“葛兰西从未怀疑过武力可能会奏效，且富饶的，非常适合在产生霸权效应的战略中取代（通过军队中的合并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葛兰西从不怀疑兽性可能是“武力”以外的东西（狮子）：也就是说，即诡计，狐狸，是比“人”（它代表了对道德美德和善的认可）聪明得要多的一种独特的动物，因为它的原因完全在于伪装的能力。但葛兰西不明白佯装与国家是同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君主的政治策略有关，而它的最重要的效果是生产同质的，假象的效果首先是为了人民的消费而产生君主的代表或“形象”，没有君主就没有国家权力；因为要存在，这种权力必须得到人民的承认，只有承认自己在其中，才能承认国家权力——准确地说，就是承认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形象”，即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在这种形象下是无可争辩的。”
“马基雅维利就回应了葛兰西关于什么使“霸权机器”运行原因的沉默。以其回应了葛兰西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黯然无语，考虑其的主要功能与政治功能。因此，马基雅维利不仅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而且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要行使其霸权，就必须承认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机性，从而承认霸权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基础〕的，仅仅以霸权效应来界定霸权是不够的（这仅是一个同义词），因为霸权是不可能的，更确切地说，必须由它的“发动机”（motor）来定义的，即与国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马基雅维利把我们带上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样一个概念的轨道上来，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国家的运作作为一个整体方面以及意识形态的政治、物质地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当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时，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开始了具体的研究，从而得出了一个可能的意识形态理论。”
“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力是生产性的。”“事实上，马基雅维里认为国家权力的双重能力就像“野兽”一样，一方面是通过狮子的形象，另一方面是通过狐狸的形象,这在理论上是最重要的。”“不，君主不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一个具有自然或理性的个体。君主是一个实例系统，缺乏将实现其客观功能的综合的主观统一性。既然君主没有这个实例系统的战略利用，没有它们的战略动员，它就什么都不是，我们不妨说君主是一个政治策略，因此，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因为他所做的只是在他的战略中代表了生产性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国家的斗争战略，而封建国家必须被摧毁并被新的国家所取代。”
“不是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他的关键问题，但是，恰恰相反，而是意大利历史和意大利人民。提出的策略（我们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的策略和君主的策略一样重要）必须得到大众的接受，他们必须在其中认识到自己。因此，这一战略本身必须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产生这些共识和信念的效果，以便使大众团结起来，形成一种思想，即团结在一个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君主周围，只是他必须实现这一战略，才能成为这个君主。”“一种霸权必须在新的国家形成之前产生：这一战略理念的霸权。它必须在新国家出现之前，争取到群众的支持，否则，新国家就不能成立。”“简而言之，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他消除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每一个痕迹：霸权（或某种类型的霸权）必须事先实现，君主才能成为可能。”“事实上，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政治家，马基雅维利非常真实地接受了这种矛盾。他用唯一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他是一个政治家一样，他只依赖真实。他的解决办法是制定一个君主的策略，因此，表现得像人—狮子—狐狸（man-lion-fox）的生物。”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由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君主的官方形象+宗教+军队合并的影响）来调节，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假装”，根本不是出于恶意或邪恶，而是因为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强加给每个人的是法律，马基雅维利有意识地选择占据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地方。他“选择”不假装。”“因为我们不能责怪马基雅维利的工作（œuvre），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作品建立在一个巨大的空白（基础设施、生产关系、再生产等等）之上。然而，葛兰西……在其基础上，也有同样巨大的空白，……一旦他遗漏了（足以产生）这个巨大的空白，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它决定了他所讨论的一切——“他的‘公民社会’、‘霸权机器’、‘两个时刻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两冲程’引擎）、‘他的‘阶级专政’，政治和每一个阶级斗争策略，葛兰西可以告诉我们他喜欢的任何东西。”“这些都是虚空中的诸多组合和猜测。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基础；否则，它就是无效的。”
“最重要的是，他抛弃了“最后的决定因素”，捏造了整个个人制度，以便为工人运动提出一个“替代”战略？”“葛兰西有这样一点：事情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看到它们就可以理解它们。不需要去厨房，去剥削现场，在那里准备菜肴。正如有人所说，或者说可以这样做：一个人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做成精致的东西，甚至是业余爱好者的一种策略——但不是工人运动的策略。”
【阿尔都塞：葛兰西还是马基雅维利？（1978年） zfllosa 译自《怎么办？》文集，网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althusser/mia-chinese-althusser-1978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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