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包括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未来的斗争既会艰苦卓绝，又会波澜壮阔。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这说明，“为什么能”“为什么好”和“为什么行”这三者并不是并列关系，“为什么行”在这三者之间具有特殊的统领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得出的这一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重大判断和结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正因如此，如何完整、全面、准确地理解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就具有同等的战略意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
《决议》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极为艰巨、极具挑战性的努力”。
我们党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包括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
当然，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需要侧重强调不同的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坚持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就是坚持矛盾的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就是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否则，既不是真正的坚持，亦不是真正的发展。
在党的理论建设中，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1959年~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都多次谈到老祖宗不能忘，但首先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他们所谈老祖宗的内涵。他们所谈的老祖宗，是指我们党理论、思想、政治上的老祖宗，即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而绝不是指血缘、血脉关系上各宗各系的老祖宗，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子、老庄、佛学等，更不是西方的文化和文明。
当然，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即广义上的老祖宗和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我们必须学习、借鉴和批判地继承，但这些在本质上都不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组成。1962年2月，毛泽东说：“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1966年11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说：“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世界真正革命的共产党的共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毫不动摇。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是把这些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不了解、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特别是要理解其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浅尝辄止”。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附带问题需要探讨一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提法哪个更准确。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年谱》的注释，上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改的，在1938年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或中国化？就是毛泽东后来经常使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统一”。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
1962年12月3日，毛泽东会见巴西客人，当客人说到毛泽东的著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时，毛泽东回答：“我们是这样提法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恐怕在拉丁美洲，在巴西，也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自已国家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又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没再强调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
笔者建议，不要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为好。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往往会使人误认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已经完全成熟，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老祖宗”已经没有什么关系，这就可能无意识地、不自觉地淡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或基本原理这一基础性部分。
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坚持教条主义。早在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说过：“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
1957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时还说：“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仅仅是空喊几句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或是教条主义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甚至想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为自己谋求私利、为小集团攫取特殊利益的敲门砖，这不仅不起什么正面作用，而且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往往是因为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运用后出现问题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造成的必然结果。所以，绝不能把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不了现有问题甚至发生重大问题责任的板子打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身上，而应实事求是地认识到是我们自己没有理解运用好的缘故。
在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与习近平又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要勇于发展，勇于创新。1958年7月，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但是各国具体情况不同，马列主义者要善于独立思考来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在1959年~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在有机地高度统一起来，就是如1961年1月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高度辩证统一的。我们所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个别具体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绝不会过时，即使共产主义实现之后，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等同样也不会过时。
发展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因地也应因时因势不同而灵活运用。要勇于得出新的结论，并创造出新的理论，以指导新的实践。
当然，发展的前提是坚持，真正的坚持也必然寓于发展之中。在新的实践中坚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的结果必然是发展。坚持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坚持的结果。坚持与发展是高度有机统一的，如同手心与手背不能分离。如果把坚持同发展分割开来，或片面、单纯强调一个方面，都会有失偏颇。
习近平总书记说：“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一般来说，只强调坚持而不谈发展，就容易产生教条主义；只强调发展而不谈坚持，就容易产生实用主义。教条主义与实用主义同样有害。
要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对内教育、对外宣传和外交表态等各种关系。对象和场合不同，有时有些话语表达会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理论彻底了，才能说服人、掌握人。不能形成几套本质不同的话语体系并相互矛盾。在外交和国际场合，我们也应适时并采用适当方式理直气壮地讲解我们所要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绝对不能消极回避。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明确要求：“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放宽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1962年1月30日，在中国经济处于比较困难之时，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习近平同志是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小组的组长。在报告起草过程中，他力主把“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写入全会报告。在这个“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和“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里，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担负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特殊使命。
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未来的斗争既会艰苦卓绝，又会波澜壮阔。
我们深知，任何正确理论的诞生，都不是在敲锣打鼓中轻松实现的，而是在十分激烈的斗争甚至是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才能呱呱坠地。在当今中国，只要全党上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新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完全有条件创新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实现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宏伟遗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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