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杯水主义”，由著名小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家柯伦泰夫人，在1923年提出于其小说《三代人的爱》。柯伦泰夫人借主人公热妮娅提出：性与爱是分离的。他们把爱情仅仅归结为性欲的满足，认为性欲的满足仿佛就是爱情的全部内容，就像饮水止渴一样简单平常。[1]人不能没有性，就像渴了不能不喝一杯水一样（“—杯水主义”）。[2]
1920年，列宁与蔡特金谈到男女关系时说道：“我认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是反社会的。[3]”在关于两性情感与革命事业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列宁进一步说道：“我不信任那些把个人的风流事件同政治混淆起来的妇女在斗争中的可靠和耐性。也不信任那些追在女人裙子后面并把每个年轻妇女迷住的男子。不，不，那是同革命格格不入的。[4]”
导师列宁的这些评价，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杯水主义”的总态度，也是本文的主要观点：既反对旧时的、剥削阶级式的“禁欲主义”和性别压迫，也要反对资产阶级式的“器官主义”、“肉欲主义”、“杯水主义”。
如果读者朋友们需要的仅仅是面对该问题的一个基本态度，那么本文已经结束了。下文将展开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具体分析。如有不同意见，欢迎理论斗争。真理越辩越明！
一、背景：柯伦泰与俄国革命
“杯水主义”的创造者，柯伦泰夫人，是当前世界公认的妇女解放的先锋。她的革命生涯同俄国革命紧密联系。
柯伦泰生于1872年，比列宁小2岁，比斯大林大6岁。柯伦泰夫人的家庭是不幸的，据说其父母之间颇有复杂的情感纠纷。这为她寻求“激烈的”妇女解放培育了先天的家庭背景。柯伦泰在青年时期有多位恋人，可他们的关系都不长久。柯伦泰夫人与她的伴侣总是充满矛盾：或者性格不合，或者政治理想不合，或者家庭伦理观念不合。在阶级斗争的大变革时代，这并不奇怪。
（柯伦泰夫人）
在革命的斗争中，柯伦泰逐渐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转变为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并加入孟什维克。并在俄国的革命斗争中，逐渐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观念，最终加入布尔什维克阵营。1916年，柯伦泰在其伴侣——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介绍下，第一次见到列宁。在二月革命爆发后，柯伦泰坚定支持列宁的“取消临时政府并代之以苏维埃”的口号，支持列宁的四月提纲。而当时列宁正处于少数派地位。柯伦泰夫人的这般政治远见，积极促成了俄国革命，是革命的功勋。十月份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投票中，柯伦泰继续支持列宁的武装起义策略。从此，柯伦泰夫人也成为十月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
十月革命结束后，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来。柯伦泰夫人担任社会福利人民委员，主持妇女解放运动。由此，柯伦泰夫人成为世界第一个女性部长，也是布尔什维克政府领袖中唯一的女性成员。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
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总是纠葛在一起，我们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裂中可以管中窥豹。大量的革命者本身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习性，尤其是众多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柯伦泰夫人在社会福利人民委员任上就经常有官僚主义般的指令主义行为，其中以“母亲宫”一事可见一斑。此事与“稻上飞”在50年代修建河南机场一事异曲同工。柯伦泰本人虽然同属布尔什维克高层，但其相对“开放”的情感生活并不能得到同志们的认可。虽然这并非政治立场和路线上的争论，其个人生活或许无伤大雅。但这毕竟导致柯伦泰与其他同志们的关系有些微妙。
1918年，围绕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柯伦泰反对了列宁的主张。随后，柯伦泰的丈夫、海军部长戴本柯，因违背党中央的军令而遭到撤职。随后，柯伦泰辞去委员一职。
1922年，柯伦泰参加了著名的“工人反对派”，反对民主集中制，从而遭到了列宁的激烈批判。在结束政治审查之后，柯伦泰夫人，这位所谓的女权主义先锋，为妇女解放和政治解放奋斗了二十几年的革命者，却发现她的丈夫——那位被撤职的原海军部长，曾经率领阿芙乐尔号向冬宫开炮的水兵——竟有了新的女友。柯伦泰伤心地与之分手。这真是讽刺至极！
在1922年，柯伦泰向斯大林请求了一份工作，被派往挪威作为驻外代表。从此开始了远离政治中心的外交生涯。
1923年，柯伦泰写作了名著《三代人的爱》，书中描述了祖孙女三代女性的不同情感生活。其中代表柯伦泰的寄托是小说中的孙女热尼娅。热尼娅作为“激进的革命者”（柯伦泰眼中的革命者，事实上是小资产阶级式的革命者）既与母亲的同居男友廖勃柯夫发生性关系，而且与其他同志也保持着同样性关系。当她怀孕了以后，她甚至不知道孩子是继父的还是其他革命同志的。“她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遵从了身体的需要。”[5]这样惊人的故事情节，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出现在革命者柯伦泰夫人的小说中。柯伦泰的“杯水主义”出台。柯伦泰在小资产阶级的、虚幻的妇女解放道路上越走越远。西方资产阶级辩护士们抓住柯伦泰的事迹和小说作品做文章，展开对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共产公妻”一说风靡各地。连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逐渐与之划清界限。
列宁去世，斯大林主政后，苏联对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大力的批评和整治。柯伦泰被批评为“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也不足为奇了。
1952年，柯伦泰夫人逝世。
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在“革命斗争”和“妇女解放”这两个问题上，柯伦泰夫人的表现颇有差距：由于柯伦泰夫人接受了列宁主义的革命斗争理念，她为俄国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由于她坚持着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解放理论，导致其在个人生活和妇女运动问题上却屡屡碰壁。柯伦泰夫人提出了“杯水主义”，主张性爱就像喝水一样自由且必要，强调同志之间没有禁忌的性爱。而当她自己的丈夫出轨时，面对她自己提出的理论，不知柯伦泰夫人作何感想。
二、杯水主义：小资产阶级式的反抗
“杯水主义”这一理论的提出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封建社会中，东方的三从四德、西方的禁欲主义等观念横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性剥削成为一种历史现象。男性拥有合法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并进行公开的嫖娼活动，而女性则要求禁足闺房，恪守封建妇德。由之产生了阶级社会的三大婚姻状况：1.专偶制度；2.嫖娼制度（即剥削阶级的公妻制）；3.通奸现象（通奸在表面上看是一种偶然的道德败坏，实质上却是阶级社会的历史必然产物）。这三种两性关系在阶级社会横行，是妇女受压迫的极端体现。两性之间不以爱情为基础缔结婚姻，相反，以门第和等级为基础。包办婚姻是必然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夫妻之间所有的爱情，居然只是偶然的产物。绝对的道德束缚和父权制压力，却是支配规律。失去以爱情为基础的两性关系，婚姻不过成为一个遮羞布。男性在这块遮羞布下发展情人，公开嫖娼，甚至以之为雅；女性在这块遮羞布下秘密通奸，但不敢似男性嫖娼般的公开。甚至毋宁说，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只有发展情人和秘密通奸时，人们才能一览两性感情这一社会关系的妙处。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公开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逐渐被消灭，或者说在表面上被消灭。“找情人”的现象大大兴盛起来。尤其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一夜情、约炮、秘密嫖娼、乱交、滥交行为风靡拜金主义的社会，低俗的黄色信息泛滥于各个国家。追求肉体器官的刺激成为很多男女交往主要目标。现代婚姻制度变成了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买卖婚姻”，虽不似封建时代那般公开注重门第阀阅，但以货币和金钱关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婚姻也不遑多让。在一些上层人士中，夫妻双方甚至“各玩各的”，只是在利益关系中结成政治联盟，婚姻，只扮演了桥梁的作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乘无产阶级革命的东风，小资产阶级式的反抗运动也活跃起来。它表现为“杯水主义”。
柯伦泰夫人认为，性与爱是分离的。爱是一种社会关系，而性则是单纯的生理欲望。柯伦泰夫人认为“恋爱是非有工夫不可的，” “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已经用在了革命工作中”，哪有时间恋爱。[6]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柯伦泰夫人提出了著名的“杯水主义”：人不能没有性，就像渴了不能不喝一杯水一样。因此，杯水主义也被称作“一杯水主义”。从中可以看到，柯伦泰夫人对小说情节的安排是建立在“革命的权宜之计”这一逻辑之上。而“杯水主义”则突破了“权宜之计”的基本认识，将这一暂时的情况上升到了永久的情况。
在1927年，柯伦泰的书成为禁书，然而柯伦泰的这一小资产阶级思想并未立即在苏联禁绝。1928年，柯伦泰的“杯水主义”传至中国，受到一时追捧。1925年陈碧兰在参加苏联的一场革命家恋爱观座谈会上，人们对该问题的探讨颇具代表意义。该会主旨是将“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摒弃“恋爱至上”观念。其中，陈独秀之子陈乔年曾发表言论称：革命家的精力、时间有限，“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加上工作流动性强，“工作在哪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哪里解决，同喝一杯水抽一支香烟一样”[7]。更有言论进一步提到“性生活的基础应该从经济制度下脱离开，应该从个人的狭窄范围内脱离开，应该扫除资产阶级所遗存的痕迹，我们应该无产阶级地建立起集团化的性生活。[8]”1928年，柯伦泰夫人的作品在《新女性》上刊载；1929年后，多部柯伦泰夫人的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左联等纷纷参与，一时间颇有影响。柯伦泰的思想也成为国民党污蔑共产党宣传“共产公妻”谣言的一个抓手。
柯伦泰的小说本身没有典型的文学价值，其情节枯燥，叙述方式有模式化的问题，核心意义是借小说的方式宣传她对女权主义的认识，因此常被批评为“概念化倾向严重”。[9]但她的女权思想却广为传播，不仅革命者积极参与讨论，统治阶级的家眷们也乐此不疲。而统治阶级们关注的并不是柯伦泰夫人有关女性解放的想法，而是那些堂而皇之地描述放纵肉体欲望的情节。小资产阶级们看到柯伦泰夫人对性欲望的开放式描写，好像得到了不得了的东西，用流氓般的猎奇眼光审视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产物，力图为自己的卑劣寻找一块新的遮羞布。
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杯水主义”这个词汇充满着比喻的色彩。而比喻往往带给对象以说服力。面对“一杯水主义”的这种比喻，列宁提出：“难道正常环境下的正常人会爬到街上去喝那里的脏水，或者从那沾有许多人的唇脂的脏杯子里喝水吗？” “最重要的还是社会的方面。喝水当然是个人的事情。可是恋爱牵涉到两个人的生活，并且会产生第三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这一情况使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社会的责任。” [10]
两性性行为是以“两性性交关系”为载体的“两性社交关系”。两性性行为在表现形式上是似乎只是性器官的物理摩擦，但本质上却是两性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二者体现出“形式”与“内容”、“表象”与“本质”的关系。
这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
柯伦泰夫人在小说中描述出了“革命工作”与“恋爱活动”的冲突，认为恋爱占据了革命者的大量时间，而性欲望又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前提下，释放性欲望似乎只能不以恋爱关系为前提，单纯以性欲望为性欲望。
这个说法在今天看来是极端可笑的。
首先，柯伦泰将“革命工作”与“个人恋爱活动”对立起来，这是正常的吗？难道革命必然和两性情感关系是对立的吗？柯伦泰认为，爱情只是卿卿我我，而革命则需要暴风骤雨，两者似乎不能兼容。但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与燕妮的事迹我想可以作为示例。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她出生于德国贵族家庭，养尊处优，不在话下。但是为了卡尔的爱情，燕妮等了整整7年，终于喜结连理。在婚后，马克思与燕妮的生活并未耽搁马克思的革命工作。拉法格曾写道：“在他（马克思）整个一生中，他的夫人是他最忠实的伴侣。……我敢肯定，那些受她那样朴实真挚和亲切招待的人们，没有一个会想到她们的女主人是阿盖尔公爵的女系后裔，她的哥哥曾经作过普鲁士国王的内政大臣。她抛开了这一切而跟随她的卡尔，即令是在最贫困的时候，她也从不懊悔。[11]”燕妮辅助马克思写作，帮助他整理素材，誊写文章。在马克思进行人类最伟大的理论创作中，燕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列宁与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情感更加坚贞，他们共同度过了俄国革命时的艰苦岁月。毛主席1923年创作诗词《贺新郎·别友》，词云：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毫无疑问，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都是将伴侣视作革命的一份子，将感情问题置于阶级斗争的事业之中，将两性关系置于组织问题之内。小资产阶级理想中卿卿我我的爱情观，将革命工作与两性伴侣关系对立起来了。
（马克思与燕妮）
其次，性爱二分是正常的吗？毫无疑问不是。“性爱二分”自古以来就是阶级社会中的常例，是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时产生的特殊现象。封建婚姻关系以等级门第为基础，资产阶级婚姻关系以财产为基础，夫妻之间的性交关系与其两性情感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也正是因此，纳妾制度、嫖娼现象、通奸现象、情人现象大行其道，夫妻的性交关系与两性之间的爱情总是分离的，这皆有其背后逻辑所在。无产阶级的两性关系必然建立在“爱性合一”的基础之上，两性的爱情关系——这一社会关系——必然是性交关系的基础和条件。黑格尔曾言道：“这种情况下，对方就只在我身上生活着，我也就只在对方身上生活着，双方在这个充实的统一体里，才实现各自的自为存在，双方把各自的整个灵魂和世界纳入到这种同一里[12]。”恩格斯说：“现代的性爱（即爱情，恩格斯此处使用”性爱“二字，实指爱情。时代不同，术语运用有一定区别），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13]”恩格斯曾对未来社会的两性关系有过展望：“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的爱，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14]” “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它社会权利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它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15]”因此，无产阶级的两性关系，必然是建立在真正的互爱基础之上的，以感情为基础。而性交关系，则是感情的继续。
再次，性行为难道只是单纯的、不受束缚的性行为吗？像吃饭喝水一样的行为吗？如果不把性行为解释为自慰行为，而解释为两性性行为的话，那显然不是。将两性性行为比作吃饭喝水简直荒谬！两性关系从来不是单纯的私人事务。“爱情不仅仅关系着个人的幸福，而且联系着对社会、集体的责任，是一种社会关系。[16]”马克思写道：“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7]”资产阶级常常以不受约束的性交关系来标榜自由解放，强调“性自由”，更将这一说法指称为“性解放”。资产阶级的淫佚和颓废主义常常附着在这一口号之下。在反对封建妇女压迫中，“性解放”就像“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一样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脱离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在今天寻求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仍然使用该口号，“用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无疑是资产阶级用来转移矛盾的一个利器。无产阶级是新兴的、朝气蓬勃的革命阶级，它不能被、也不会被资产阶级的“器官陶醉”思想所腐蚀。无产阶级不仅反对不受约束的性自由，而且欢迎对两性关系的制约。这不过这种制约不是封建的父权制伦理道德、不是资产阶级的金钱货币关系，而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性。无产阶级总是将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都置于阶级斗争的伟大事业中，两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同样如此。而放纵性交关系的泛滥，无异于将自觉性让位于自发性，将社会性让位于动物性，将爱情让位于兽情，将人变成动物。
最后，性交关系是爱情的全部吗？爱情是如此浅薄的吗？更不可能。柏拉图曾言：“对青年人来说，最伟大的莫过于真正的爱人和真实的爱情。门第、财富、名誉或其它任何东西，都不能像爱情那样使人感到生命的价值，使人发扬高尚的争胜心，并感到卑鄙行为的可耻。[18]”资产阶级自己堕落到追求单纯的、肤浅的肉体欲望中，将性器官的活塞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视为感情的全部，广泛地追求一夜情、约炮等等简单的性交行为，衍生出诸多肤浅的两性爱情观念。他们很少或者几乎不能体验到“两性爱情”这一特殊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状态，乃至认为性交关系就是一切，就是感情本身。殊不知两性情感联系的社会状态要远远大于简单的性交行为。“爱情是一种纯洁、高尚的感情，它应当是深厚的、诚挚的、值得珍贵的，同时也是严肃的感情。它不允许朝秦暮楚，也绝不像喝一杯水那样随便，那样简单和平常[19]。”爱情要求平等性，就要反对任意形式的性被压迫；爱情要求专一性、排他性，就必然要求反对滥交、乱交行为，保证感情的忠贞；爱情要求持久性，必然要求改造两性的双方，使双方都上升到自觉的、理性的状态上来。
四、评价
柯伦泰夫人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貌似激进的女性解放理论，这一理论在反对封建论理压制和资产阶级性剥削的历史背景下具有进步意义。柯伦泰夫人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式的女权运动的先锋。然而要认识到，柯伦泰夫人提出的“杯水主义”本身却是错误的，它明显的带着小资产阶级的习性，在妇女解放中进行表面的、肤浅的抗争。这是那个时代过犹不及、矫枉过正的政治体现。“杯水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和它本身的小资产阶级式错误，正是该问题的矛盾性、复杂性所在。
小资产阶级习性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常见吗？
常见！
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士来源于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从来都是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中成长；他们因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而走到无产阶级中来，逐渐成为革命的一份子；他们掌握着相当的理论知识，似乎成为革命队伍的理论权威。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此自居，似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启迪人，他们自以为凌驾于这些不识字的老百姓之上，带着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习性。
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中进行自我改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会意识到：不是自己改造劳动人民，大多数时候是劳动人民改造了自己。究竟是凌驾于劳动人民至上还是融入在劳动人民之中，这是一个区别。
列宁、斯大林、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等人与无产阶级的集体融入密切，他们身上常常表现出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所特有的坚定、刚强、朴实的品质，而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较长时间脱离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本身，融入程度较浅，他们身上表现出较多的小资产阶级习性，孟什维克则更多一些。中国亦是如此，深入群众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与群众交往密切，他们总能在革命的危机关头总结出正确的革命方向，而王明、博古、李立三、瞿秋白等人则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气息更浓厚，他们与无产者的队伍融合不够密切，带有不切实际的各色极端倾向。正因如此，列宁在革命过程中要展开“清党运动”，将不合格的人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团队，中共要召开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将错误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习气从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剔除出去。在这样的革命背景下，柯伦泰夫人以布尔什维克的形象表现出小资产阶级式的女性解放理论，并不足为奇。
（延安整风运动）
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女性解放理论同20世纪初产生的“经济主义”革命斗争理论如出一辙：
“经济主义”妄图绕开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直接进行经济福利上的斗争，希望以此直接获得无产阶级需要的物质福利，将政治斗争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
“杯水主义”妄图绕开两性之间复杂而又神圣的爱情关系，直接取得两性性交关系的器官刺激，并将获取爱情的维持放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一个是政治的肤浅现象，一个是两性关系的肤浅现象。
马克思说道：“真爱的道路是曲折的，爱情要经受长期考验。”无视这个现实，企图避开这个现实，获得肤浅的、简单的成果，是一切懦弱的小资产阶级的共同特征。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正常的、神圣的两性关系就是要在革命的战火中塑造起来。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洗礼，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两性关系。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学校，无产阶级在这个学校里学会如何掌握政权、如何改造社会、如何处理两性关系。
这就是唯物主义的要求。
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恋爱问题
参考文献：
[1] 汪应峯：《论爱情的双重属性》，载于《合肥工业大大学学报（文科版）》1986年第2期，第116页。
[2] 方维保：《柯伦泰夫人小说的译介与中国“红色罗曼蒂克”》，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45页。
[3] 蔡特金：《列宁印象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2版，第70页。
[4] 同上，第71页。
[5] 方维保：《柯伦泰夫人小说的译介与中国“红色罗曼蒂克”》，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45页。
[6] 李今：《 柯伦泰和苏联的性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5月26日。
[7] 石岩：《“共产公妻”谣言在中国的生成与早期流布》，载于《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第109页。
[8] 剑波：《新恋爱问题——论恋爱及其将来的转变》，《新女性》第3卷第12期(1928年12月)，第8-23页。
[9] 方维保：《柯伦泰夫人小说的译介与中国“红色罗曼蒂克”》，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46页。
[10] 蔡特金：《列宁印象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2版，第70页。
[11] 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0-81页。
[12] 黑格尔：《美学》第2卷第33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
[1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0-9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9页。
[16] 许柳旺：《学习列宁反对“杯水主义”的思想》，载于《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4期，第1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18] 柏拉图：《饮宴篇》，《西方名著提要》第34页。
[19] 许柳旺：《学习列宁反对“杯水主义”的思想》，载于《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4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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