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健康是个人生存的前提，平安是家庭幸福的前提，稳定和安全也是国家繁荣的前提。国家的安全与和平犹如空气与阳光，其存在时丝毫不觉，一旦失去才倍感重要和珍贵。虽然道理很简单，但认识到这点并不容易。很多人能够理解“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表象联系，却认识不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隐性因果。“颜色革命”恰好属于后者。因此，但凡有人提醒要警惕“颜色革命”，有人就马上出来斥之为是“阴谋论”，并自动从视野中屏蔽。幸运的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为“颜色革命”现出原形提供了难得的案例范本。
“颜色革命”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人们总是希望“化剑为犁”，但世界上的矛盾和冲突一天都没有停歇，西方大国从来没有放慢征服世界的步伐。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大国已经连续发动过多场地区战争，而除战争之外无所不用其极的混合战争，更是无处不在。这其中，以政权更替为目标的“颜色革命”，无疑是极具隐蔽性，同时危害性极强的混合战手段。
环顾世界，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无处不在，愈演愈烈。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天鹅绒革命”）到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从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到2005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乌克兰“二次颜色革命”，都是“颜色革命”的典型案例。还有一些国家发生过未遂的“颜色革命”，如2005年3月白俄罗斯“雪花革命”、2005年6月阿塞拜疆“橙色风暴”、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2007年缅甸“藏红花革命”、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等等。如果从冷战时代算起，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政权更替事件更是数不胜数。据统计，数十年来，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了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7起）。[1]另有统计表明，1946-2000年间，美国曾81次试图对45个国家的选举施加影响，借以实现政权更替。[2]“颜色革命”日渐成为威胁第三世界政权安全的最大动荡源。据统计，近三十年来，所谓“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权占政权垮台总数的90%以上。
西方大国如此热衷“颜色革命”，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它是西方大国实现霸权利益的有效工具。“颜色革命”的打击对象总是那些不肯听从号令、臣服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对其进行文化渗透，目的是通过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培养驯服的亲美精英，“重塑”当地社会政治秩序，将“人民革命”转型为“美国革命”。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其对外战略更加热衷于在非西方世界制造“可控混乱”，目的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的财富再分配。“颜色革命”就是西方大国制造“可控混乱”的绝佳方式。
其次，相比于发动战争，“颜色革命”主要通过间接手段实现政权更替，成本更低，收益更大。2004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政治资金。与伊拉克战争数万亿美元相比，这笔开支不及其万分之一。“颜色革命”经常使受到冲击的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使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这些充当“人体盾牌”的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经被政治操控），这些政府便会被西方国家孤立；政府不进行镇压，便可能被推翻。
第三，一些国内问题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提供温床和土壤。“苍蝇不叮无缝蛋”，西方大国热衷在发展中国家策动“颜色革命”，这些国家自身往往面临种种问题，如经济发展缓慢、政治制度失灵、意识形态迷茫、民族宗教矛盾凸显等。内因固然是导致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外部大国推波助澜，这些国家的矛盾和问题远不到政权更替的程度。
从最终效果看，“颜色革命”虽然名称好听，“颜色革命”组织者也有意将自己包装成争取民主人权、维护公民利益的“正义抗争”，甚至抗议活动和夺权过程也搞得像“嘉年华”运动，但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由外部策划、精心伪装的政变。激进的社会革命首先要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动员，共同反对占少数的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以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和进步（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改造）为目标，革命的最终受益者是多数劳动群众。“颜色革命”则恰恰相反，它主要依靠心怀不满的市民和学生，没有明确的政纲，只是满足于将当权者由令人痛恨的独裁者或执政党，替换为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领导人或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菲律宾、格鲁吉亚等就属于这种情况。[3]就此而言，“颜色革命”只是一场“水过地皮湿”的“假革命”，乃至“杀人不见血”的反革命。“颜色革命”是西方大国实现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惯用手段。它以更迭反西方政权为目标，进而使相关国家顺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在经济领域，经过“颜色革命”后的国家，经济变革方向无一例外地朝着自由化、私有化方向发展，依附于西方经济体系，结果是多数民众利益受损，而少数大资本（包括跨国垄断资本）则大获其益。为实现夺权目标，“颜色革命”的策划者总是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人为制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剧政府与民众对抗，给政府不断施压，最终颠覆政权，将对象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版图。事实证明，“颜色革命”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乃是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阿拉伯之春”：一场中东版“颜色革命”
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政治地震。从表面看，这场剧变完全起于内因，是阿拉伯民众自发的社会政治运动。事实正如《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所揭示的，这场剧变处处能看到西方插手的痕迹。
一方面，阿拉伯剧变受到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操控。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操作手法都是构思精巧、简单实用，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的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都是使用简单而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4]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数年前就已出现，包括：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联络方式、公开祈祷、讽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组织抗议、发表演讲、藐视警察权威、政治倾向模糊等。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借助网络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国家积极为抗议者提供技术帮助，由此使民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例如，为帮助中东国家的抗议者保持联络，同时避免被跟踪和抓捕，西方公司研发出一种可以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技术（洋葱路由技术，TheOnionRouter）。这种服务器可以为所有信息加密，用户可以通过它匿名上网。该项目由美国企业推出后，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目的就是让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在搞活动时，能躲避政府的审查和监视。[5]为确保突尼斯、埃及活动分子在断网情况下与外界保持联系，谷歌、推特迅速推出一款名为“Speak2Tweet”的服务。这项应用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后再传至因特网。[6]兰德公司还花费数年研发出被称为“蜂拥”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这些技术被用来协助通过互联网联接的大量年轻人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将研发“反审查”信息系统作为重要任务，并为该项目注资超过3000万美元。美国还在研发一款名为“暴动”的软件，其允许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Wi-Fi网络；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须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因此能躲过任何监测。[7]
可以说，正是借助网络技术的帮助，阿拉伯抗议民众才得以有效组织，并使“阿拉伯之春”的火种最终星火燎原。正如一位抗议者所说：“Facebook用来确定日程，Twitter用来协调行动，YouTube用来昭告天下。”[8]因此，“阿拉伯之春”也被称为“Facebook革命”、“Twitter起义”、“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
从最终效果看，这场剧变尽管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但其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亚于一场全面地区战争。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经济困顿是主要动因，而埃及“1.25革命”时，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但经过这场“革命”后，经济形势并未改善，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几年前，“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的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与此同时，中东剧变还在中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潜在矛盾竞相迸发，如教俗矛盾加剧、极端恐怖势力突起、大量民众沦为难民。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瞬间天堂，漫长地狱”，这就是“阿拉伯之春”留给中东民众的最终印象。如今的中东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可悲的是，在这场中东剧变中，那些街头抗议者实际上是替人火中取栗的角色。西方大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目的是服务于西方和跨国资本，必然以牺牲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为了打破现行权力秩序，“颜色革命”的策动者往往提出模棱两可的理念和主张。2011年中东剧变中，抗议者打出很多看似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抗议口号，如“受够了”、“是时候了”等等抗议口号，这些口号空洞无物，却颇具感染力和煽动性，很容易打动那些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抗议人数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给当权者造成极大心理压力，最终屈服下台。那些街头政治的狂热参与者，实际是“颜色革命”策划者的“炮灰”，看似一场带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实则是“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民粹运动，这是“阿拉伯之春”的悲剧性所在。
防范“颜色革命”，前提就是破除“阴谋论”迷思
大量事实表明，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一天，中国就始终面临“颜色革命”风险。当年毛泽东曾指出：“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从历史轨迹看，当代世界上发生“颜色革命”的地区，基本是按照“东欧—西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的轨迹蔓延。前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大国“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2019年的香港乱局明显有外部势力插手的痕迹，已经具有“颜色革命”的典型特征。
防范“颜色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有底线思维，要对外部危险保持足够警惕性，进而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对外部威胁保持警惕性，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只有幼稚天真者才会对潜在威胁毫无知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国家更应如此。在当前“颜色革命”无处不在的复杂环境下，提高警惕，保持敌情意识和底线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研究“颜色革命”问题，最难之处就是找证据。文化渗透本身就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长期性宣传的目标，就是通过大规模催眠诱导，创造某种特定倾向和弱点，以便在需要时加以利用。它就像水管渗水一样，让人很难清晰地察觉到，却能使金属管道逐渐腐蚀，直到顶不住外部压力。[9]这种宣传伎俩一旦被曝光，其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而文化渗透注定是个秘而不宣的战略。法拉戈在《智慧战》中写道，宣传战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求慎重地伪装好，不要暴露出是宣传，如果说出是宣传，就必然会失败。”[10]
策动“颜色革命”更是典型的“黑箱操作”。无论2011年“阿拉伯之春”，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颜色革命”，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将其不为人知的伎俩主动公诸天下。况且，政权更替事件一旦发生，便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后诸葛亮”没有任何价值。
而研究此类问题，恰恰需要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挖掘“内幕背后的内幕”。这使文化渗透研究需要“读无字之书，闻弦外之音”，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文化渗透并非无迹可寻，相反，它经常会“露出狐狸的尾巴”。如果说非得等到打开“黑箱”才算真相大白，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但由于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过程是可见的，因此由“前因”和“后果”，不难推测出“黑箱”里到底有些什么。评估是否存在文化渗透战略，同样可以从结果进行逆推。
美国中情局前局长杜勒斯提出的“中情局十诫”，就是西方实施文化渗透的基本法则。验证“中情局十诫”是否真实存在，除了等待档案解密，还可以看西方国家推行的是何种文化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否产生了现实危害。正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拼组局部真相碎片，同样能够还原出西方文化渗透战略的大体轮廓。
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未做好应对“颜色革命”的心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部环境有所改善，致使很多人误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诉求当成了时代特征，并由此放松敌情意识，乃至滋生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在知识精英中，“去革命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为流行时尚；普通民众更是“不无西东”，“跟着感觉走”。
在此背景下，很多人至今对西方大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日趋迫近的危险视而不见，“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危险暂时没发生，就当它不存在。但凡有人对西方大国的种种敌对举动做出预警，对发现的蛛丝马迹进行合理推测，统统被冠以“阴谋论”的恶名。
事实上，“阴谋论”本身就是西方大国刻意炮制的意识形态陷阱。他们将所有提醒人们对西方暗战手段保持警惕的意见和行动，统统斥之为“阴谋论”，并固化为不证自明的原理性观念。许多人为了避免被扣上“阴谋论者”的帽子，自动消解了从敌情意识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坠入了西方国家精心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就此而言，“阴谋论”是推动“颜色革命”的障眼法和理论帮凶。
对多数人来说，应对和防范“颜色革命”，仅靠正面教育还不够，反面教材往往更有教育意义。1991年苏联解体，已为中国防止类似悲剧提供了历史镜鉴。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又为我们防范“颜色革命”提供了新版教科书。《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堪为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标杆之作。该书由法国情报中心组织编著，书中披露了许多有关“阿拉伯之春”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许多报道来自现场目击者，信息量极大，冲击力很强。几年前，笔者有幸读到该书的翻译稿，读来触目惊心，事后细思恐极。时至今日，尽管“阿拉伯之春”已经快十年了，但书中内容并没有过时，因为类似场景在台湾“太阳花革命”、香港“雨伞革命”及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中一再上演。在当前中美博弈日趋激烈、新版“颜色革命”箭在弦上之际，这本书的出版对中国读者可谓恰逢其时。它就像唤醒沉睡者的响鼓重槌，使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去路。
注释：
[1] William Blum, Overthrowing Other People’s Governments: The Master List of U.S. “Regime Changes, Global Research, May 15, 2016
[2]Shane Dixon Kavanaugh, US Interfered in Elections of at Least 85 Countries Worldwide Since 1945, Global Research, July 29, 2017
[3]Jack Goldstone, Color revolu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l Arabiya News, 09 February 2011
[4]（法）埃里克·德纳塞等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369页。
[5] （法）埃里克·德纳塞等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6]（法）埃里克·德纳塞等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23-24页。
[7]（法）埃里克·德纳塞等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341页。
[8]Gihan Shahine, Facebook challenges for Egypt, Al-Ahram Weekly, Issue No.1311, 8 September, 2016
[9]Edward Curtin, The CIA Then and Now: Old Wine in New Bottles,Global Research, January 29, 2019
[10]［俄］布尼亚柯夫、科莫洛夫著，何宁译：《帝国主义心理战》，群众出版社，1961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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