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笔者曾就中美两军（两国）战略互信或猜疑问题进行相关采访，并刊发在时任记者的某时政杂志上。几年后，笔者意外发现有些军事网站转发此文，而一个政治论文网还将其收录其中——于是，萌发深入研究中美两军关系（实为两国关系）并撰写专著——2009年5月，我曾申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面试博士、研究方向就是中美关系（因复旦恰好当年师资原因停招面试博士）。
于是，在2016年，我开始准备撰写“中美两军 战略互信还是战略猜疑”，可是，虽然我做好了目录，但时间却一直安排不过来。到今天，此书的撰写已经部分失去意义，不过，我会将其中还有价值的部分，写入将要撰写的新书《崛起中华 迎接红色世纪！》（暂拟名）——此书专为爱国青年所作。
下面是原书目录：
中美两军战略猜疑还是战略互信
陶勇
序言（略）
第一章 中美之间的战争与和平
“中国主张以和为贵，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文谋事，必以武备。文为主，武为辅，先礼而后兵。美国移民文化，奉行丛林法则，崇尚实力，武力。一手挥舞大棒，一手胡萝卜，大棒为主，胡萝卜为辅。”
一、朝鲜战争之浴火争锋
二、冷战对峙之明枪暗箭
三、和平典范之昙花一现
四、新世纪之戒备防范
第二章 中美一直误读对方
“中国足球和世界足球强国的差距有多大，我想说中国对美国研究和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差距，也有这么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中美双方对彼此认知的差距和误区。由于中美两国在国家层面就误读对方，直接导致两国军队产生敌对情绪，进而互相猜疑、难以互信。
一、误读从何而来？彼此存在认知错位
二、美国对华了解很多，真正懂的却很少
三、中国对美了解不多，误解更大
四、双向交流，中国更需要补课
第三章 两军关系是中美斗争的抵押品
中美军事交流每次被打断基本上都是因为美国对台军售。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瓶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访问学者余万里把美方“遏制”中国的说法，换了一个词叫“对冲”：既有接触面，又有防范面，可能更多的是防范。
一、中美两军的差距
二、中美军事交流概览
三、对台军售是祸根
四、C型包围圈围堵中国
第四章建立战略互信
随着习近平主席访美，“为中美双边关系奠定良好基础”，中美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未来50年的发展确定方向”，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中美关系。
一、共赢的前提是互信
二、彼此的核心利益需要尊重
三、对话交流渠道保持畅通
四、国际机制应该建立
第五章中美或敌或友
每年的战略经济对话不是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博弈，而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三方的博弈，而好些时候是中美两国政府演戏给美国国会看。”余万里如是说。
一、美国视中国为敌人吗？
二、中国不该与美国为敌
三、中国不能与美国为敌
四、中国不惧与美国为敌
第六章 周边困扰知多少？
中国的领土争端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凡是跟中国接壤的国家,都在跟中国“讨”领土；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收回台湾和澎湖后，中国疆域稳定至今，但陆地和海洋边界的局部纠纷持续至今。
一、钓鱼岛之痛
二、中韩渔业纠纷
三、图们江口之困
四、中印边境遗患
五、中越海上冲突
六、南沙诸岛争议
七、中美海上博弈
第七章 谁是我们的敌人
在中美关系研究中，那种“是敌是友” 战略定位问题已经没有多大政策意义。如果不深入研究人民币汇率、互相投资、贸易摩擦、军事互信、危机管理、气候变化等影响中美关系的现实问题，战略问题无从谈起。
一、有假想敌的结果
二、没有假想敌的结果
三、中国该以谁为假想敌
第八章敢战能战才能止战
习近平主席在谈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关系时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一、善以美军为师
二、 保持常规威慑
三、锻造大国利器
四、实现科技强军
笔者曾把目录发给朋友广泛征集意见，他们大多表示认可。但有一特例，国防大学专事中美军事关系研究、成果颇丰的张芳教授提出不同意见，我虽然不是全部认可，但颇为珍惜她的真诚之言！
陶勇先生：
您好！您的提纲我已拜读，现将读后意见发给你，希望能有所帮助。
1.从题目上看，落脚点是中美两军关系，但从主题上来看，似乎所论又游离于两军关系之外。
2.对于中美认知程度，亦分群体，从总体上看，美国精英层比中国精英层更了解中国，中国普通民众比美国普通民众更了解美国。从提纲上来看如果统而论之恐失准确。
3.不同意第三章关于“两军关系是中美斗争抵押品”的说法，中美关系复杂曲折，如此一言以蔽之恐不妥。
4.第五章，中美之间究竟是谁视谁为敌人或者潜在敌人，这在美国的战略报告中是十分清楚的，绝非中国能主动选择的。
因你所选择的撰写体例不同于严肃的学术体例，从提纲上也未见得就能准确获悉你的主张，所提意见也仅是个人之见，未见正确，姑妄听之。
祝夏安！
张芳
2022年1月10日，哈佛最新研究报告发布，笔者读后颇为感慨，于是，转载出来。
哈佛最新研究报告: 美国军力的至上优势
北美_原乡人
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去年12月发表了两篇多年精心研究的详细报告。一篇是《中美军事大竞争》The Great military Rivalry: China vs the US，另一篇是《中美科技大竞争》The Great Tech Rivalry: China vs the US。两篇报告都大量引用了著名专家学者、军方高官的理论论述和具体的数据，应用了典型的Data-driven和Theory-driven方法, 将成为国际关系政治学和地缘战略政治研究领域的经典大作。
艾利森是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龙政府学教授，在哈佛大学任教50年。他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分析家，对中国、中美关系和决策有特殊兴趣。艾利森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 "创始院长"，他还一直担任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该中心被评为世界上 "第一大大学附属智囊团"。艾利森曾经作为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并获得国防部的最高文职奖--杰出公共服务国防勋章。他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国防部长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为从温伯格到马蒂斯的每一位部长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存在决定意识。艾利森的观点和理论以及他的研究文章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学术现象, 应该从美国的整个国际地缘战略和政治生态环境来考虑。艾利森在美国的学术界和智囊团排名非常高，比肩于前国务卿基辛格。他在2017所著《注定的战争：美国和中国能否摆脱修昔底德的陷阱？》,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著名观点已成了国内和国际畅销理论。他对现任国务卿布林肯, 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艾利森的很多观点和看法, 与美国现任三军联席会议总参谋长米利(Mark Milley), 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im Mattis)更是如出一辙，不知道是谁影响的谁。并且，他的研究报告中, 大量的详细引用了这些人的内部的讲话和论述。
同时，艾利森提到研究报告是为官方所做的, "在这份提交给新政府和国会的过渡报告中的任务, 只是报告美国和中国目前在关键竞争中的事实。我们希望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总结, 能够为政府和国会的战略审查提供信息--而不是结论"。以下报道显示，拜登政府今年将出台4部重要的战略性文件，包括新版《国防战略》、新版《印太地区战略》、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和新版《核态势审议报告》。艾利森的研究报告，将为这些战略性文件内容的理论、判断和决策，提供充分翔实客观可靠的信息和数据。
研究报告导言:
"美国军力的至上优势时代已经结束, 死了，埋了，消失了......, 除了在一些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分析家的心目中"(The era of U.S. military primacy is over: dead, buried, and gone — except in the minds of some political leaders and policy analysts who have not examined the hard facts)。
— Graham Allison
军事实力对国家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重大影响
艾利森整篇研究报告中, 只用了上面这一句文学的, 而非科学的警句，＂死了，埋了，消失了＂，使人感到触目惊心而有所警醒。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艾利森的目的就是想要事实和数据，唤醒那些依旧像鸵鸟一样的把脑袋埋在沙中的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分析家们。
直白的说就是一句话，美国对待任何的国家，如果没有绝对的军力优势就不要再想发动战争。
20世纪初, 美国罗斯福总统创造了＂拿着大棒说软话＂的名言，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大棒外交"政策一直受到美国后任的总统、地缘战略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青睐。当然，它的前提和基础就是: 美国的国力军力处在巅峰阶段而具有绝对的优势。一直到克林顿、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国防安全战略还是明确的界定: 美国可以、并且有把握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同时打赢两场半战争。但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尤其是20年的阿富汗战争之后的今天，美国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全世界的新的地缘战略政治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艾利森的报告专门打出以下这个副标题, "为什么这一切变化都来得那么快？"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拜登总统刚签署的2022年度7680军费开支中拨款71亿，专款专用在亚太威慑中国。可以算一下，美国在过去二十年(7300天)中，在阿富汗战争中花掉了20,000亿，平均每天花掉2.7个亿。而威慑中国71亿除以365天，每天才1900万，还不够一个航母战斗群一天的开销。而且, 根据美国国防部军费使用计划，威慑中国的71个亿中，一大部分用来建构夏威夷关岛美国的防御能力，也就是多层的雷达探测和导弹防御网。所以美国能够真正的在西太平洋、南海和台海花多少钱呢？总之,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不要只看到政客和政治家们怎么说? 说了什么? 而是要看他们做什么? 能够做什么？显然，事情的本质和结论就那么简单，经济实力最终决定的军事实力, 又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说硬话的能力和底气。
经过阿拉斯加和天津的较量，拜登政府发现，美国不能“站在实力地位”对中国说话，9月21日，拜登在第76届联大讲话称，“我们不是在寻求新的冷战，也不是在寻求将世界分割成水火不容的阵营”。11月7日，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以往对华政策的错误之一是认为通过美国，中国的体制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但这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11月16日, 美国总统拜登视频会晤习近平时的表态“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1月6日, 在参加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举办的线上活动时谈到中美关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表示，"美国不寻求在印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理解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作用，美国希望与中国共存"。谈到中美关系时，坎贝尔说，虽然美中交往日益被竞争所界定，但美国并不寻求“主导”地位。坎贝尔说：“我相信，美国最终寻求的是一种与中国共存的方式，同时对中国关键性、重要性的作用表示理解。”
为什么美国说话的语气语调越来越软, 越来越缓和了呢？很简单，艾利森的研究报告清楚的闸明了军事实力这个基本的事实。以下就是艾利森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翻译摘要。
研究报告主要内容摘要:
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中国在台湾岛周围进行了所谓的 "导弹试验"，以此来遏制台湾的独立行动，表明中国可以切断台湾的海洋生命线。作为回应，美国在台湾的邻近水域部署了两艘航空母舰，以显示其优势，迫使中国退缩。如果中国今天重复同样的导弹试验，美国极不可能像1996年那样作出反应。原因是，如果美国的航母离中国大陆那么近，它们现在会被发现, 可能会被中国的DF-21和DF-26导弹击沉。
在本世纪，以下是我们的三个主要发现:
第一， 美国军事优势的时代已经结束, 死了，埋了，消失了......, 除了在一些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分析家的心目中。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将军所言："美国的军事优势已经结束了"。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将军在其2018年国防战略中明确指出，"几十年来，美国在每一个作战领域都享有无可争议的或主导性的优势。在每一个作战领域都享有无可争议或占主导地位的优势。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候部署我们的部队，在我们想要的地方集结他们, 但那是在当时。马蒂斯警告说："今天，每个领域都是有争议的--空气、土地、海洋。因此，在过去20年中，美国被迫从基于首要地位和主导地位的战略退缩到威慑战略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foreced to retreat from a strategy based on primacy and dominance to one of deterrence)。
如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同事库尔特-坎贝尔在2019年承认，"美国必须接受以下事实: 鉴于中国武器的覆盖范围，军事优势将很难恢复,而应将重点放在阻止中国干扰其机动性和自由上和对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实际胁迫上。特朗普政府2018年国防战略的一位设计师更加简明的说法。"美国军事优势不受约束的时代已经结束。"
第二，虽然美国作为全球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 仍然独一无二--拥有无人能及的力量投射能力。50多个受集体防御安排约束的盟国，以及在几乎所有大陆上的基地网络, 遍布各大洲的基地网络。现在都是严重的军事对手，甚至是特定领域的同行。已经部署了一支由可生存的核力量组成的舰队。虽然中国的核武库要小得多，但北京还是部署了一支足以确保相互确保破坏（MAD）的可生存核力量。国防部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为 "大国竞争者"，这是因为它们现在都是 "大国竞争者", 是承认它们现在有能力剥夺美国在其边境和邻近海域的主导权。
第三，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在台湾或中国周边地区发生 "有限战争"，那么美国很可能会输，或者不得不在失败和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中国为了应对台湾的挑衅行为，或在狂妄自大的情况下发动军事攻击以控制台湾，那么在美国军队能够向该地区转移足够的军事资产之前，中国很可能就会成功, 如果美国试图以目前在该地区的（极其有限）部队来保卫台湾.
军事实力的魔鬼藏在数据和细节中
1. 美国的国防开支不再是中国的两倍。1996年，中国报告的国防预算是中国的1/30。到2020年中国宣布的国防开支是我们的1/4。经调整后包括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开支以及其他报道不足的项目，它接近美国支出的1/3。而以中情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是比较国家经济的最佳单一指标来衡量, 它超过了美国支出的1/2, 并且正在走向相近和超越美国。
此外，美国国防预算用于购买武器和建设部队以维持独特的全球存在，其中包括对几乎所有大陆的承诺。中国的国防预算则集中在本地，为东北地区的突发事件做准备。以下就是艾利森的插图和数据，显示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军费开支被维持全世界的地缘战略要点和热点而大大分散和瘫痪了。
2.美国的军费开支40%用于开工资和福利(五年前是38%, 现加上通货膨胀已经在40%以上)。美国军人每年平均花费10万美元，中国军人花费为2.8万美元。比较国防开支中最棘手的问题是人员费用。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2018年向国会作证时尖锐地指出，他在担任陆军参谋长。"经常不被考虑的是劳动力成本。而任何学习经济学101的人都知道, 劳动力成本是最大的生产因素......我们是世界上工资最高的军队。...... 中国的士兵成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的平均工资: 中国的成本是美国的1/4。美国国防部目前每个现役军人每年平均花费超过10万美元，包括工资、福利和对退休计划的贡献其他费用。相比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203.5万现役人员中的每一个人的预算平均为2.8万美元。
中国花更少的钱，买更多的东西。在比较国防预算时，不仅要考虑各家为项目支付的费用，而且要考虑各家以其价格获得的东西，这是至关重要的。在比较国防预算时，不仅要考虑每个国家为项目支付多少钱，还要考虑每个国家以其支付的价格获得什么东西。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比较国家支出的最佳单一指标是平价购买力(PPP)。正如《经济学人》在其 "巨无霸指数 "中生动地说明的那样, "在美国，消费者为1个巨无霸支付5.65美元，在北京得到1.5个巨无霸。同样，当解放军购买基地、舰艇或DF-21导弹时，也是如此。而且价格大大低于美国同等产品的成本。
中国的武器系统，尤其是中远程导弹成本比美国的武器系统便宜得多得多，也就是中国武器系统的性价比美国高的多。援引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的话，＂美国人花在航母上的每10,000美元，中国只需要花费1美元在他们的有效的反航母导弹上。＂
3.美国在地缘战略上的绝对劣势(The Tyranny of Distance)。美国沿海到中国10,000公里以上，夏威夷到中国沿海也在7000公里以上, 最近的关岛也有3000公里以上。航母和军舰军舰的速度赶到台海要四天以上, 最快的B2隐形轰炸机也要8小时以上。关岛虽较近但军事力量太少太有限，并且处在中国中远程导弹的饱和攻击之下。笫二，中国火箭军40个导弹旅，每个导弹旅六个营。每个营配备6到12台发射车。至少有4000枚以上的中程导弹, 可确保整个第一岛链1000公里之内没有任何舰队敢进来。
4.中国的A2/AD优势。今天中国的A2/AD包围圈包括距离中国大陆100英里的台湾和距离中国大陆400英里的日本琉球。然而，根据戴维森上将提交给国会的图表，到2025年，中国的A2/AD包围圈可能会延伸至第二岛链，包括美国的军事设施。中国拥有超过1250枚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间的地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而美国只有一种射程为70至300公里的常规地射弹道导弹，没有地射巡航导弹。20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测试和训练而发射的弹道导弹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最突出的是，解放军火箭军开发并测试了被称为 "航母杀手 "的DF-21和DF-26中程弹道导弹。被称为 "航母杀手 "的DF-21和DF-26中程弹道导弹，对美国最珍贵的力量投射平台构成了可信的威胁。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大量的常规制导导弹药储备为美国战略家所称的 "以射导弹为中心的战略 "提供了保障。投射导弹比空军便宜，比机载打击更容易进行齐射，比固定的空军基地更难猎杀。在冲突中，它们可以穿透美国的前沿防御系统，并削弱美国战斗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同时超越赶来的增援部队。正如兰德公司的主要分析员吉姆-多宾斯（Jim Dobbins）和兰德公司的其他研究人员所解释的那样，"中国海空防御系统的范围和能力不断扩大，使美国的前沿基地更加脆弱, 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的直接防御可能会更加昂贵"。
5.计算机模拟兵棋推演的美中战争游戏: 完美的失败记录(the United States has a nearly perfect record: We have lost almost every single time):过去十年的每次兵棋推演全部以失败告终。对军队的测试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战争游戏提供了下一个最佳指标。美中在合理的冲突情况下进行的战争游戏提供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当地力量平衡的行动画面。这些战争游戏中的大多数都是保密的，最重要的是最高度保密的。
然而，美国制度的一个特点是, 前官员在离开政府后有时会直言不讳。正如参议员麦凯恩的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参谋长布罗斯（Christian Brose）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过去十年，在美国针对中国的战争游戏中，美国的记录几乎是完美的: 我们几乎每次都输了。" 美国的战略家们被这个记分卡及其对行动的影响惊呆了。在总结最近的一系列战争游戏时, 前国防规划师David Ochmanek指出，当我们与中国作战时, "多年来蓝队一直处于震惊之中，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与中国的对抗中他们的处境有多么糟糕。" 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也发现，"每当我们进行演习时，当红军真的破坏我们的指挥和控制，我们就停止演习, 然后说，'好吧，我们重新开始'。"
这就是战争游戏一次又一次显示的情况。美军在作战平台和人员方面的损失很大。"我们失去了很多人，"奥赫曼克承认。"我们失去了大量的美国的前沿部署部队，包括冲绳和关岛的空军基地，水陆两栖部队，以及在美国的其他部队。美国前沿部署的部队，包括冲绳和关岛的空军基地、水面舰艇、非隐形飞机和其他暴露在战区附近的美国资产，遭受早期和持续的常规精确打击"。在布罗斯的总结中，他说："指挥和控制网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战斗中为美军管理关键信息流的指挥和控制网络将被电子攻击和粉碎。许多美军在战斗中会变成聋子、哑巴和瞎子。"美国军方最近有大量的作战经验，但其中大部分对准备迎接中国的竞争者并没有什么帮助。正如沃克解释说，"在过去的这些战役中，冲突开始时当地的力量平衡并不重要......一旦我们集结力量，就会把他们像蟑螂一样碾碎。但今天与中国的冲突就不同了"。正如布罗塞所总结的，一场关于争夺台湾的战争 "可能在几小时或几天内就会失败，即使美国美国计划花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进入战斗状态。"
结论: 我们该何去何从?
我们在这份提交给新政府和国会的过渡报告中的任务, 只是报告美国和中国目前在关键竞争中的事实。我们希望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总结, 能够为政府和国会的战略审查提供信息--而不是结论。政府和国会将在2022年做出的选择会对目前的轨迹产生重大影响。而那些有可能产生最大积极影响的决定是最难做出和执行的。例如，正如温尼菲尔德上将、前中情局代理局长迈克尔-莫雷尔和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外交事务》一文中解释说，"为什么美国战略会失败？我们所拥有的传统平台，军事部门的核心集团致力于此，并得到了国会小组委员会和行业游说者的支持。如果中国是未来几十年的决定性军事挑战, 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传统平台就不是国家所需要的。正如温尼菲尔德所说，美国军队处于一个 "非良性飞轮 "上......由对国会的强大激励机制（议员选区的资金）、对身份的衡量标准、以及对中国的支持来维持"。因此，军方往往 "只是更努力地做同样的事情，并要求更多的资源来追赶。
在目前的环境下，美国的政治动态助长了对中国的敌意。但正如美国国防部前军事和文职领导人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领导人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中国领导人比大多数美国政界人士更了解这些残酷的事实。美国政治阶层和政策界的大多数成员, 国会议员、政治领袖和思想领袖都没有跟上变化的步伐,继续保持对中国的了解。他们一直在继续重复那些在美国至上时期可能有意义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在今天却是危险的不现实的。正如一些退休的高级军官所指出的那样，对军事现实的无知一直是许多平民热衷于派遣美国军队的原因之一。
艾利森在在2017所著《注定的战争：美国和中国能否摆脱修昔底德的陷阱？》,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著名观点和理论。他指出在近代史上过去500年里，发生过16次大国的崛起，其中有12次在守成大国和崛起国之间发生了战争。也就是说只有四次，包括了美国的崛起挑战守成的英国，这是一次没有爆发战争巨大奇迹。
艾利森在写2017年写书时，其副标题一就是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理性务实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决策者意识到中美之间这种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同时，随着中国的进一步的崛起和军事力量的强大，美国绝对军事优势的逐渐丧失，这些重要的主客观因素合在一起，大大的减少了战争爆发的风险。比如，1月3日，美中英法俄五国联合签署的声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直接地反映了美国关于核军力的理念和心态的转变, 美国与中俄之间军力趋向平衡，世界大国关系多极化多元化的大趋势。
Reference:
艾利森自传 Graham Allison Biography:
艾利森是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龙政府学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50年。艾利森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分析家，对核武器、俄罗斯、中国和决策有特殊兴趣。艾利森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 "创始院长"，直到2017年，他一直担任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该中心被评为世界上 "第一大大学附属智囊团"。作为第一届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艾利森博士因 "重塑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关系以减少前苏联的核武库 "而获得国防部的最高文职奖--杰出公共服务国防勋章。
艾利森博士2017著作《注定的战争：美国和中国能否摆脱修昔底德的陷阱？》，是一本国内和国际畅销书。作为克林顿总统的助理国防部长和里根总统的国防部长特别顾问，他一直是国防部长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为从温伯格到马蒂斯的每一位部长服务。他唯一的殊荣是两次被授予杰出公共服务奖章，第一次是由温伯格部长授予，第二次是由比尔-佩里部长授予。他曾在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咨询委员会任职。
艾利森博士是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1996年和2000年）的组织者，三边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董事，并一直是公共委员会和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贝克-卡特勒能源部与俄罗斯的不扩散计划工作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知名人士委员会，以及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委员会。艾利森博士曾担任盖蒂石油公司、Natixis、Loomis Sayles、Hansberger、Taubman Centers, Inc.、Joule Unlimited和Belco Oil and Gas的董事，以及大通银行、化学银行、Hydro-Quebec和国际能源公司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艾利森博士在北卡州夏洛特出生和长大。他曾在戴维森学院、哈佛学院（历史学学士）、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士和硕士）以及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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