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历史虚无主义到处蔓延，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但其中必定有的一个重大原因是：主流党史叙事缺乏令人信服的权威性。
在这里，讳言官场机会主义，并策略性地把相关表现挂在毛教员名下，这样一个人为选择的起点，造成了后续党史国史写作中间难于超越的系统困境。这个困境是全面而系统的存在：不仅存在着史料短缺和推理逻辑上的难题，还无法在党史研究中间应用科层制和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积累。是一个人为选择的起点，决定了后续的全部困境。由此，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及其学养深厚的大批研究人员，至今受制于这个无法超越困境，无法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去确立起权威的党史国史叙事。
一、党史写作中间的“史料短缺”问题
历史虚无主义猖獗，与党史写作未能确立起应有的说服力，有很大关系。其中，史实甄别方面的缺陷不少，有些地方可能属于不了解，但有些就是受困于主题先行了。《周恩来传》中间，不少地方甚至引用1980年代才生产出来的“后生产史料”，去佐证1958年的事情，这个应该还不是学风不够严谨，而是直接受制于“史料短缺”的可怕困境。
这些后生产史料，当然不够严谨，但毫无疑问，特别合用，这才导致不得不优先应用。后生产史料中间，有的是“事实性”的——例如说毛教员在政治局会议上硬要凭空增加20亿元投资额度(P1227)，有些属文学渲染性质的——例如范若愚回忆说因为心理压力大导致周总理“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P1394)。这样的材料甄别手法和写史选材，照说应该参加作协去写小说，那肯定会大有前途的，而错位地选择这样“后生产史料”去建立主流的党史叙事，就太勉强了，其可信度是否能够经受住常识性的检验，就不无疑问了。
中央文献编撰的《周恩来传》用了不少“后生产史料”，这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例
上左这份材料，老田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完全不靠谱，属于典型的记忆误差，或者别的什么偏差。显然，中央文献自己也没有在档案馆查到相关会议记录，所以就只能够以一份20多年之后的口述回忆，勉强地用孤证去支持立论。
在胡乔木追忆的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毛教员刚刚听完43个工业部汇报、还于4月2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篇讲话的主旨是对一五计划决策权过度集中于中央进行纠偏，要求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放权，以发挥两个积极性。依据刘少奇秘书邓力群的回忆，这个思路后来被刘少奇概括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并写入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假如胡乔木没有记错的话，那就说明，毛泽东很热衷于从中央层次直接定投资盘子，而不是把相关权能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去掌握(这恰是 《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精神)，那么，同在1956年4月底这个时点，毛教员竟然表达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思路。
老田算是系统学习过新中国的经济史，对计划经济早期的投资决策程序并不陌生，第一眼看到这份材料，就觉得可信度近零。除了材料“后生产”方面的瑕疵之外，还可以在依据相关投资计划的决策程序，进行事后检验。胡乔木在20多年之后的回忆，其准确度完全依赖于头脑的记忆力，如果以曾经的宏观决策程序去检验，就可以完成相互校阅。
二、史实甄别与事后的决策程序检验
胡乔木记忆力多好，可以存而不论，显然他没有主管过经济，完全不了解计划经济下的投资决策程序，故他对可能的记忆误差缺乏自我校准，结果在程序方面完全对不上卯。关于投资决策程序这方面，阅读《薛暮桥回忆录》的相关内容发现：历年包括五年计划的投资，到底是怎么定盘子定项目的，他自己说计划投资数量主要取决于对未来年份的年产值和财政收入预估，数量厘定过程多由主管投资计划的负责官员(例如五人小组)的手下去搞的。政治局层次与这个确定投资数量程序，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完全不是孤证，在投资计划与相关预算编制方面，毛教员自己就对缺乏“决策参与机会”多次表达过不满，我们将在后文去检验这个对照性的说法。
带着这份怀疑，老田后来去北京特意找了国家计委的老专家刘日新教授，求证此事。刘教授1956年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国家计委工作，直到退休。据他介绍1950年代的决策程序是：1952年开始确定了项目审批方面的“两上一下”程序(地方议定项目投资意向和设计向上报批，分定额以上或以下规模在不同委部过审)，然后，在中央和国务院层次是以陈云为首的“五人小组”定盘子——谁上谁不上。他很肯定：不存在政治局事先决定投资数目这个程序，连一次都不曾听说过。据刘老回忆，毛教员非常不满意的事情是，因为定年度计划定项目、定投资方面的事情，往往是由下面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汇总之后，才会到达“五人小组”那里，五人小组的高官自己也对项目和盘子到底如何确定的，缺乏深入了解，无法事先就决策理由与毛教员等顺畅交换意见，所以，往往是一大本材料直接“送到会场”“强迫签字”。毛教员对此很不满意，几次批评之后，五人小组也未取得多少进步，后来陈云想到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在计委办一份刊物每期两三千字，发一份给毛教员。但这个“懒办法”，依然没有解决财经口主官，如何事先与中央决策层深入交换意见，从而在决策之先就实现实现思想交流的目标。
经过多次打招呼之后，不见任何改进，1958年元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教员再一次公开批评说：“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印刷，58-60卷】
1957年2月，邓子恢就三门峡水库建设事，给毛教员写报告，毛教员依然批给五人小组去处理。很显然，据毛教员所知的办事程序，彼时依然是由五人小组的大佬们，在处理相关事务。
三、毛教员批评意见的针对性到底在哪
新中国高层管理者中间，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象周总理那样格外勤政的又少，一些人似乎也不太喜欢动脑筋去钻研业务和新问题，按照周总理1956年的说法，他们多数时候是在“闭眼批公事”——在缺乏靠谱信息和知识的条件下盲目做各种审批。而各种投资与项目决策汇总，多是“二排议员”(秘书)处理完并汇总之后，陈云等人才过目和上送的，所以，他们的处境跟毛教员是一样的，也闹不清那一大堆材料和观点到底咋回事——为何要这样不是那样，对此他们自己也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与毛教员进行事先交心，倒不是刻意封锁毛教员，不让他与闻经济决策，而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依据在哪。差别在于：五人小组和财经口的大佬们，安于自己的不理解，也不想费心费力去学会理解，而毛教员则不满足于“不理解”，还很计较这个，所以就老是在大会小会“敲他们脑壳”。
这种工作状况，可能近乎今日的“治庸治懒”范畴，毛教员对此十分不满，有一次甚至威胁说：要是完全依赖二排议员的话，那就把二排议员扶正，叫他们来汇报工作。也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教员真的象小学教员那样，手把手地教导高官们如何写作文，专门制定出《工作方法六十条》教他们如何写材料，如何处理材料与观点的关系，如何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要求他们竭力避免短时间内给出一大堆材料和一大堆观点，说那样属于“强迫受训”和“强迫签字”，为达此目标，就要走出完全依赖秘书的“革命意志衰退”表现：
“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帅这些材料。……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接触本行业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业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晨突如其来的把完成品摆到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去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起来作。……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印刷，58-60卷】
很显然，姑且不论胡乔木记忆力何等超人，要在20多年之后准确复述某次会议的发言内容，难度是不小的。中央文献诸人，轻率地选择使用这样的材料，还以孤证立论，显属在中央档案馆找不到相关会议记录;也许还因为合用的证据特别稀缺，就只能够不得已而求其次，为此，各种证据甄别程序就只能够“选择性”地遗忘了。想必，文献研究室诸公，不会缺乏机会和条件，去求证计划经济早期投资决策程序到底咋样吧。
我们的资料条件远不如文献研究室，但在这同一个具体问题上，还能够找到程序校验之外的证据互校方案。除了胡乔木这个事后追忆之外，相关问题上，毛教员自己就留下了很多现场评论，两相对照之后，到底哪一方的说法靠谱，相信中央文献诸公也不乏判断力;很遗憾的是，这个方面的简单对照和校验，文献诸人也是“忘了做”。据老田在事后的对照判断，毛教员的评论意见才更吻合实际，毛教员1958年元月曾说过已经两年不看给人大的报告了，但不登报声明以免影响团结。这个可是有现场的会议记录留下的，比事后追忆要可靠的多。而且，校之以相关投资决策程序，以及决策层诸公的工作状况，都是毛教员的说法，比胡乔木的追忆更为可靠。
很显然，在相关决策程序上缺乏事先参与意见的机会，持续了很长时间，虽然经毛教员叠次批评，相关方面的改进基本上没有，到了1962年毛教员再次就同一个问题，发出了更严厉批评：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印刷，61-68卷】
基于毛教员的批评意见，我们可以如实地看到，新中国早期最高决策层的短板所在：文化水平低，经验少且业务不熟悉，似乎还存在着学习动力不足的“懒政”表现，对自己主管业务说不清楚，由此带来了决策层之间缺乏门槛水平的意见交换。在1962年的批评中间，还可以看到最高决策层中间，很多人缺乏尊重程序的起码自觉，对“黑暗风”“单干风”的激烈批评，实际上指代了那种严重的“非程序执政”和“胡乱作为”——几个领导人在执行环节(在西楼会议这样一个并无决策权能的工作会议上)直接推翻两个“总路线”决策。此后，中央集权程度超过了1958年放权之前，相当于直接推翻了1958年对下放权的“两条腿走路”总路线，而且，相当多的决策层公开言论还直接反对1953年决策的“一化三改”总路线。1962年这一次批评，之所以更为苛刻，主要原因就在于财经委重新集权过程，直接逆转了1958年的放权改革，还没有经过任何事先的对上与对下协商程序，想要咋办就直接办了，似乎共产党高层就没有存在过决策和议事程序似的。
总路线这样的重大决策，也不是不能够在事后针对现实变化而修订，但最起码要透过与决策层次等同的对上对下协商程序，尤其是不能够以工作会议上少数人意见或决定去随意推翻。因对于“非程序执政”和“胡乱作为”的指责，性质太过于严重，还直接涉及到常委和副总理多人，毛教员仅仅“指桑骂槐”地批评过内务部某司长，似乎，试图由此收到敲山震虎的效果，说那位司长大人在下面离开总路线这样的关键决策和政策胡乱讲话——“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印刷，61-68卷】
四、戒掉学术分析框架：把毛教员构建为官场机会主义唯一责任人带来的严重困境
与主流党史选择“对某些高官进行完美呈现”相反，1950年代共产党执政年头尚短，很多高官尚处于“学徒期”的经验不足阶段，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学会“当班长”以顺畅地完成科层制内部所必需的上下协商与交流，甚至还没有学会按程序执政(往往本能地就选择了程序越界，忽左忽右，大起大落)。此外，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官员个体利益与整体目标不一致，这是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空间，也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和范围的官场机会主义表现。
针对这些管理层短板，毛教员又恰好是党内高层唯一一个具有管理方法自觉的人，他不断地教育和批评这些现象。人为地把毛教员构建为极左源头和官场机会主义的责任人，毛教员就成为党史叙事中间唯一合法的批评对象，结果就需要透过贬低毛教员去抬高其批评对象(把有待成长的学徒工群体进行完美化拔高)，这个选择带来的潜在困境是：突出毛教员的错误和学徒工们的正确，此种扭曲的叙事对照，显然与管理技能提高的正确方向是背道而驰了，最后就如同党史书写所呈现的那样：直接把党史研究与一切管理学常识和既有的学术积累绝缘开来。
文革期间毛教员曾经试图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如果说那是一个极端的话，显然，彻底否定文革之后的党史写作，则未加反思地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对官场机会主义及其表现，完全讳疾忌医，试图以人为的选择去抹杀这一点。
据老田的粗浅考据工作发现：1958年除了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外，还有一个在徐水等地搞的“趁穷过渡到共产主义”典型试验，而所有的极左或者共产风表现，都是把未成功的“穷过渡”试验，以极其霸道的方法推广到全国带来的恶果，这个才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官场机会主义这个“黑暗面”。而中央文献和党史研究室的党史写作中间，则把“总路线”与“穷过渡”混淆起来，试图抹掉与“穷过渡”有关的官场机会主义表现，凭空构建出一个“合一”的解释体系，然后说所有的机会主义都是总路线带来的，然后再把这个挂在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账户下。正是在这样的人为构建中间，既存在着“事实短缺”的困境，还存在着推理逻辑的困境，两方面困境才导致严肃的《周恩来传》写作中间，缺乏起码的史料甄别，饥不择食地滥用史料不说，同时还“不得不”大事文学渲染手法——这是试图以文学解释去填补逻辑短板。
依据目前可资查证的靠谱文献，在1958-1960年期间，对于由“穷过渡”野蛮强推带来的机会主义及其恶果，决策层中间，有且仅有毛教员一个人没有责任，他还进行过公开的反对和批评。但是，在文革后的主流党史叙事中间，反而把这个是非彻底颠倒过来了，说毛教员本人要对1958年及其后的官场机会主义完全负责。因为这样的人为选择，才出现了党史写作中间有关的事实和逻辑的困境。【参阅老田旧文：《毛主席也有猪队友——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儿》】
我们无妨假定，经过归责于毛教员的“聪明”选择，以及事后选择性的事实发布，在事实和逻辑两方面都可以达成党史书写的“满意”状态。伴随而来的新问题是，就算如同主流党史定论所言毛教员本人极其不堪，是政权组织内部唯一的破坏性因素，那么一个直接问题随之而来：毛教员的极左或者破坏性，是如何透过政权组织传递出来并得到普遍执行的?这就与“穷过渡”试验及其野蛮推广过程带来“共产风”不同，这个野蛮推广过程有着执行链条上的完美证据链，虽则其完全没有通过正式的决策程序。
毕竟毛教员不是“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他的错误思想或者个人专断，即便是在决策层小圈子占据了优势，但离开了执行链条，也一样无法起作用并产生社会影响的。为了弥补这方面证据链的短板，党史写作中间根本不提党内高层有无正式的决策程序，更彻底遮蔽了执行链条中间的命令下达过程，把“决策与执行”程序两方面都统统含糊甚或遮蔽起来。这样一来，不要说共产党这种多级次多部门的庞大政权组织，就算是层级较少的多成员帮会或者公司，也不可能“毫无决策与执行规则”地顺畅运作的。就这样，官方主流党史叙事，透过人为构建的单独个人对整个官场机会主义表现负责的故事，相对含蓄地向人们推荐了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共产党如此庞大的政权组织，其实并没有正式合规的决策程序与执行程序，随时会因为高层小范围几个人的争论及其胜负，就产生重大决策，然后还不需要执行链条的中介，就能够直接带来全国性的恶果。
不得不说，这样的解释想要成立的话，就需要隐晦地构建出一个“上帝模型”来作为“虚拟中介”——这样毛教员才能够甩开共产党政权庞大的决策和执行链条，直接对整个科层制政权组织的全部环节乃至于全社会产生影响。毋庸说，“上帝模型”所推荐的那种想象力，与管理学常识是不可能兼容的，依据这样的想象力去构建历史叙事，就得戒掉或者较为彻底地遮蔽掉管理学常识和观察视野。
同时，还因为不承认官场机会主义的普遍存在，把这个解释为仅仅与毛教员个人的极左狂热相关，也就是说，要论证政权组织内部的官员机会主义表现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仅仅只与毛教员的某些政策选项相关)，这也需要戒掉与官场机会主义相关学术分析框架和既有的学术积累。就这样，分析共产党执政的历史，首先依赖于“上帝模型”去遮蔽掉共产党政权的决策与执行程序，然后共产党执政后形成庞大科层制组织及其内部相关权能分析，也需要戒掉相关科层制与机会主义方面的学术积累。毕竟，所有的学术努力，都是帮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海量史料中间，完成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分析过程，现在是人为构建的解释经不起此种检验，所以，就需要假装不知道世界上有学术积累这回事，直接把应用学术积累分析大规模科层组织的努力方向给“戒掉”了。就这样，我们看到：几十年来党史国史研究长期停留在低水平重复层次，相关研究还呈现出无限发散的开岔态势，既然无法收敛出共识来，也当然很难产生出令人信服的权威学术成果了。
五、主流党史写作的困境是全面的和难于克服的
在老田的口述史访谈中间，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对照：在1958年的历史现场，很多亲历者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首要印象是“两条腿走路”(对地方和企业放权、小土群和小洋群等);到了1980年代的宣传再现中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印象，就一变而成为“多快好省”和“高指标、浮夸风”。为了支持这个新的“大印象”，有一大批“后生产史料”被集中发布，也还存在着“故事新编”——例如把有关“反冒进”的争论直接附会解释为一个总体的决策过程。事后构建解释的巨大缺陷，依然存在且相当明显，有关“反冒进”的争论范围很小，即便可以视为一个“非程序”的重大决策，但并没有进入大范围执行链条，找不到被系统执行的完整证据链配套。
这个事后的构建，较为成功的地方，是把从1955年底开始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式决策诸环节，完全遮蔽和替换掉了，似乎毛教员三(四)次批评“反冒进”社论就定下来了，这就不言而喻地推荐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解释：共产党政权高层决定称之为总路线的重大决策时，竟然没有通过任何正式的协商或会议讨论表决，是毫无决策程序的重大决策!!!
但这样的叙述并不符合实际，据老田的口述史重建，参考文献资料得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决策过程，并不是在小范围内争论而轻率定下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的酝酿且经历过正式决策程序才得到确认的。主要的的决策环节和参与决策人员有：毛教员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1955年12月上旬)，政治局常委议定以此主题写作八大政治报告(周总理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上披露过此事，另见《刘少奇传》中央文献版)，毛教员《论十大关系》讲话(1956年4月底)，八大政治报告以及有关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周总理1956年在国务院进行两个半月的改革协商，周总理责成陈云起草三个体制改革与权力下放的决定(1956-1957年)并于1958年元月1日开始执行，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间刘少奇对“两条腿走路”总路线的正式而权威的概括(1958年5月)。
另据老田所做的考证，1958年被充分执行的，并不是这个总路线，而是另外一个未经正式决策程序且从未写入正式文件的“穷过渡”试验及其野蛮推广——舍此之外并不存在任何思想上的极左表现。主流党史叙事的缺陷，是不恰当地混淆了“总路线”与“穷过渡”两个独立事件，也由此在解释上陷入了混乱和困境。由此可知，“后生产史料”的诸种问题，也与解释与史料短缺的困境直接相关，发布相关材料的生产者，也许并非出于个体的败德选择，而是服务于整体的解释困境和需要，这恐怕得有点敬业精神的人才肯去干吧。
就这样，我们从对1958年的党史写作分析中间，就可以看到主流党史叙事的困境所在：事实短缺，逻辑推理不顺，最后为了做成毛教员一个人对机会主义负责的铁案，还需要戒掉有关管理学权能分析框架以及科层制的学术积累。这么写出来的党史，其权威性和说服力到底咋样，可以从历史虚无主义的猖獗，在反面检验出来。
老田并不是说写党史的人不行，应该如实地承认，在今日中国，论档案史料的熟悉程度，中央文献与党史研究室的人士肯定居首;而且，老田也确信，在那么多老资格的研究员中间，完全不缺乏学养高深和学风端正的人士，但是，在选定了把毛教员构建为官场机会主义唯一责任人的解释起点之后，后续的写作困境就“一次性”被全部决定下来了。从近30多年的表现看，这个被选定的起点，决定了一系列后续的叙事困境，至今体制内无人能够超越出去。
老田不知道，这种难堪的现状还要延续多久，想必，体制内也不缺乏有学术抱负和事业心的人士，也会同样期待这个可怕的困境，能够早点结束吧。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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