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对读葛兰西与毛教员：领导权到底咋回事，还那么重要？

　　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在领导都灵工人的工厂委员会斗争时未能取得成功，他后来反省失败原因，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以及现代君主和有机知识分子问题，这三者都与在工业和城市中间如何确立新的政治领导权直接相关。相比较而言，农村具有与城市不同的空间特点，在19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潮流中，广东和湖南农民大范围组织农会并顺势颠覆了乡村的各种观念权力，在乡村中间真正造成了革命性的变化和领导权易手，毛教员从这些经验出发展望中国革命的潜在可能与战略。

毛教员与葛兰西有关领导权实践及其“缺陷填补设计”方面的条件差异

　　对读毛教员的相关分析，与葛兰西对于城市革命失败的反思加以对照，也许可以提炼出表述革命的中心概念——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是什么、如何形成以及怎样起作用等等，由此入手，或能找到相对完整和系统的革命表述方式。

　　一、中国革命与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的最初实践

　　在葛兰西失败的地方，毛教员直接从广东和湖南农民运动实际上造成颠覆旧统治者领导权的“既成现实”入手，展望了新民主主义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领导权。任何领导权看来都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农民组织起来实现组织优势，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二是颠覆各种观念权力(毛教员自己的选词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两者共同构成一个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领导权)样式。

　　对照马克思有关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分析，可以看到：全面颠覆旧有的观念权力，直接与解除思想束缚实现普遍觉悟有关;而结合组织起来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组织优势之后，就形成了从事“武器批判”的物质性力量。

　　李放春教授在研究北方土改时，重新把“翻心”打捞出来，他还引用了晋西北农民的说法“刨树要刨根，翻身要翻心。”与“翻心”有关诸方面，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也是与翻身同样重要，这两者都内在于这个新的领导权，且与新的领导权互为因果，既是创造新的领导权的路径，也是新领导权存在和起作用的标志。

　　可归结为“心”的作用方面不少，除了有形的权力强制起作用之外，其余的影响力和隐性权力都与心有关。在传统中国农村中间，“心”的重要分析地位在于：有形的强制性权力很少出场，更多见的是无形的观念权力到处起到调节作用。美国学者杜赞奇在研究晚晴到民国年间国家政权下沉的失败时，定义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权力形式，他自认为是援引福柯的后现代权力观念进行分析的。但是，更为准确的说法是：解放前农村是标准的“前现代社会”，恰好是在这个社会中间“显性”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作用不够明显，不平等和权力的实现，多是透过“隐性”的影响力与“心理性”的接受机制完成的，这样的农村社会条件，才与福柯的弥漫性权力观念有更多的一致，正是在这里，与“翻心”相关的价值观、影响力与正当性标准变革，其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领导权对于革命而言，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物质性力量”，其作用并不逊于常规学术能够娴熟处理的国家政治力量。但直到目前为止，对领导权建设路径及其起作用方式的观察，依然是主流学术界的盲点所在。而不理解领导权问题在革命进程中间的中心性，及其对改变阶级力量对比的决定性作用，是毛教员与很多党内高层分歧的焦点，也是西方学者动不动指认毛教员身具“唯意志论”的所指内涵。

　　二、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建设路径及其对执行力的支撑作用

　　1917年毛教员在长沙上学期间，就开办过工人夜校;建党后，也派人以“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教员身份，进入安源工人中间开展工作的，1922年9月组织安源大罢工获得胜利。1923年春天，毛教员派遣刘东轩等人去赵恒锡的故乡衡山县组织农会，很快就取得了成绩，但不到半年就被镇压下去了。在此前后，借助湖南弱势军阀赵恒锡那部装门面的“省宪法”，毛教员在长沙组织了泥木工人大罢工等多个行业的大罢工，十次罢工成功了“九次半”;1925年毛教员携夫人回韶山，组织农民“雪耻会”(命名与五卅惨案后的抗议浪潮相关)，还借机夺取乡村教育的管理权，开办农民夜校培训农会干部，并成功地开展了“平粜阻禁”的斗争。1925年8月，赵恒锡派兵捉拿“过激党”，毛教员逃到了广州，又在那里结识了澎湃，并了解到海丰县的农民运动状况。

　　基于这一段经历和经验，毛教员1926年撰文，明确地认识到：农民的斗争与工人不同，工人组织起来斗争往往很难超越经济目标和短期利益，而农民的斗争一开始就是政治斗争——蕴含着领导权换手的目标和后果。葛兰西在都灵汽车厂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失败了，但广东和湖南农民运动在实现领导权换手方面，却很成功。【参阅附录一】

　　农民斗争深具政治性，其斗争后果往往体现为建设新的领导权，据以压倒旧统治者的领导权，这一点在农民运动很深入的海丰县，就表现得极其明显。个中原因在于：农村特殊的地理与空间条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没有退出的空间，不得不在一个具体的空间内长期相处和密切互动，斗争只要一开始其后果就具有长期性，短期目标的追求也自带长期后果。一句话，农村的革命和斗争，一开始就具有长期目标和政治性，领导权问题不管你是否明确意识到，其在一开始就成为直接斗争的鹄的。

　　从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经验看，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的确立，有这样四个主要的历史时刻和不同的政治历史场景：一是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其时组织农会并颠覆观念权力;二是华北根据地时期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以及“翻心”过程，三是土改的斗地主运动及其追问的“到底谁养活谁”，四是在城市私营工厂内部搞“民主改革”“反封建把头”斗争直到1952年“五反运动”结束，同时搭配宣传马克思主义常识。

　　这四个历史场景有内在的共同逻辑：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形成组织优势，同时颠覆旧有的观念权力;还往往还透过斗争会等方式，短期内就能够实现对旧人旧规则的强硬否定，同时完成对新人新规则的简单肯定。实现了村落或工厂里具体空间内的影响力易手之后，从前少数人控制和垄断的“私人领域”就实现了“公共化”——出现了群众广泛参与和支持的新权力重心以及旧日大佬影响力的边缘化，新的权力中心和规则，就替代了旧的一套。

　　农村根据地的领导权建设过程，其后形成的基层政权内部，填补影响力高位的，不见得是理论上的贫下中农或者无产者，斗倒了老地主并肃清其影响力之后，往往多是中农进行政治补位。毛教员在《兴国调查》中间就发现，中农支持革命除了解脱“相对贫困化”的好处之外，还获得了乡村的“话事权”——这个政治提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励因素。不惟如此，在华北根据地时期的村政选举，中农干部也一样占据四成以上，这中间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考虑：村民觉得中农家庭劳力多，能够承担得起当干部带来的误工损失(彼时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多数没有薪水，补贴都很少)，所以就优先选他们当干部。

　　毛教员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其中民主就是指透过领导权建设而实现“私人领域公共化”——这样一种实质民主方案，跟“豆选”之类的形式民主程序关系不密切;而集中则体现为走出内卷化之后，具有高执行力和低成本特点的基层政权组织的“权能”提升。

　　如果以物理学“势能转化为动能”进行类比的话，在几代革命导师的认识递进阶梯上，马克思较为具体地开展了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够兼容多数人利益的“势能分析”，剥削与压迫的制度条件及其阶级利益相互作用状况，最终会出现无产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的危机愈演愈烈的长期趋势，势能的逐步积累最终足以颠覆旧世界。列宁则站在马克思的肩上，展望对旧社会的武器批判过程，分析势能如何顺利地转化为动能的路径，人们经常谈到列宁的“输灌论”和“先锋队”，恰好是新型领导权的两大支撑点——群众的普遍觉悟与组织机制。在苏共早期，列宁还需要就新领导权有关的重要事项，与党内同志展开长期辩论;而毛教员则直接越过了这个认识障碍，直接进入“已有的领导权”内部，去寻找如何实现领导权对内对外作用的最大化路径。

　　这样来看的话，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新的领导权，对内的政治整合作用是明显的，也存在着全局性的翻转关系——压到了旧的领导权，可以据此开展“平粜阻禁”或者“减租减息”乃至于“分田分地”。同时，其对外起作用的尺度和方式，也是有讲究的，井冈山时期曾经发生的错误是“对中间阶级打击过大”，导致白军一来，大批中农也跟随地富反水，从这个教训出发，开始强调要团结中间阶级避免贫雇农成为“孤军”，与此同时还着重强调红军的军纪(“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避免行军作战期间侵犯民众与商家利益以确立红军形象和信任关系，这个方面的努力最后收敛为“统一战线”的系列政策和策略(如何争取和扩大盟友)，这个方向的思考，是把领导权及其领导作用扩展到盟友中间。在赣南闽西根据地严重的“赤白对立”中间，毛教员醒悟到不能够把地主富农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那样他们会拿枪上山变成“绿色游击队”进行绝命反抗，所以，在分田过程中间也需要分一份土地支持其维生，降低其反抗意志，所以“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是绝对错误的政策。这样，实践形态的领导权，就从组织自己开始，外推及于盟友和放下武器的敌人，达到了领导权作用范围与效果的最大化。

　　粗略地看，马克思确立了“势能存在及其递增”原理，预言了旧社会最后必然要垮台;而列宁则展望了劳动者觉悟与组织起来开展武器批判的条件，处理的是“势能如何顺利转化为动能”的路径问题;而毛教员则从农民组织农会业已确立的新领导权的现实出发，展望了“动能作用的最大化”方案。文革时期曾经提出过一个“三个里程碑”的说法，不过，从三代革命导师处理的“问题域”出发，三者确实不相重合，且逐次推进，但其无产阶级立场和革命导向则是完全一致的。

　　此种经过斗争而确立的新领导权，对内形成团结与稳固的核心力量，对外争取盟友和中间阶级，然后对对立阶级成员还要争取其反抗意志的最小化，这样，此种领导权自下而上建成之后，在局部的地理空间内就能够自行占据稳定的优势，除非被敌军优势军事力量直接暴力摧毁，否则这样的根据地政权就有能力自我维持和稳定运行。同时，领导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改变政治性的力量对比，还在其足以支撑行政能力的巨大提升，华北根据地乡村政权组织在向农民分摊革命战争成本和人力物力负担时，其动员能力远大于自上而下的单方向强制，借此走出了国民党的内卷化困境。

　　三、内在于生产关系的劳动群众领导权

　　是否能够建设新的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至关重要，而历史上的各种快速的胜利，都多少有点他所称的“消极革命”味道——领导权覆盖范围过小且自下而上的支持力度不足，这就不得不过多依赖于强制和命令施政，这不用说会遭遇到怀有敌意的民众，就算是不主动合作的民众过多，都会反作用于政权的演化过程，使其出现各种消极化趋势。

　　苏共快速获得胜利以及胜利后，大量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去变革社会，与中共在农村的长期斗争获胜的结果，其内涵就大为不同。中共进城之后，继续组织了深入城乡的有组织群众斗争——此即所谓“民主改革”运动，透过这样的安排，普遍地重建了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而新政权的执行力，就得到了这个群众领导权自下而上的加成，才得以顺畅施政。

　　而苏共包括列宁时期，则经常受困于执行力不足的苦恼，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设计，多少体现了单纯依靠自上而下强制命令执政的困境。后来斯大林强调“干部决定一切和技术决定一切”，也是受同一个困境局限下的“半截子思考”;而赫鲁晓夫时代就毫不犹豫地宣传“五个一”(“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搞赤裸裸的物质刺激和个人利益诱导，同时搭配着强化与垄断管理权的“改革”。苏共的状况，因为一开始就没有搞切实的劳动群众领导权建设，结果形成“路径依赖”——后来就一边倒地依赖少数人去强制多数人多干活，在这种贫乏想象力中间，始终无法看清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地位与作用。在1960年3月毛教员就以鞍钢宪法去对照和俯视马钢宪法的常规化管理方案，中苏论战期间狠批修正主义，又把锅都甩到赫鲁晓夫头上(当然他的表现最糟糕也最露骨)，这个可能是一种叙述策略“缩小打击面”，而苏共从头到尾在建设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方面就“差一把火”。

　　换言之，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不管是其建设路径，还是运作效果，这个努力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中间算是独一份。在中共党内的“自觉者”也很少，而主要体现为毛教员力主的根据地政治建设方式和进城后的普遍民主改革经验。这部分实践及其理论化的工作，至今处于未完成状态。

　　对照布洛维的生产政体概念及其内涵，中共进城之后组织群众性斗争，形成的单位制内部那种特殊的“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类型，相当程度上内化了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两个方面。而苏共因为从未领导劳动者去建立新的领导权，因此，其提升执行力和生产效率追求，就陷入对单方面强制的依赖，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就彻底走向了反面，完成了质变。

　　在毛时代的单位制内部，行政管理的公共化水平较高，且其最远边界不得侵犯员工就业和收益，管理者强硬干预下级行为的能力就有欠缺。行政管理方法由此带有较高的公共化水平：例如工资和奖金评定过程是以班组评定为出发点的，工厂内技术学习网络与整体进步也要求学习成本平均分摊——技术学习与进步是以岗位责任制为基础的普遍学习，与布雷弗曼看到的“概念与执行相分离”相反。而且，行政管理的落实过程，还往往内化了礼俗社会传统——不得以强硬手段去制裁违规，多以劝诫模式解决相关问题。后来文革的经验显示：党团组织及其吸收成员的方法，反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内在否定性的诸种特点，不好的机构内部往往会有鼓励小圈子或政治投机行为。工会因为掌握经费，其程序监督方面的地位，被较高的行政公共化水平所淹没，最后变成一个纯粹的“撒钱”福利处。

　　而甩开群众性的领导权建设路径，试图自上而下地强化执行力，其政策实践必然会导致管理层垄断管理权，同时刻意地弱化被管理者的参与和主动性，破坏乃至于废弃单位制内部的奠基于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而本能地选择“强化和垄断管理权”的思路，在文革期间被界定为“走资派”(实际上确实会破坏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指其背叛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个革命路线的制度内涵，体现为从“三湾改编”到“鞍钢宪法”所肯定的“私人领域公共化”方向。【参与附录二】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存在真正的“纯左”，而仅仅只存在着与民众觉悟水平和有组织奋斗阶段相一致的认识进步“阶梯”，这也许是政治的有机知识分子路径上仅有的认识进路——与有觉悟的群众一起努力推进社会关系渐次变革，并分步骤地实现认识进步。故此，毛教员反省了井冈山土地法的错误：大多数民众还只能够想象土地私有制的利益改进路径时，不恰当地硬性规定了土地国有，就是不对的;而建国后单位制内部的人际关系，是翻身工人重建了基于“礼俗社会”想象力的局部人际环境——这个得到共产党强力支持后，就开始以礼俗社会传统去改造和塑造管理权力的运作方法，工厂管理中间大量引入诸如“谈心”和“家访”等工作方式，就很难与规范的法理社会规则或者常规管理挂钩，而是以“长老权力”的劝诫模式去要求管理者。

　　相比较而言，毛时代的管理实践，尚处于实践深度不够的早期，制度化水平不高——许多社会关系变革和新规则尚未进展到稳定的后期。相关制度实践，多采取“学习推广先进典型”，以成功经验的方式去表达制度变革的方向和需要——在典型经验内部肯定会结合新的努力方向，但更多地是与旧有的社会关系总和相互妥协的产物——其中人民群众习焉不察的偏好和惯习，往往是新制度的起点和一般性平台。

　　四、工业社会的领导权建设困境及其表达难题

　　似乎，中国革命至今尚未确立自己的完成表达方式和理论框架，革命至今还处于“被表达”阶段，因此，即便学者是中国革命不乏同情，其表达方式上也呈现出各种挪用和转喻方案。

　　拿毛教员的经验视野，去阅读葛兰西，似乎，葛兰西提出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阵地战策略，以及有机知识分子路径，是缺乏中国农村那种在具体地理空间建立“实体根据地”的条件，转而期待在虚拟的“思想空间”里建立根据地，然后在那儿开始积累力量和发展壮大的持久战过程。不过，这个建立“虚拟的思想根据地”的过程，一开始就要求：知识分子真的打心眼里、真心诚意地与工人农民紧密结合才行，要不然，第一步就很难走出去。

　　在都灵汽车厂组织工厂委员会失败的最直观原因，是管理层的小白领不与工人一条心，多倾向于接受了资方的妥协条件;而工厂委员会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社会党和工会的职能与该组织发生了矛盾，后二者都对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有组织斗争漠不关心，既不能领导甚至还不能理解工人的要求;而意共内部的极左派甚至连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与相对位置都找不准;这样的内外部困境的夹攻之下，全局的斗争局面就迅速崩溃了。这各种负面因素，都体现为知识分子诸种身份有关的“异心”——对统治者及其意识形态的屈从和不觉悟，这部分人反而更难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渗透中间觉悟过来。【参阅附录三】

　　也许，葛兰西在监狱十年沉思，就老是想怎么避免那个一部分人单独妥协，他们单独妥协的原因在哪?然后，从吸取失败的教训开始，展望胜利的可能性，及其现实的限制条件何在。这样，他就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白领阶层老是存在着过高的妥协意愿，与统治者斗争不坚决，然后他的思考和分析就沿着这个路径，一直下探深层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方式和实际影响。

　　相比较而言，毛教员看到农民建设领导权的有利条件是密切共处的物理空间，且保护旧统治者的观念权力作用不够稳固，组织优势非常巨大，本身就足以直接颠覆观念权力;而葛兰西则发现在城市和工厂那个具体空间里，统治阶级的组织优势太大，其无形的领导权一致延伸到各路异议行动者的心灵深处起作用，故不太容易奏效。葛兰西转而思考是否存在着“在虚拟的思想空间里建设根据地”完成领导权争夺，这一设想的首要障碍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各阶层的作用不一样，依照布尔迪厄的看法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中间的被统治者，不太容易摆脱旧领导权的作用，而劳动者受到的意识形态桎梏相对小些，却不太容易获得对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导权(回顾一下建国后工农干部群体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系列纠葛)，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知识分子是否可能自身完成转变去紧密结合工农劳动者?这其实就是葛兰西反复思考与展望的内容。

　　当然，毛教员看到革命时代的领导权实践，其内部就包含着“内在否定性”，因此并不稳固。很显然，正因为未曾经历过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反复争夺这个有意识的努力过程，也未就相关问题达成明确共识并形成规则，结果，有利于领导权形成的外在“压合作用”与具体空间条件消失之后，潜藏在领导团队内部的不认同就出现了疯长与蔓延机会，最后从内部告别了革命的精神遗产。为此，毛教员曾经提出过“思想战线与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似乎试图补上这一课，但缺乏据以推进相关革命的动力与政治条件。恰在同时，革命时代的工农干部透过“反右扩大化”重重敲打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官场多数人内心却逐步服膺于一个肯定优势人群特殊地位的等级社会秩序与文化，到了合适机会，会发现有彼此重新联手的必要，实现告别革命的共同历史任务。

　　2002年佩里·安德森到访中国，在北京三联书店二楼的小座谈会上曾提出过一个问题“我不知道那一场伟大的中国革命，其精神遗产至今还留下多少?”认真回顾的话，那不仅没有剩下多少，各路积极投身于告别革命事业的主流知识界，反而努力构建了一个“后革命中国的热月文化反动期”，形塑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知识界和意识形态景观，并以此去帮助催生和支撑外围资本主义社会的掠夺性积累体制。

　　五、小结

　　在中国农村那样的前现代社会中间，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创建了新的领导权，用以替代和颠覆旧统治者的领导权，毛教员竭力挖掘和吸取这一部分经验，进行有意识地提升和外推，用于在根据地推进政治建设，用于处置革命期间敌友我三方关系，创造性地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战略以及军事方略。

　　虽然在具体的农村社会空间中间，领导权出现过并起到过决定性作用，曾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还相应地完成了乡村影响力的再分配，甚至还一定程度上革新了政治或行政的规则，打破了旧有的内卷化困境，推进了革命进程以及新社会的生产关系。但是，革命时代的领导权样式及其作用，始终未能达到意识形态自觉和共识形成的高度，甚至连革命自身都未曾找到自己的表达方案——往往以挪用和转喻的方式展开其叙述和方略。这个缺憾，在革命胜利第二天就开始爆发，并成为中共高层政见分歧的关键领域，在毛教员生前之时，双方不仅没有就此形成共识，甚至还缺乏明晰的观点交锋(反对者多选择“只做不说”，至今奉“不争论”为圭臬)，这说明：领导权问题的实践形态，还不能代替其理论自觉形态。

　　葛兰西期待的、在上层意识形态领域活动的有机知识分子群体，在毛时代始终缺席，相关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毛教员曾经提出过“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也设想和提出过“要进行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些问题始终难于解决，没有找到过可资依靠的社会力量或者载体去完成这项历史任务。不惟中国如此，西方战后激进左翼逐步陷入泡沫化的困境，最终转入后现代的解构路径，也受制于同样的问题——知识分子找不到可以顺利地结合工人阶级的“物理根据地”建设路径，也无从顺利展开“思想根据地”建设，去打赢葛兰西指望的“阵地战”，这个困境所揭示的反抗无力，结果催生了一波资本主义反劳工力量的“反攻打算”——里根和撒切尔的反动，借势而起，全球资本主义随后向19世纪的野蛮状态倒退回去了。

　　如果说，以前只是欧美存在着找不到根据地的困境的话，现在这个困境已经蔓延到了中国，而相关问题的积累及其严重性，迫切需要从前人的经验出发，去寻找新的破局思路。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初稿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五日修订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再修订

　　附录一：更早的海丰农民运动，就已经呈现出高度的政治化特点，“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对于农村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路径，及其起作用的效果考察，集中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革命后中农“尚有政治上的利益，算是最大的利益项。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家处置;现时，却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中农在乡区两级苏维埃中担负工作的，约占百分之四十。”而乡村真正的无产者雇农，往往因为“办不得事”依然处于政治边缘，“革命后雇农在政治上没有当权。中农贫农总以为雇农‘不认得字，不会说话，不开通，不熟公事’，办不得事。”【毛泽东《兴国调查》(一九三〇年十月)】

　　附录二：今天回顾，对于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模式，无形之间往往透过强化管理去破坏领导权侪身的政治平等底线，即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题目下展开的争论，这个是中共党内高层政见分歧的焦点所在。革命前后的主要变化在于：革命年代红军或者八路军面对强敌，迫切需要农民群众自觉自愿的有组织支持，因此，自上而下的政治引导和支持都指向“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形成方向;建国后就开始“怕麻烦”——不再愿意深入群众做繁杂的实现政治工作，而且也有了条件搞自上而下的强制，诸种强化管理的想象力，就逐步指向瓦解单位制内部的隐性领导权的存在与作用。

　　文革期间，支持了群众的有组织批判力量及其成长，对于旧有的背叛“革命路线”的趋势有所阻遏，但还没有形成一种新的领导权对新制度起支撑作用。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教员总结说：“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P36、41】

　　甚至在中共党内高层中间，对于领导权建设及其对执行力的支持效果，很多高官也长期处于懵懂未知状态，不少人本能地偏爱“资产阶级法权”那样一种想象力——想要学习“资产阶级经验”透过利润或者金钱激励方式，搞自上而下的诱导和强制，试图就此提升执行力或者效率，还有人决绝地说要不透过强制让劳动者多干活的话，就不能够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作为一种叙述策略，主要是与权力向少数人手上集中后，设计出来的宣传上的“合法化方案”——虽然权力归少数人了但可以借此强迫劳动者多干活，由此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就得以提升了。在这个叙述策略中间，管理者垄断权力被说成是效率提升的唯一凭借，为了填补此设计方案的逻辑缺环，《人民日报》直接捏造了“大锅饭养懒汉”的宣传口径——这样一来逻辑上就相对严密了——没有权力的强制作用“懒汉”是不会勤快的，权力而且是集中于官员手上的权力及其对劳动者的强制作用，现在成了企业效益和国家生产力提振的唯一凭借。

　　附录三：在意大利的工业和城市中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反而经过各路代理人，渗透到工人阶级的斗争过程中间，“那里的市民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原因是经济的迅速发展、高度集中，社会化机构越来越多，群众的思想受到资产阶级的蒙蔽、歪曲宣传，已逐渐结合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了;此外，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工人贵族，建立起了工会官僚制度以及社会民主集团，这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的意识形态高度的制度化和国际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这种环境下，对国家进行正面攻击的‘运动战’已经不适用了，否则暂时取胜的革命力量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大量敌对民众，他们仍然被束缚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樊篱中。”【中央编译局共运史研究所：《编者序》，载《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年，P9】

　　依靠劳动群众的威力，根据劳动地点和生产原则组织起来的工厂委员会体制的观念是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利用现在的组织“内部委员会”发展成一个既能实现当前真正的工人民主，又能适应将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组织就是工厂委员会，还设想过“企业里一切权力归工厂委员会”的口号。【中央编译局共运史研究所：《编者序》，载《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年，P6】

　　“1920年4月，为了粉碎企业主破坏工厂苏维埃的企图，在葛兰西的直接须导下爆发了战后意大利规模最宏伟的一次运动。这一次由整个城市无产阶级参加的政治总罢工延续了十一天。这次罢工很快就和邻近各省雇农的罢工结合起来，并且得到规模越来越大、威胁性也越来越大的声援运动的支持。但这次斗争最后被总工会内得到自称革命的社会党领导机构的支持的改良派领袖们勾结着政府破坏了。”在占领工厂的时候，都灵工人在没有工厂主没有经理的情况下，使一套最复杂的生产企业连续工作了一个月。【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工人阶极的领袖，载黄荫兴译《葛兰西的生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P21、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