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先生曾任中国财政部文教司及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1995年至今，卢先生先后出任香港华财集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等职务。在港期间，曾经兼任香港上市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
卢先生熟悉中港两地金融运作，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在港期间，完成一系列关于内地及香港财经问题的报告，其中一些政策建议被有关方面采纳并实施。先后在《香港商报》、《亚洲周刊》、《信报财月刊》等香港刊物上开辟专栏，使用卢麒元笔名，撰写了大量财经类文章。
今天的演讲，大概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讨论变局需要基本的分析框架，因此首先是理论层面的讨论。
180年前，正好是1840年，中国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起点。鸦片战争当然很重要，但同时在欧洲也发生了一场非常重要的争论，称为“百年论战”。1840年至1940年，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展开了百年论战。其深刻影响了全球现代化进程，同时构成了今天全球发展重要的特征，包含了经济生态和政治生态的变化。这场论战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西汉桓宽所著的《盐铁论》。
百年论战的争论重点是什么呢?奥地利学派的背景是老牌英法帝国主义，他们主张自由主义，主张全球化，主张个体自由高于一切，甚至将自由作为第一道德。与之对应的是正在迅速崛起的德国思想家，他们认为国家主体性，人民主体性，高于自由，高于奥地利学派所主张的自由主义。
这场争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此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道路。其中德国历史学派深刻影响了德国发展。最经典的结果是希特勒，他只主张国家主体性和人民主体性。当然，当一种主张走入极端演变为纳粹的时候，给德国人民和世界都带来了灾难。同时，德国历史学派还深刻影响了德国以外其他迅速发展的经济体，其中重要的是俄国。我们可以看到，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基本上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延伸。不过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严重的问题，将国家主体性放在了更高的维度上，而放弃，或者是部分放弃了人民主体性。1940年后，奥地利学派移往美国，主要聚集于芝加哥大学，在美国被称为淡水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部分思想以及部分传承者也前往美国，聚集在哈佛耶鲁，被称为咸水学派。如果你们想知道今天的淡水派和咸水派代表是什么样子，即将上任的美国财长耶伦与她的丈夫就是咸水派，主体上承接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和想法。
德国历史学派除了影响到整个欧洲次发达地区外，对欧洲发达地区经济学也有深刻影响，其中重要人物是凯恩斯。在今天谈到这点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或者当代意义，因为在历史学派的传承方面，德国历史学派最后一任掌门是艾哈德，联盟德国第二任总理，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他当时不接受美国战后提出的建设联邦德国的经济主张，而是在后来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而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到了美国以后，这支学派的影响达到高峰，就是弗里德曼。因此，从历史的延续性方面，奥地利学派在美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角度，形成了美国特征。
那么德国历史学派在中国是如何演进的呢?实际上是传承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五十年代，中国跟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六十年代，毛泽东突然意识到单纯强调国家主体性可能存在问题，人民主体性也很重要。毛泽东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希望通过让人民重新回到权利中心，来解决人民主体性问题，结果演变成了文化大革命。
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还不能用理论来概述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争论。
其实德国历史学派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苏联高度重视国家资本主义，忽略了社会资本主义，忽略了金融资本主义。苏联只有一个极，物极必反，所以最后的解体是必然，是自然规律。1949年之后，中国政治家具备很高的哲学素养，包括毛泽东和邓小平。高度的哲学素养虽然在理论上未必表达为成熟的，或者是系统理论的概述，但是毛泽东认为单纯的国家主体性不行。于是通过发动群众进入政治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实践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因为人民主体性，当被表达为社会资本主义的时候，主要表达形式为立法权。而被发动起来的群众没有局限于立法权。当他们砸烂公检法的时候，已经进入司法权。建立革委会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行政权，实际上导致了比较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并未解决国家资本主义独大的问题。
但毛泽东的实践非常重要。因为在这场实践发生的时候，有一个人被下放到江西工厂劳动。他每天从家里面到工厂要走一条路，现在被称为邓小平小道。伟人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虽然当时邓小平因为要照顾孩子，每天去工厂工作，但是他在上班的路上，考虑的不是个人荣辱或者命运，而是思考中国的国家主体性问题，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独大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有非常深邃的哲学高度，虽然邓小平理论没有完成理论上的拔高或者哲学上的概述。但邓小平思考的结果是必须引入社会资本，引入金融资本，所以改革开放所谓的“改革”就是要引入社会资本，“开放”就是要引入金融资本。不经意之中，邓小平同志达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高境界，中国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中国存在左派与右派之争，或者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但是这些所谓的争论没有哲学高度，今天我们把它概述一下。什么是最佳状态?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三方斗地主形成均衡。国家资本主义独大就是苏联的情况，最后必然走向灭亡;金融资本主义独大就是当今美国的状况，依旧是走向灭亡。三方均衡，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德国、瑞士、北欧一些国家，未来中国也会做的很好。德国历史学派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基本消失了。如果说还存在凤毛麟角，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站在讲台上的讲者们。不过我们希望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未来能够再次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
简单说几句美国，美国政治家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里根。他不能理解罗斯福时代战略家对政治经济的理解，更加不能理解斯大林，所以里根消灭了美国真正的盟友苏联。很多人认为五眼联盟(Five Eyes，二战后美英多项秘密协议催生的多国监听组织)很重要。其实过去150年，或者是过去200多年，美国唯一的敌人就是大英帝国，不是苏联，不是日本。今天美国的敌人会是中国吗?这是一个误会。里根粉碎苏联后，美国的外部约束不再存在，内部约束弱化，金融资本在新经济的加持下迅速壮大，变成一家独大。好多人认为产业移出，我们所谓的供给侧。简单解释下供给学派，其实是哈耶克思想的延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性思路是他们的思路，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好在终于在2018年被特朗普结束了。这点要感谢特朗普，不然在这条路上会走很远。
在里根结束了外部压力之后，美国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以福山为代表的美国奥地利学派，提出了历史终结理论。既然都终结了就不用争论了，其他都不重要了，所以新自由主义压倒了一切，美国终于走向了高度的金融资本主义道路，导致了美国今天的局面，中产阶级被消灭，产业空心化、金融化。关于理论方面的概述，今天就先讲这么多。
第二部分，我们重点分析下美国的情况。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发明了一个时髦的概念“内卷”。但国内对内卷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内卷是什么?就是一个生命体到达生命的末端，本身能量供给发生了困难，所以照顾不到全部。比如老年人体会更深，人老腿先老，手脚不利索，因为手脚是人的边缘地带，属于末梢部位。身体为了保障核心部位的能量供给，而逐渐放弃边缘和末梢，称之为内卷。一个人会内卷，一个家族会内卷，一个企业会内卷，一个国家会内卷。今年是2020年，再过六年2026年，美国250岁。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朝代，已经接近生命的极限了，其实内卷是生命的自然过程，生老病死。只不过是内卷的过程最好是可控的，或者是可逆的，或者是可修复的。
显然美国在理论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心里是盼望解决的。在他们期待出现英雄的时候，先是一位看着很像英雄的总统，奥巴马。他上任后就提出改变，美国民众很相信。但是八年实践的结果证明，他没有能够改变，没有将美国带出内卷。后来美国人想再找一位，就是特朗普。他看上去很像“天降猛男”，好像有机会把美国带出内卷，所以老百姓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他。但特朗普不是猛男，是“萎男(或者是伪男)”，他实际上恰恰走了应走正路的反方向。内卷化表达为政治术语就是美国第一。为什么美国第一?就是不管其他人。内卷化在美国集体内部被称为“白人至上”，这实际上是内卷化的本能反应，只不过是被率真的特朗普直接说出来。
我将特朗普全部行为称为“纵切”。社会治理有两种逻辑，横切和纵切。横切的逻辑大家都熟悉，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社会分析都是横切，而且刀法上非常娴熟，所以土改、减租、减息、工商业改造，将中国农民分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全部属于横切，主要目的是重新进行资产重组。中国资产重组做的非常好，虽然很惨烈，有流血有伤痛，但为了完成工业化所做的资产重组，在毛泽东时代做的是最好的，气势磅礴，而且干净、利落、彻底，所以中国工业化的底子是横切刀法造就的。横切也是解决内卷的办法，或者是唯一方法。但横切确实需要极高艺术，因为搞的不好是革命战争，搞的好是改革，需要伟大的政治家。
很多人不了解今天的美国，美国人强调自由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正深陷金融资本主义。如果他们想改出，就要同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美国人最讨厌的中央集权。然而他们最不喜欢，却可能是最正确的中央集权，社会资本主义，都是被厌弃的，或者被妖魔化的，或者是被污名化的，但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向。所以如果美国十年之后走向中央集权，走向计划经济，走向强人政治，我一点都不奇怪。甚至如果把美国选举做细分，那么民主党建制派是拜登，民主党造反派是桑德斯，共和党建制派可以理解为布什家族，共和党造反派是特朗普。特朗普之所以能获得七千万选票，是因为他同时能获得民主党造反派默默的支持，因为群众还是想改变。特朗普之所以不能赢，是因为民主党建制派和共和党建制派合流。将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预期没有问题，最早在2024年，最迟在2028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造反派将会合流，当然不是特朗普跟桑德斯合流，因为这两种造反派要解决的问题是同一性的，可能会合流。那个时候美国可能会出现造反派的总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有趣的是，整个美国的变化总是留给中国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由于特朗普四年耽搁，没有来得及解决美国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因为他用的是纵切刀法，内部纵切使得美国社会分裂，外部纵切使得国际社会出现分裂。如果我是特朗普，外部纵切喊出的口号至少是盟国至上，盟国第一，不能美国第一。砍中国，砍俄罗斯可以理解，连自己小弟都切了有点太任性。至于美国国内，宗教方面，他取一本《圣经》去教堂;种族方面，对白人至上的支持，都是非常幼稚的。因为他不明白构成美国问题的原因，既不是外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更不是内部类似于西裔人、亚裔人和黑人的种族问题。特朗普只是转移了问题的焦点，而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更无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他把不仅耽误了美国，而且带的很远，我们管他叫“建国”是合适的。特朗普至少给中国腾出四年时间，长可能是八年的时间，中国的发展出现了非常非常难得的历史性机遇窗口。
我们以前非常担心，因为中国也出现了内卷。2002年开始有内卷化倾向，表达形式不是主要在经济层面，而是主要在政治层面呈现出严重内卷。2012年后的反腐败，使得内卷在一个部分受到遏制，但整体趋势没有得到遏制。因为我们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奥地利学派深入骨髓，导致没有办法迅速的让金融资本成长扩大，间接的控制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情况恶化的速度非常快。特朗普的贸易战、科技战打醒了我们，好多朋友说特朗普会不会打金融战，一看提问者就是外行。
美元有三个支角，第一个支角是美国税收。美国税收不行美元就会弱化，现在美元正处于这个过程中。2019-2020年财政年度(2019年10月1号到2020年9月31号)的美国财政支出是6.7万亿美元。其中税收占比重3.6万亿美元，剩下3.1万亿美元全部是印钱(也就是赤字)。这么个搞法美元还能行吗?现在美国公债是27万亿，国债是21万亿。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当美国公债到30万亿美元的时候，美元肯定撑不住，弱美元不是趋势，是形成强烈的振动。当美国公债到40万亿美元的时候，美元可能会出现崩溃的危险，可以预期在2021年美国公债就会到30万亿美元。因此税收现在显然短期之内解决不了。
美元的第二个支点是美军，现在还行。美元的第三个支点是人民币，因为中国一直不肯为人民币发行立法。我们为什么不给人民币发行立法?主权货币或者法币的发行权是立法权。我们不交到人大，留给央行为什么?我们不对人民币的发行数量与经济增长或税收锁定是为什么?因为人民币是美元信用的延伸。以前挂钩，收多少外汇，印多少人民币。现在虽然不挂钩了，但谁都知道虽然不在美元指数之内，仍然是美元信用的延伸，打贸易战相当于切掉。如果中国这种体量的美元信用延伸被切掉，美元即刻崩溃，所以没有金融战。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主要考虑建立国家主体性和人民主体性的问题。国家主体性包括了人民币主体性，人民币的主体性两件事情必须办。一件事情必须有直接税。不上直接税，目前的税制结构，只向劳动征税，而不向资产征税，这样的税制结构不足以支撑一个伟大的货币。第二件事情，必须完成人民币立法。人民币发行要有规矩，这个规矩是人大定，并且由人大批准，人大不批准对不起发不了工资。当这两件事情办完，人民币有了主体性，美元指数中排在首位的肯定是欧元，排在第二的是人民币。考虑到美国严重的内卷，特朗普纵切的后果，导致美国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生态产生系统性变化。我们生活在其中，有时没有历史感，因为感觉不到。
而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者如何实现斗地主和平衡。我们已经注意到，金融资本主义在中国正在走一条很险的路。2002年开始逐渐壮大，到2018年无以复加。短短五年时间，中国外汇流失3万亿美元(净流出)。我们到了要成为资本输出国的时候了吗?实际上，我们几乎快要走上中东和拉美的那条路，所以感谢当下这一代领导集体，也感谢特朗普。如此神奇的组合出现，阻止了中国金融资本主义的迅猛膨胀和发展。
简单说两句“蚂蚁”的事情，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在表达一种状况。我为什么对当代美国经济学家感到非常失望，特别是对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两个没有解释清楚，一个没有解释清楚的是结构性问题，就是三个资本主义斗地主。第二个没有解释清楚的是新经济。资本的载体在农业社会是土地，在工业社会是工商业产权，2015年以后变成数据。为什么要讨论蚂蚁问题?资本高度向数据资本集中，产业资本被迅速的剥夺转入数据资本。拒绝转移的代表，比如德国和日本，在新经济方面起不来，拒绝转移。快速转移的美国不错，快速转移的中国不错，但如何实现旧产业和新经济的平衡，必须有个解释，美国经济学家解释不了。为什么解释不了?我觉得还是历史包袱太重。当然中国经济学家忙着带货，可能没时间去解决。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重新解释，中国数字资产问题，比如蚂蚁遇到的问题。数据是谁的?如果产权属于我们，收益属于谁呢?数据税将成为直接税最主要的税种。如果不是一次分配就是不土改，如果数据是我们的，应该拿回来。但我们拿回来，可能会没有阿里，没有蚂蚁，数字经济如何发展。因此我们拿回来就没用了，还是要让他们发展。但产权归属并不属于他们，所以我们要通过税收进行二次转移分配，有一个过程，当然这一点需要完成经济学的解释。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更是行政管理问题。如果大家都说不清楚，只是评价某些个人的人品，或者个人的长相，或者是个人的、机构的特质，那就错了，不能这样做。
关于最后一个话题，中国怎么办?
中国处在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如果美元出现重要问题，由于我们的主体性未建立，会跟着出现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在香港已经向有关方面反复建议，目前香港外汇储备4533亿美元。几十年的血汗，不需要避险吗?不能多元化吗?有一点人民币资产，有一点欧元资产，有一点黄金资产不好吗?一根筋。
全世界只有中国、香港和台湾拥有巨额美元，巨额外汇储备，其中香港几乎100%是美元。如果非常糟糕的2021年出问题了，如果美元出问题了香港怎么办?国内的情况是有同质性的。我们是跟随贬值，还是不贬值呢?不贬值出口怎么办?贬值贬多少，贬到哪里停下来，用什么方式停下来?通常香港解决贬值和升值的问题一根筋，就是唯一的办法加息减息，而且是被动动作。加息到18，所有房地产崩掉，然后大家烧炭自杀;减息到0，所有人都去买楼，房价炒到天上。
中国该怎么处理与货币以及资产价格的关系，这是外部问题，还有内部问题早该解决。既然说好三方斗地主，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国有企业，社会资本主义的代表民营经济，以及第三方金融资本主义，如何获得平衡。最近发生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的激烈斗争，就是银行和蚂蚁的斗争。蚂蚁做的好不好，客观上讲做的很好。虽然花呗有高利贷问题，有诱导青年消费的问题，但是引导国家信用向基层转移。国营机构做吗?谁去核实小微企业个人信用?能不能做?能做，但是不愿意做。所以大型国企收入主要来源，可能主营业务会越来越少，都在放高利贷，国家资本主义在走金融资本主义的路。关于蚂蚁的争论非常精彩，包括两重含义。一个是结构性，到底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还有新经济，我们如何理解数据资产归属和收益的处理问题。我强调一点，中国到了必须进行直接税改革的时候，任何理由和借口都不行。所以我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过，如果你不谈超级地租请闭上嘴，不要说你爱国好吗?不谈超级地租谈爱国，一会蓝，一会绿，一会蓝，一会黄。纵切的刀法，特朗普的刀法，是在破坏而非解决。
请你横切，直接来说就是香港税政糟糕到一定境界。2005年取消遗产税，匪夷所思，所有针对资产的课税，基本上不见了，有也可以毙掉。而我国在资产迅速集中和膨胀的时候，一直不建立直接税，我知道有多难。
但是大家想一下，可不可以先有离境税，比如赚钱后准备移民，能不能留一点给曾经帮助过你的祖国和人民。所有文明国家都有离境税，中国是否可以有离境税呢?
第二条，赠与税。为什么反腐败，不就是赠与吗?既然你有那么多钱要给另外一个人，可不可以交一点赠与税?
第三条，遗产税。可不可以起增点高一点，10亿身价以上再叫遗产好吗?10亿以下都不用交，这样行吗?但你不能没有，没有就是不想核定你有多少财产。
第四条，房产税。起征点可以是1000平米吗?可以是10套房吗?不能有100套房、1000套房，然后你做食利者。鼓励年轻人全都做食利者，把他们养成肥猪放到森林里去，是爱他们吗?劳动所得跟资本利得必须平衡，收一点房产税都收不了，地方政府全都把财政金融化，都是靠发债。这样可以持续吗?
第五条，数据税。数据以几何程度在迅速膨胀，会迅速超过所有资产总量。我们该如何定义归属和收益处理，要有人思考建立法律。如果直接税能在2022年出台，中国未来充满希望，最迟不能迟过2025年，不能错过时间窗口。如果就是不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想说的是，关于中美的比较。谈到祖国，我会想到一个汉字，愚蠢的“蠢”，这个字不是贬义。字的结构是，春天下面有两个小虫，一个小虫子从蛹里面爬出来，没有方向到处乱撞。因为还没学会走路，所以晃晃悠悠很难看。没有礼貌、不体面，脏兮兮的什么都吃，一会吃果子狸、一会吃蝙蝠。但是你要知道，小虫子是刚刚出生成长，还在学习。因此中国的烦恼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70岁，美国很快250岁。
有时候，我们用弱者的心态，被迫害者的心态看世界、看别人，是不对的。我们要正常的看待别人，正常的理解自己。虽然我们有点丑，姿势不是很好，有时候乱撞，但是我们在学习，我们会改进。
用八个字结束今天的演讲，“孑孓踯躅，砥砺前行”，我们的未来会非常美好，谢谢大家。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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