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华盛顿共识的流毒仍然在中国肆虐

　　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资本达成的“华盛顿共识”的流毒仍然在肆虐。正是“华盛顿共识”的余孽们策动封杀了微博“左大培1952”，这本身就标志着“华盛顿共识”的流毒还很深远。

　　“华盛顿共识”是1990年左右美国政府主导并与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联合提出且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核心是要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邀请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在华盛顿开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宣称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十个方面，它们是：1. 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 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 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 实施利率市场化;5. 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 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 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 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 放松政府的管制;10. 保护私人财产权。

　　“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为理论依据，因此常常被直接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十个方面中，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是标准的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可以把“华盛顿共识”视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样板。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一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形成的社会收入分配，特别是反对以政府开支来实施收入分配平等化的福利政策。因此，“华盛顿共识”第二点中主张将政府开支重点转向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似乎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传统。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华盛顿共识”直接针对的是拉美国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一直批评拉美国家将大量政府开支用于扩充军备和国营企业、用于对工业企业的各种补贴，我们就可以明白：所谓将政府开支重点转向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等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其真正的用意是反对美国西欧以外的国家将政府开支用于国防建设和国有企业，反对以政府开支直接资助工业发展。“华盛顿共识”第二点的这一真正用意，也正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贯主张。

　　在“华盛顿共识”的十个方面中，只有第一个方面通常会对一国经济起积极作用。“华盛顿共识”的这第一个方面强调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这也确实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是靠着它在这方面的特长在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膨胀中稳定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形势，由此在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中压倒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其它九个方面的政策，至少对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来说通常都弊大于利。

　　“华盛顿共识”形成后，很快就在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正值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经济政策更是在原苏联和东欧的国家中风靡一时。但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使“华盛顿共识”出现后不到十年就声誉扫地。就是“华盛顿共识”原本所针对的拉美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后的经济状况也没有根本好转。于是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拉美人民对“华盛顿共识”的敌意日渐增加。智利号称是当今拉美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被看作接受“华盛顿共识”后改善了整个经济的样板，但是贫富差距的拉大也使广大群众不愿再忍受下去。去年智利由于地铁票价上涨30比索而发生严重骚乱，示威群众打出的标语中就说，他们不满的“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这清楚地表达了拉美下层民众对肆虐了30年的“华盛顿共识”的仇恨。

　　中国原本没有接受“华盛顿共识”。有识之士还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强调国家独立自主的“北京共识”，用以与“华盛顿共识”对抗。但是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曾在中国风靡一时，使得集中体现经济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对近年执掌经济政策的文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被当成了改革开放的方向。

　　由于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洗脑的文人执掌了一部分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政策的权力，近几十年的某些经济政策走上了“华盛顿共识”的路线，最近几年“华盛顿共识”的流毒还有进一步扩散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

　　“华盛顿共识”第二点的真正用意是反对美国西欧以外的国家将政府开支用于国防建设和国有企业，反对以政府开支直接资助工业发展。中国则在四十年前就不再用政府财政开支向国有企业投资，大幅度削减用于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的财政指出;到现在我一提要扩充军备，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人还暴跳如雷地出来反对;

　　“华盛顿共识”的第三点主张降低边际税率同时扩大税基，表面上似乎是要在降低税率的同时还不减少税收，实质上只不过是要对富人减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秉承“华盛顿共识”的这一精神，不放过任何机会减少私营企业家的应缴税费。近几年宏观经济萧条使企业盈利普遍不佳，本来扩大政府开支比减税有更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华盛顿共识”的信徒却大搞减税降费，而且重点是减少私营企业的税费而不是降低下层民众的税收负担;

　　“华盛顿共识”第四点主张的利率市场化，本身只是一个骗人的谎言。在当代的货币信贷制度下，信誉好的商业银行之间相互拆借资金的利率和它们客户的存款利率实际上是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因此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利率市场化。“华盛顿共识”鼓吹利率市场化的真正目的，不过是要政府不再对私人之间的借贷实行干预，任由罪恶的高利贷泛滥而已。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最近几年忠实奉行“华盛顿共识”的这个旨意，执意取消政府对私人借贷的一切控制和干预，让罪恶的高利贷自由泛滥，以致演化出“校园贷”、“套路贷”来残害人民大众。而人民银行的前领导还公开把“利率市场化”说成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

　　“华盛顿共识”的第五点要求“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没规定具体内容的空话，而这种空话后边通常都隐含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从策划了“华盛顿共识”的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等的一贯言行中可知，“华盛顿共识”当时主张的汇率制度，以资本跨国自由流动为基础，要求货币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都可以自由兑换。在这样的货币基本制度下，拉美国家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造成了汇率制度上的难题：当时拉美国家货币供应普遍增长过快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样的高通货膨胀往往使政府规定的本国货币汇率变得过高，由此造成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这种环境下的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应当是能够足够灵活地变动的浮动汇率，以保证本国货币能够以足够大的速度和幅度贬值，使本国产品一直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足够的竞争力。

　　但是拉美国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当然会降低美国和西欧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对美国经济不利。这就使“华盛顿共识”在至关重要的汇率制度上不作具体规定，以使拉美国家既保持货币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都自由兑换，又不实行对外币的兑换率经常贬值的灵活的浮动汇率。在“华盛顿共识”设好的这套骗局下，某些拉美国家竟走上了实施“华盛顿共识”的险路：它们实行资本跨国自由流动下的固定汇率，让本国货币汇率盯住美元不变，说是据此可以控制本国货币的供应量，同时消除通货膨胀并保持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资本跨国自由流动下的固定汇率来消除本国通货膨胀的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痛苦的严重经济衰退。但是这样作的国家都满足了“华盛顿共识”有关汇率制度的真正要求，既实行了货币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又没有使本国货币对美元非常严重地贬值。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分子也在诚心诚意地推行“华盛顿共识”的这些要求。人民银行的前领导就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作为改革要达到的目标而极力推行，在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中更有投降派要接受美国不准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要求。

　　“华盛顿共识”的最后五个方面最露骨地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理念，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危害最大。

　　“华盛顿共识”的第六个方面要求“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这就是最典型代表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其主要特点就是主张消除外国产品进口的一切障碍，将进口关税降低到零。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指示，诱骗决策层接受了自由贸易的口号，宣称“主张自由贸易”。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提高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这直接减少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通过减少对中国国内产品的总需求而加重了中国国内的经济萧条。这种情况下需要减少外国产品进口以扩大国内对中国产品的总需求，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却策动对美国以外的外国产品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口外国产品而进一步降低国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直接加剧国内的宏观经济困难，其理由就是显示要按照“华盛顿共识”使贸易自由化!

　　“华盛顿共识”的第七个方面要求“ 放松对外资的限制”，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则把引进外资当成最根本的政策，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放松对外资进入中国的限制，甚至长期对外企实行超国民待遇，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外企比本土企业远为优惠的政策待遇。中国连续有经常项目顺差已经有25年以上，这期间一直是资金净流出，本来根本就不需要外资流入，“华盛顿共识”的余孽们却将外企税收上的超国民优惠至少又维持了十多年，严重压制了民族产业的成长。最近二十几年中流入的外资抢走了国内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造成国内大量资金过剩而不得不流出国外购买外国资产，还受到欧美国家限制中国企业投资的打压。经济自由主义者不思悔改，最近几年还变本加厉地引进外资，进一步开放投资机会给外资，甚至在关系国家命脉的金融领域进一步开放外资准入，让美欧金融资本有更多机会掠夺中国人民财富危害中国经济稳定;

　　“华盛顿共识”的第八个方面要求“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华盛顿共识”的余孽们随之在中国掀起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狂浪，先是以国企改制为名搞权贵私有化，公然将公有企业所有权白送给少数所谓的“企业家”个人;在遭到全国人民愤怒声讨后仍然曲线搞私有化。世界银行本身就是炮制”华盛顿共识”的主谋之一，“华盛顿共识”的余孽们竟然与其合谋为中国改革下指标，规定在若干年内要把中国国有企业占整个经济的份额压缩到百分之十以下;

　　“华盛顿共识”的第九个方面要求“放松政府管制”，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就千方百计甚至不惜搞运动来消除一切政府管制。最近几年，这种要消除一切政府管制的运动还有死灰复燃之势。经济自由主义者一力强推取消审批的审批制改革，连检查评比的手段都用上了。参与炮制“华盛顿共识”的世界银行在全世界搞改善营商环境的评比，引诱各国取消必要的政府管制，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分子就又发动改善营商环境的运动，通过消除必要的政府管制来提高世界银行给予的营商环境名次;

　　“华盛顿共识”的第十个方面鼓吹“保护私人财产权”，“华盛顿共识”的余孽们就鼓吹要通过修改宪法而在宪法中写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并要以物权法来具体体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他们策动了下发文件来专门强调保护企业家财产，搞出了为侵吞国有财产的所谓企业家翻案的闹剧……

　　“华盛顿共识”早已臭名远扬，现在也没有人愿意公开宣扬这个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但是“华盛顿共识”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华盛顿共识”的余孽们竟然钻入了某些部门的高层，成了至少能够参与制定经济政策的掌权人物。“华盛顿共识”已经渗入到他们的骨髓，以致他们一有机会就狂热地推行贯彻“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这就是最近几年冒出的许多古怪政策的根源。我在微博“左大培1952”年中批评了这些贯彻“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他们就策动封杀了我的这个微博。

　　“华盛顿共识”的流毒还在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