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唯物的世界观是唯物史观的源头，但唯物的世界观未必一定会导出唯物史观。比如，费尔巴哈虽然是著名的唯物主义者，可是在历史观上，他却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费尔巴啥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由此可见，一个唯物主义者未必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或许并不接受唯物史观;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定是唯物主义者——他必须接受唯物主义。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坚守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费尔巴哈为何会跌进唯心史观的陷阱?
在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在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展开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了“感性世界”被解读为“感性活动”这个关键节点，从而揭示了费尔巴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原因。
事情是这样的：面对备受压迫的广大民众，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费尔巴哈，他们都主张要把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然而，如何才能实现人民的“解放”呢?马克思恩格斯看到的是，必须改造现存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可是费尔巴哈却看不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于是只能诉诸于“观念”，企求于“观念”的帮助。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费尔巴哈这个唯物主义者“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
按道理说，既然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那么，他用来改造世界和解放人民的武器就不应当仅仅着眼于“观念”和“意识”。可是，为什么费尔巴哈最终只能求助于“观念”和“意识”的帮助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旧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同，旧唯物主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机械的、形而上学地看待事物，不能从“感性活动”的维度去理解“感性世界”——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 【“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
正是由于费尔巴哈不能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所以，他根本看不到“实践”即“感性活动”在改造世界中的能动作用。面对如何改变现实世界(“感性世界”)的艰巨任务，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结果，“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既然他看不到“感性活动”(“实践”)的力量所在，那么他就只能求助于“观念”和“意识”了。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既然唯物史观改造世界的根本武器是“实践”，那么如何理解实践的本质属性?
实践的形式丰富多彩，既有生产活动，又有科学实验;既有物质活动，又有精神活动。从“社会存在”的维度讲，实践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问题是，若从“本体论”的维度追问，实践在本质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唯物史观的回答很明确：实践在本质上是“物质”的。
很遗憾，学界很多人都是从“精神”层面来把握实践的本质。我以为这是对实践的严重误读。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超越与辩护》中(载《天府新论》2017年第4期)，已有专文讨论。这里再强调一下，实践的主体当然具有主观能动性，但任何实践都绝不是“随心所欲”的活动，无一例外地都要受到客观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制约。
从辩证逻辑来把握，实践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问题在于: 主观和客观谁是“第一性”的? 唯物史观显然是把实践的客观性质摆在”第一性”的位置上，否则唯物史观就不是“唯物”的历史观了。因此，即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实践唯物主义”，也否定不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基本逻辑。换言之，不论人们怎样强调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都不能否定“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
由此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 实践活动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马克思说: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
可见，人的实践是有前提的，人在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能动性是有范围和限度的。总之，不论人们怎样强调实践所具有的“主观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都不难证明:“实践”这个范畴与“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并不矛盾。
说明：(1)该博文是《唯物史观何以“唯物”》的第三部分，《唯物史观何以“唯物”》已经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6期。(2)该博文中的注释和引文出处均已略去。需要核对出处的读者，请登录“中国知网”查阅原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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