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你我的差别不在智商

　　作者按：题目中的“差别”，不是指身份地位的差别，不是指财富占有的差别，甚至也不是指文化教育的差别，而是指大脑的差别、想法的差别。也就是说，本文讨论的是“身内之物”的差别。至于“身外之物”的差别，对不起，为了打消饱学之士给我上纲上线的热情，这里就暂不讨论了。

（一）飘啊飘

　　很多人以为，我们这个世界是靠少数聪明人的奇思妙想，才得以改变和进步的。

　　这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在历史唯心主义看来，少数人脑子里的奇思妙想完全不依赖于客观物质世界，因为它来源于“天赋”，是上天的赐予。至于天老爷为什么把奇思妙想赐予了这些聪明银，你去问上帝好了——天机不可泄露。

　　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教授(Robert. Lucas)，以编写卡通片的劲头，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讨论“创新来源”的问题。他认为，创新来源于上天。用卢卡斯的话说：被称为“点子”的想法(ideas)原本在天上飘啊飘，聪明人的大脑捕获了这些想法，于是产生了“创新”。

　　对于这“飘啊飘”的说法，有位海龟教授做了这样的诠释:

　　【“ideas真的在天上飘吗，我们怎么看不见呢?哈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看不见不一定没有。我专门问过卢卡斯，‘ideas’是从哪里来的? 有没有可能用完?他说:‘管他从哪里来的呢，将来万一用完了再说，反正 so far so good(到现在为止，还不错)。’按照卢卡斯的说法，ideas不可能全部从物质世界中来，不可能全部从‘生产实际’中来。所谓创新是创造物质世界中没有的新产品，创新的源泉因而不可能完全基于物质世界，创新的源泉一定部分地来自于天上飘的ideas。”】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飘啊飘”的说法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跟废话差不多。与“飘啊飘”的说法截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奇思妙想的来源作出了“唯物”且科学的回答(注1)。至于马恩二老都说了些什么，你认真读读他们的原著就知道了(注2)。

　　很遗憾，唯物史观一直以来很难为世人所接受——新中国除外(注3)。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也是能够摆在台面上的理由，或许是唯物史观没有对“高贵者”的脑容量表示足够的崇敬罢。

　　在各色主义驰骋于天下的当今，为了与“飘啊飘”能有共同对话的平台，我这篇短文不谈唯物史观。不谈唯物史观谈什么呢?下面，我拿“飘啊飘”们也认可的“主流学者”说事——比如，那位因提出“有限理性”而暴得大名，并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伯特·西蒙。

（二）平凡的活动

　　奇思妙想的创新能力究竟是怎么来的?著名心理学教授、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的回答是：创新来源于“持续的关注”。

　　对此，西蒙专门写文章做了详细的分析。

　　比如，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是这样解释他本人的创造力的：一是坚持不懈的详细研究;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对于牛顿同学的自我总结，西蒙教授点评说：“在这两种情形中，‘富于灵感’的结果产生自一个平凡的活动”。

　　西蒙对“平凡活动”的定位，戳穿了“创新来源于天才”的谎言。换言之，所谓“天才”之类的自诩，相当程度上不过是欺人之谈。

　　这让我想起了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新颖的想法只垂青于有准备的脑袋”。

　　说到脑袋，我想起了一句名闻遐迩的点赞：“聪明的脑袋不长毛”。可西蒙提示人们：没那么玄乎。

　　在西蒙看来，人的大脑就如同计算机一样，

　　【“生物计算机(即大脑)，用神经元取代电子元件来完成同样的符号处理，其行为可以用电子计算机程序做成详细的模型。有证据显示，二者均使用了极其近似的符号‘软件’结构和过程。”】

　　那么创造力是怎么在大脑中形成的呢?西蒙的分析表明：

　　【“有创造力的人的大脑中，存储了大量有关创造力领域的信息，通过10年或更长时间的努力搜索，并且按照能够被创造过程中出现的情形识别的模式做了索引”。】

　　西蒙的结论是：

　　【“因此牛顿的解释是正确的(即牛顿所说“坚持不懈的详细研究”——赵注)。有创造力的人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和思考其所从事的科学或艺术领域。”】

　　实践之所以是“创新之母”，道理就在于此。

（三）高个子和矮个子

　　任何实践都只能是继承前人的实践，任何创新都只能是继承前人的创新。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所以，“巨人的肩膀”不可或缺。

　　问题是如何客观评价“巨人的肩膀”?西蒙的评价很实在，而且一点也不玄乎：

　　【“这些肩膀是否属于巨人并不重要，半打侏儒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重要的是有创造力的人能够获取丰富、持续增长的材料。这些素材通常是众多人才的贡献，既有高个子也有矮个子。”】

　　“平凡的活动”，就是千百万平凡人的活动。“既有高个子也有矮个子”，就是“众多人才的贡献”的真实写照。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难道不是很清楚了吗?

　　“高贵者”并非历史的主体，被唯心史观贬为“侏儒”的人民大众才是历史的主体。

　　亿万人民大众的实践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才是创新的不竭源泉。

（四）勿需引入天才

　　为了证明奇思妙想来源于“平凡的活动”，西蒙列举了很多相关的事例：

　　科学史上的伟大发现和发明，比如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理论”，怀特兄弟制造的飞机，居里夫人意外发现的镭，弗莱明在脏兮兮的盘子里意外发现的青霉素，等等。在这些故事里，意外事件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这些科学发现和发明与西蒙定义的“平凡的活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即：科学上的奇思妙想在方法上，不过是对巨大的问题空间进行经过精心选择后的搜寻而已。

　　值得深思的是，今天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模拟科学史上的发明和发现。比如，有一种叫BACON的计算机程序，可以通过归纳而从数据中推演出开普勒第三定理(有关行星绕太阳运动的定律)：将数据输入该程序，当然它并不知道这些数据代表什么，也没有预测这些数据的理论基础。

　　BACON首先产生出一个可能的定律，然后利用所提出的定律与数据的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形成并提出一个新的定律。输入开普勒本人的数据(当然是未识别性质的数据)，BACON程序运行两次后便发现了开普勒错误的第一定律，运行三次后就发现了开普勒第三定律。

　　令人惊讶的是，同样是这个计算机程序，不需做出任何修改，它重新发现了19世纪所有物理学家与化学的重要定律，而且只需要运行几次——在发现正确模式之前，运行次数几乎没有超过12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与“平凡的活动”完全一致的“平凡的逻辑”：对问题空间的启发式搜寻与对熟悉模式的识别相结合。

　　总而言之，西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创新的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获得大量有正确指向的知识;另一个条件是，获得选择性地、启发式地研究专门知识领域的技巧，以及细致考察通过此类研究所揭示的新现象的技巧”。】

　　西蒙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

　　【“要评价创造力，无需引入天才的概念。创造力的产物在质的方面与其他思维的产物并无截然不同之处。”】

（五）智商与境界

　　从西蒙的分析中，我得出了两个基本结论：

　　(1)创造力来源于对某个问题的“持续关注”。所谓“持续关注”，说白了就是“实践”。“持续关注”的源泉，正是且总是千百万普通人的实践活动!

　　(2)所谓天才精英解决问题的机制,其实与凡夫俗子并没有什么不同。若有不同，那也是关注的问题不同以及对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同而已——或曰“上不上心”。

　　写到这里，有人不干了，指责我对“高贵者”的智商缺乏起码的敬畏之心。

　　我当然不否认人和人之间的智商、情商的确存在差别。但是，除了智障，常人的这种差别有如马克思所说：

　　【“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这里顺便插一句：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人与人的智力差异存在一个“向平均值回归”的规律。也就是说，人与人的智商差异总体上并不大。心理学家说：“尽管听上去令人遗憾，但既然这是人类进化的自然规律，人们也要学会接受”。其实，这个规律早已为古人发现，比如“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言归正传。我并不否认人和人之间在智商和情商上存在着差别，我要否认的是把这种差别夸大到几近神话的谎言——比如唯心史观宣称，历史是精英推动的，与人民大众的的活动全然无关。

　　我尤其要强调的是，在阶级社会，人与人的身份地位差别、财富占有差别，甚至文化教育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与所谓的“智商”高低没有必然联系。至于阶级社会的分工是如何掘成人与人之间巨大鸿沟的，我就不多嘴了。因为我希望这篇短文能多活几日。

　　值得追问的是，既然人们的大脑及其解决问题的机制相差不大，那么，人与人的头脑是否就完全一样了呢?当然不是。

　　在我看来，人与人的差别不在于智商的高低，而在于境界的不同。

　　换言之，正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不同，导致每个人的境界有了“高下”之区别。

　　境界，指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境界源于兴趣和修养，与智商无必然联系。比如，有人的兴趣在于种花养草，有人的兴趣在于官场商场;有的人嗜好赌博，有的人执着于念经，等等。

　　总之，不同的兴趣和关注点把人们的境界分出了高下。注意，我们不能因境界的不同就断言：钟情于山水的行者肯定比热衷于商场的成功人士智商低下，精通黑厚学的官员一定比青灯黄卷的苦行僧拥有更高的智商。

　　一言以蔽之，境界的高下并不等于智商的高低。

　　有谁能断言，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智商高于麻将爱好者或低于桥牌爱好者呢?

　　然而我能断言，方志敏的境界一定高于蒋委员长的境界(尽管老蒋说自己“打牌是内行”)，“范跑跑”的境界一定低于雷锋的境界(尽管范同学说自己“很诚实”)。

（六）结语

　　毛主席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窃以为，这愚蠢和聪明与其说是“智商”，不如说是“境界”。

　　人们常说某某“智商为零”。仔细想想，为零的不是智商，而是境界。

　　注释：

　　注1：当下讲台和论坛上流行的某某“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把自己的私货强加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比如，把“存在主义”强加在马克思的头上;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摁在一个锅里炖成糊糊;让马克思跟恩格斯互殴;让青年马克思跟老年马克思对打;披露马克思和唯心主义互送秋波关系暧昧;用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来证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过时鸟;等等。这类神叨叨的“马克思主义”除了显摆自己的无能之外，唯一的功能就是向银河系宣布：神叨叨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由此给出的政策含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老子定义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位“老子”不是春秋末期那位姓李的老子，而是“后30年”以来的老子)。所以在“老子”看来，所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定义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是以“我”定义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于是，马克思被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从此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

　　注2：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注3：为什么绅士老爷大人们如此仇恨那个时代?我不说也罢，你懂得。

　　(2019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