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忏悔吧，梁晓声、张贤亮、阿城……们

　　捌玖十年代的中国作家，都经历过特殊年代。在雪崩的特殊年代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罪或无辜的。

　　因为身上的光环，平民根本想不到郭沫若、范曾者流在特殊年代触心惊目的作为。而那些四零、五零、六零后著名作家，当年再怎么平庸，至少也有犯了“无知之罪”、“平庸之恶”之嫌。

　　想想当年那些知青，他们既是特殊年代的受害者、又是施害者。他们打过老师、长辈，也互相恶斗过；他们“祸害”过农民、民女……

　　可是他们的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一边尽情控诉制度，批判他人（比如农民的愚昧无知）；一边尽力美化自己，抒发自己被迫害之情。整个世界都错了，就他们无罪、无辜、正确、甚至伟大。

　　《灵与肉》既描写知识分子被膜拜，又表达了知识分子不抛糟糠之妻的高尚。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被女性修复完整的知识男性，在被女人的崇拜中，以追求灵魂的高尚理由，抛弃女性，并把这种用知识和精神追求碾压女性的“知识霸凌”提高到哲学高度。而梁晓声的知青文学，至始至终表达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大型交响乐……

　　作品当然可以百花齐放，但是——

　　至今，未见到一本知青文学的忏悔之作。

　　至今，未见到一篇当代知识分子的谢罪之辞。

　　从古到今，几千年来，未见到华夏知识分子一本《忏悔录》。

　　现实中没有，作品中的虚构人物也没有。

　　深受天主教祸害，又被理性哲学折腾的法国，也还有一本《忏悔录》，尽管《忏悔录》有好多假得乱真的假话，尽管卢梭本人就是唯理性哲学的带头人。

　　即便成熟历史只有一千年的俄罗斯，也还有一部贵族青年向底层女性（妓女）忏悔的《复活》。

　　至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足可以代表人类悔罪的最高海拔。

　　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个个伟大、光荣、正确（最多有点性格缺欠）？

　　为什么？

　　灾难之河——黄河，让华夏先民对上苍没有好感，华夏成为宗教民族的可能被黄河淤埋。崇拜治河英雄，成了华夏文化的源头基因，圣祖文化成为文化核心。它的意思就是：华夏必须在人间造圣（神化的人）。

　　圣人成为华夏道德与智慧的衡量标准。

　　为了造圣的方便，他们这样开始他们的哲学出发：人之初，性本善。

　　注意，是“人之初”，不是“民之初”。那些把“人之初”中的人，解释为所有人，纯粹是自作多情。想提醒这些人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暗含着“民之初，性本恶”。

　　就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暗含着“己所不欲，可施于民”一样。

　　“人”指权贵，没“民”的分。

　　（儒对民并不十分客气，然而，在二十一世纪，几乎所有穿西服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解读儒家经学时，总是有意、无意地给儒学贴金，有些解读连常识都不懂，比如对以上两句的解读。）

　　“人”之初，性本善，圣随便一捏就成了。圣很完美，一点错误也没有。

　　那“君子”（知识分子）咋样？有问题，问题不大。有问题的君子叫小人。

　　小人（也比民高级）向完美的圣人学习，反思一下自己的错误，就成君子啦。

　　君子只犯错误，反思就够了。

　　至于民，全是刁民，直接刀棍伺候。

　　纵观华夏各家经典，从不见“罪”字，从不见“忏悔”一词。

　　道家到自然中刷新一下，就成真人了。

　　道教直接成仙。

　　佛家面壁思过，就成佛了。

　　华夏知识分子跟他的圣人一起，就这么自恋。

　　为什么各家都发现不了人身上的“罪”呢？

　　主要因为他们找的参照物。

　　面对本身问题就严重的圣人，儒家不但不能发现他们身上的“罪”，还要替圣和他们掩盖“罪”。

　　面对本就无意识的大自然，道家不但不能发现人身上的“罪”，反而用大自然的表面“美”美化自己。

　　面对人成的佛，佛徒尽管发现了人身上部分“罪”根，因此佛徒也弄弄“面壁思过”，但它发现不了人类身上天存的动物性“原罪”。一旦发现，他们就成不了佛了。

　　面对多神，也不行。因为多神既不绝对、又不完美。面对送子娘娘，你最多发现自己生不了孩子。

　　人类要发现自己动物性之“罪”，必须面对一种绝对权威、绝对完美的对象。

　　……

　　当代作家完全跟他们的祖师爷一样。他们常常自己在现实或作品中，用一点错误谦虚（不是谦卑）一下，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尤其知识分子形象）也最多犯点错。他们从来没有罪感。

　　无罪感，哪有忏悔意识？

　　他们就剩下了面对错误的反思。

　　因此，八十年代盛行过“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的肤浅，自有后人评说，咱家就不招骂了。

　　上面，是他们本人的自以为是。

　　下面，说说他们作品人物的正确与“狂妄”。

　　中华几乎没有一部彻底心灵忏悔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皆在一种有限思想的驱牵下，昂然而自足地走向充满欠缺的目标。一百单八将的屠刀、孙猴子的金箍棒、白嘉轩温情脉脉的残暴、脚踩村姑的高加林的个人奋斗、控诉他人罪恶的伤痕文学、改革者、小市民、现代诗里的故作迷茫……在中华文学天地里上天入地。

　　中华道佛的自我美化、儒家的君子自足意志、当代一种豪情、过滤进口的西方理性主义，让中国作家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正确与“狂妄”。作品中的人物个个方向正确、意志坚定，在指责别人、踩扁对方的肯定式中踏出中华文学的康庄大道。

　　从不见这些人物在心灵深处痛悔自己的罪过，也不见作者借作品自我忏悔。难见其人物进行心灵的痛苦挣扎，有挣扎也是两种思想的选择。只有思想的斗争，没有灵魂的拷问。

　　知青文学，从不质疑工人和农民的界限，而当工人子弟被一种思想驱至民之处境之时，这些掌握执笔权的所谓知识青年，返城后立即操起指挥亿万汉字大军的武器，笔伐“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罪过，控诉“人”在“民”处境中的种种遭遇，所谓的“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字字血，声声泪，矫情得寻死寻活。几乎不见一篇“知青文学”从“上山下乡”角度质疑自己城里人身份的特权，相反，他们骨子里认为“上山下乡”就是对上等人的一次不应有的枉谪；不见一篇文章控诉自己因等级带来的优越感而在乡村横行霸道的恶行，却在诉骂农民对他们所犯滔天大罪，而他们对农民所犯的“罪恶”远远大于农民对他们所犯的“罪恶”；不见一篇文章忏悔自己盲从的平庸之恶，却不遗余力地描叙嘲笑农民的愚昧麻木；不见一篇文章控诉自己主犯的种种打人杀人的“罪”行，却在一味地批判特殊时期的社会性。

　　因为没有“罪”感带来的忏悔意识，这些文章批判的“罪行”永远在别人或制度的身上。

　　当然，有一部小说是知青文学的例外，那就是阿城的《棋王》。《棋王》用所谓的道家文化，以主人公的“憨”、“痴”消极对抗那个年代。但道家的作为，只是一种逃避。用陶渊明的高度给本群人贴金，也还是一种不太高级的自恋（本民将另行一文揭秘《棋王》的局限）。

　　海子的自杀，没有唤醒他们的忏悔觉悟，反而每年借纪念海子表达他们的清高和正义。

　　人是在罪恶、错误中长大的，唯有忏悔才能进步。中国当代小说原地踏步的原因，就是作家们的自足意志。

　　不知忏悔，因此，他们一代一代一脉相承，没有提升，只是把长袍马褂换成了板板正正的西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