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好，祝大家节日快乐。
年初，随着解封，大家对经济都充满了期待。朴素的愿望没有实现，经济却、在三重压力的作用下陷入困境。
首先，外贸拖累经济。
2021年外贸是经济的发动机之一，大量订单回流，驱动经济增长。2022年欧美恢复生产后，我国外贸逐步回归常态。2023年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外贸再次成为经济下滑的拖累。2023年，我国对美国、欧盟、东盟、日韩的外贸同比增速全面下滑。
实际上，外贸下滑与逆全球化息息相关，逆全球化又和国际资本竞争息息相关，这又可追溯到市场体制的固有矛盾。市场体制的固有矛盾，导致我国国内资本过剩，进而导致资本输出。资本输出必然造成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垄断资本发生竞争，这是贸易摩擦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外贸本身就是资本体制固有矛盾的必然结果。
其次，房地产直接拖累经济。
房地产产业链很长，开工阶段可以拉动水泥、钢铁、玻璃、建材、工程机械、建筑等行业，竣工阶段可以拉动家电、家居、家装等行业。
当房地产下滑时，对经济的拖累也是全方面的。一方面体现在开工减少，拖累重化工业；一方面体现在竣工后销售减少，拖累家具家电等轻工业。
不仅如此，房地产出现还导致投资者对整个经济预期走弱，影响到经济的其他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股市。按《金融时报》最新报道，“自8月份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债券兑付逾期以来，国际投资者一直是净卖出方，碧桂园逾期暴露出中国房地产行业流动性危机的严重程度。”
到目前为止，“2023年流入中国股市的外国资金中有近九成已经离场。”
再次，国内消费不振。
消费不振的原因很多，其中，贫富分化是主要原因，凯恩斯主义导致的诸多问题加重了消费不振。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最富有的10%的人群财富占全部人群财富比例，上涨了约9个百分点，其中最富有的1%人群，财富占比从28.34%增至32.63%。与此同时，所谓的中产阶级（中间人群）财富占比从31.72%下降至25.03%。
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我国富豪人群的财富占比也是很高的。下图可见，全球主要国家前1%人群所持财富的占比，最高的是俄罗斯，占比48%，其次是美国35%，再次就是我国33%，老牌国家英法德日大致在20-30%之间。
贫富分化势必导致消费相对不足，这是消费萎靡的主要因素，所以国家才不断提出要增加贫困人员收入。
同时，我国通过凯恩斯主义以房地产为抓手刺激经济，势必造成房价高企，居民部门负债累累，挤压消费。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前，居民部门杠杆率为5.2%。从1998年开始，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攀升，2007年低达到第一个高点19.4%，十年间攀升14.2个百分点。金融危机以来，经历两大一小三次刺激，杠杆率从19.4%暴涨至2020年底的62.3%，十四年间攀升了42.9个百分点。
这三重压力不能孤立地看，它们都是市场经济固有矛盾（包括为了解决矛盾而采取的凯恩斯主义导致的负面作用）在某个方面的表现，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本质在某个方面的现象。
在三重压力作用下，我国2023年经济困难重重。
为了调节经济，我们出台了诸多政策，仅仅是房地产领域，我国中央+地方，在2023年就出台了近千条刺激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一个问题，政策对经济的刺激在减弱。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危机的不同形态说起。
在自由竞争时期，危机体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国家放任市场自发地消灭生产力，实现新的平衡。
现在，我们用凯恩斯主义主动干预危机，危机形态发生重要变化。在每一次危机中，凯恩斯主义都打断了危机的自发展开，而打断危机的手段又恰恰埋下了更深刻的危机的种子。危机不再是简单地周期性的重复，而是呈现出一个螺旋上升的图景。这导致若干次短周期相继发生，构成了大周期的一个环节。
凯恩斯主义在延缓危机的同时，也在内部制造出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是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越来越高昂的房价、不断被挤压的消费、不断攀升的债务以及不断提升的金融风险。每一次逆周期调节，都会使得这个对立面发生量的变化，这个量的变化不断接近自身的边界，就使得调控的效果越来越差。
随着经济下滑，多数普通人都受到冲击：裁员降薪导致工作不稳收入下滑，房价下滑导致资产缩水而负债不减，消费萎靡导致生意难做。我曾经和楼下的餐饮小老板聊天，他告诉我，整条街的餐饮没有几家赚钱，“这年头少亏点就是赚了”。
2024年的经济会如何呢？我们都希望更好。
我也相信国家的政策，一定能带领我们走出经济的泥潭，困难总是暂时的，我们明天会更好。
当然，经济本身有其规律，不以主观意愿为转移。为了更好地把握2024，甚至未来数年的经济趋势，我们需要更全面地回顾2023年的经济，分析相关的问题，理清可能的思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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