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也是官僚主义！ - 自媒体号

　　搞官僚主义还有“被迫”的吗？我给官僚主义加上“被迫”两字，不是要宣扬什么“官不聊生”，更不是要给官僚分子鸣冤叫屈。而是想说，不仅官僚主义内部确实存在“热衷”和“被迫”的区分，而且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也具有相对性，有时下级和群众眼中的官僚分子，对于他的上级和领导，可能就成了机械执行的形式主义。

　　历来我写文章的批判重点，都是官僚主义。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个判断：从更好更有效地根除这颗毒瘤考虑，在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这个对立统一体中，官僚主义必须被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它可以直接导致形式主义的发生，以及在多大层面上的存续，甚至形式主义演化到何种程度，何时才能被制止，某种程度上都由官僚分子所决定。

　　我们都知道，形式主义是让官僚主义给逼出来的。但官僚主义亦非“铁板一块”。本着“反对官僚主义，必须首先拿手电筒照照自己”的初衷，我结合在省直单位工作的一些经历，尝试对官僚分子这个群体做一个简要分析。

　　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发通知让下级部门报送有关数据和材料。本来这是一项常规工作，或者并不急迫，下级部门只需按照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定期报送即可。

　　但是，可能会突然接到领导要求，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要看到报告，那么，我在给自己预留汇总时间的前提下，就只能突破通知本身对时间的安排，要求下级部门在当天晚上十点前把数据和材料报上来。由于很多数据和材料都是从乡镇村层层上报的，这个上报时间，在县里就要早于市里，在乡镇就要早于县里。

　　领导和上级机关有他们的政治站位和全局考虑，如果这项工作确实火烧眉毛，这种安排无可非议。如果这个工作任务从性质和紧迫程度上并不是十万火急，在今天可以干、明天干也可以的情况下，对基层干部来说，无疑是多了一项由上级官僚主义导致的负担。如果这样的负担，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让基层干部应接不暇，有些工作压根就没有时间精力去开展，他们只能坐在办公室生编硬造一些数据材料，那么，形式主义的危害也就会愈演愈烈。

　　任何工作安排的本意，都不想“今天通知明天要”，或者八点通知十点要。我相信，很多同事和上级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和我一样，如果是周五下午，都尽可能不往下级打电话要这要那。但如果更高层级的领导周一就要看到报告，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厚着脸皮给下级单位通知，务必周末加班报上来。如果他们有埋怨，我们也只能回一句：“领导催得急”。

　　这不是卖领导的“赖”，一者确实是实情，二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如此说，才能引起下级的重视，加快工作进度。如果这样的加班真正推动了工作开展，劳累一点尚能说得过去；但如果这项工作并不急于这一会，或者领导看过也就放那了，那么加班的价值何在？很多熬夜加班的人总感到自己在做无用功，没有成就感，根源就在于此。

一个干部的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面对多项工作时，首先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尽可能做到统筹兼顾和合理安排，同步展开、协调推进，是“弹钢琴”，而不是办完一个事才想起另一个事的“线性工作”。这样一来，下班后、夜间，或者周末等工作时间以外再去安排工作的情形就会少很多，除非发生了特别紧急的事故事件。

　　官僚分子是不分高级低级的，但凡有一点管理权限的人，都可能犯这个毛病。别看村干部乌纱帽小，有的在群众面前耍起官威来，那是底气十足，这也是官僚主义。对乡镇村干部来说，县里就是最直接的官僚主义；对于县里，市里自然也是官僚主义。反过来看，市、县、乡的官僚主义是主动的，还是上级逼迫的？甚至说，省里负责要材料的“工具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不也是“被迫”的吗？以此类推，有多少官僚主义是迫于无奈而出现的呢？

　　这些“被迫”的官僚分子，有的对待下级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其实内心五味杂陈。一则本身不愿，自己也得跟着熬夜加班；二来对下级多少心有愧疚；三来对领导工作方法略有意见，但苦于无力改变，若完不成领导任务，更是心中忐忑。尽管无奈，尽管被迫，他们也不会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谅解和同情。只因，“被迫”的官僚主义，本质上仍然是官僚主义！

　　这种“被迫”的官僚主义，虽然在数量上并不一定比得上主动去搞的形式主义，但也绝不是少数。也就是说，真正无可救药、热衷于搞官僚主义的官员，并不占主流，而那些“被迫”搞官僚主义的公职人员，还可以挽救。

　　我们且不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不说陈云同志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只要我们的公职人员能够最大程度地尊重事实，尊重逻辑，尊重常识，就可以减少很多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我们知道，一项工作从计划酝酿到最终完成，总得有个过程。首先要做一定的调查研究，然后是安排部署，接着要具体实施，还要不断改进完善，最后才是出成效，汇报总结。这个过程的每个环节，时间分布有长有短，精力也有侧重（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但要说哪个阶段可以完全逾越，从领导同志头脑中的一个构想，直接就到了最后的总结成效，那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更不符合事物发展的正常规律。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从思想方法上讲，就是漠视逻辑规律。是否重视逻辑、讲道理，可以成为是否热衷搞官僚主义的分水岭。凡事讲逻辑、讲道理，就会待人以平等，以理服人，自尊而且尊重他人，就不会搞官僚主义。反之，不讲逻辑，搞霸道，仗势欺人，一定会产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分子大多不讲道理，而被逼搞形式主义的基层干部往往又不敢讲道理，上下一块演戏，才搞得一塌糊涂。

　　毛泽东对概念、判断、推理非常重视，认为写文章必须遵守逻辑，详见他本人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多次与胡乔木、胡绳，以及周谷成、金岳霖等人谈逻辑问题。他提出：“形式逻辑是普遍适用的，没有阶级性”“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由此可知，遵守逻辑规律对写好一篇文章、做好一件事的重要意义。而“讲逻辑”必然暗含着“要论证”，就是不仅要把各种事实摆在那，还要给它们排个序，定个时间先后、因果关系，此事与彼事究竟是何关系，还得有个让人信服的论证过程。如果官员们思想深处有了这种认识，还会热衷搞官僚主义吗？

　　这篇文章只想表达一个主题，不论是主动的官僚主义，还是“被迫”的官僚主义，都必须严厉批判。而要彻底铲除官僚主义，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尊重逻辑、尊重事实、尊重常识，就是首先需要迈出的重要一步。希望我们的公职人员，能够切实行动起来。

　　作者简介：李子聿，皖北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现就职于中部某省纪委监委，著有《驿路心灯——金水河畔谈历史人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