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迪·迪恩 | 巴勒斯坦为所有人发声

　　导 语

　　乔迪·迪恩(Jodi Dean)是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政治学系长聘教授，知名左翼政治学者。今年4月9日，她在维索(Verso)出版社网站上发表了题为“Palestine speaks for everyone”【译为《巴勒斯坦为所有人发声》】的文章，为激进、普遍的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辩护，引发了争议。该校校长发表声明，公开谴责迪恩的观点，并禁止她继续授课。

　　迪恩的文章追溯了去年10月7日军事行动的渊源——1987年第一次起义时期的“滑翔伞之夜”，指出这是巴勒斯坦不同抵抗力量的联合行动，鼓舞巴勒斯坦人民从被动的难民转变为主动抗争的政治主体。迪恩指出，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左翼站在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对立面。巴特勒多次撰文提出应“迫使哈马斯这样的组织消失”，且批评激进的美国高校学生。迪恩认为这一立场的根源是去政治化、泛道德化和个人化的左派政治，导致西方左翼逐步丧失团结的能力，再也无法撼动统治阶级的地位。当前的危机为扭转这一政治格局提供了可能的出路，“千千万万，我们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口号意味着在帝国核心中，反帝力量正走向联合。因此，迪恩认为，借助当前的抗议活动，一种新的革命主体正在巴勒斯坦与帝国内部生成，在这个意义上，巴勒斯坦为每一个人发声。

　　迪恩肯定了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积极意义，颠覆了西方主流叙事，具有重要价值。不过我们认为，在反帝的事业上，左翼能够与哈马斯统一战线，但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接受哈马斯的一切主张。我们现将迪恩的文章译为中文，供大家参考。

　　我们特别邀请迪恩教授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以下是她的赠言：

　　中国长期以来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摆脱殖民压迫和外国统治的解放斗争的合法性，美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在美国，超过三千名学生和教师因声援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示威而被捕。由于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像我这样的教员已被停职或解雇，并接受调查。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灭绝战争，而中国在推动巴勒斯坦主要政党之间的对话。正如全世界数十亿人认识到的那样，巴勒斯坦终将获得自由。

　　作者｜乔迪·迪恩(Jodi Dean)

　　翻译 | 雨博、云岫、侯农、YW

　　图片来源：Bloomberg

　　原编者按：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以来，乔迪·迪恩受到了她任教的大学校长的公开谴责，并被“解除了课堂职责”。这种对基本学术自由的明显侵犯只是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高等教育机构为镇压声援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更大规模持续施压的一个例子。

　　一

　　飞行，风筝及革命主体的反抗行动

　　10月7日拍摄的滑翔伞战士避开以色列防空系统的画面令我们许多人感到振奋。这是自由的时刻，打破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屈服于占领和封锁的预期。在他们身上，我们目睹了看似不可能的勇敢的反抗行为，尽管我们知道巨大灾难会随之而来（以色列施行非对称战争并以超大规模武力采取报复行动并非秘密）。但看到被压迫的人们推倒封锁围栏，在空中自由飞翔，谁能不感到振奋呢？

　　这种集体可能性的震撼使人们觉得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自由，似乎帝国主义、占领和压迫能够而且将会被推翻。正如巴勒斯坦战士莱拉·哈立德(Leila Khaled)在回忆录《我的人民将活下去》中描述的一次成功的劫机行动，“似乎行动越壮观，我们人民的士气就越高涨。”这些行动打破了预期，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将人们从绝望中解放出来。

　　莱拉·哈立德的回忆录《我的人民将活下去》

　　图片来源：网络

　　目睹这样的行动时，我们中的许多人也会感受到新的可能性。我们的反应表明了这些行动释放的主体效应：因为一个主体在给定的秩序中划开了一条裂缝，世界已经发生改变了。借用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观点来说，我们看到该行动是由一个主体引起的，从而产生将该主体作为引起它的那个行动的追溯效应。帝国主义试图在这些情绪扩散得太远之前将其压制。它谴责它们，并宣布它们是禁区。

　　我们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看到的巴勒斯坦人的形象通常是描绘毁灭、丧亲和死亡的图片。巴勒斯坦人的人性取决于他们的苦难、他们所失去的以及他们所忍受的。巴勒斯坦人得到了同情，却得不到解放；解放会侵蚀同情心。这种受害者的形象塑造了作为平民的“好”巴勒斯坦人，如果是儿童、妇女或老人那就更符合标准。那些反抗的人，尤其是作为有组织的团体的一部分，被视为坏人：必须被消灭的可怕敌人。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攻击目标。

　　因此，攻击“好”巴勒斯坦人的过错就归咎于“坏”巴勒斯坦人，这进一步证明了根除他们的理由：加沙的每一寸土地都为恐怖分子提供了藏身之处。对情感的管控挤压了巴勒斯坦人获得自由的可能性。

　　对情感的管控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任何激发被压迫者将获得自由、占领和封锁将结束的感觉的事物都必须被消灭。帝国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将10月7日的事件简化为一系列恐怖行为，不仅是为了掩盖殖民主义、占领和封锁的历史与现实，更是为了防止这种混乱的裂缝进一步产生扩大该裂缝的主体。

　　第一次起义(intifada)始于1987年的“滑翔伞之夜”。11月25日至26日，来自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 General Command，PFLP-GC,译者注：以下简称为“巴人阵”，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巴人阵成立于1967年，组织过一系列反抗活动，包括劫机事件，引发了全世界对于巴勒斯坦人困境的关注】的两名巴勒斯坦游击战士降落在以色列占领区。两人都牺牲了，其中一人在被害前杀死了六名以色列士兵，并打伤了另外七名士兵。此后，游击队员成为民族英雄，加沙人在墙上写下“6：1”来嘲讽以色列国防军。

　　纪念1987年“滑翔伞之夜”海报

　　图片来源：The Palestine Poster Project Archives

　　甚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也赞扬了这些战士：“这次袭击表明，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一个决定成为烈士的游击队员。”如果他们有飞翔的意愿，没有什么能够压制或阻止他们。“滑翔伞之夜”重新点燃了1967年6月阿拉伯国家战败之后巴勒斯坦革命的情感能量，也刺激了1968年3月卡拉马战役后游击运动的发展。在“滑翔伞之夜”和第一次起义之后，作为巴勒斯坦人再次意味着抵抗，而不是默认二等公民和难民身份。

　　2018年，在“回归大游行”(the Great March of Return)期间，加沙人用风筝和气球避开以色列防空系统，并在以色列纵火。最早开始发送火焰风筝的似乎是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后来，哈马斯也参与进来，创建了专门制作和发射燃烧风筝和气球的祖阿里(al-Zouari)部队。这些风筝和气球鼓舞了加沙的士气，同时破坏了以色列的经济，并激怒了住在加沙边境附近的以色列人。【译者注：食物天地人B站曾经译制了一部讲述2018年回归大游行的纪录片加沙：为自由而战，读者朋友可前往我们的B站观看】

　　在回应一位意大利记者关于“让以色列疯狂”的“标志性新武器”的言论时，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解释说：“风筝不是武器，顶多就是点燃一些麦茬，用灭火器很容易扑灭。它们不是武器，而是一种信息。因为它们只是细绳、纸张和油浸过的破布，而以色列防空系统‘铁穹’的每组电池成本是1亿美元。这些风筝传达的是：你力量强大得多，但你永远不会战胜我们。真的，永远不会。”

　　将加沙的风筝解读为来自拒绝屈服的人民的信息还有更多背景。2011年，1.5万名巴勒斯坦儿童在加沙海滩上打破了同时放飞最多风筝的世界纪录。许多风筝上都有巴勒斯坦国旗和标志，以及和平与希望的愿景。十一岁女孩拉维亚(Rawia)将风筝制作成了巴勒斯坦国旗的颜色，她说：“当我放飞它时，我感觉在将我的国家和国旗升上天空。”

　　加沙儿童在海岸同时放飞风筝

　　图片来源：Green Left

　　2013年由尼廷·索恩尼(Nitin Sawhney)和罗杰·希尔(Roger Hill)执导的纪录片《飞翔的纸》讲述了一群放风筝的年轻人的故事，“当我们放风筝时，我们感觉自己在天空中飞翔：我们有自由，加沙没有被封锁。当我们放风筝时，我们知道自由还在。”今年早些时候，世界各地举行的声援加沙的团结游行活动中，人们也放飞了风筝，表达并扩散了对巴勒斯坦人获得自由的意愿。

　　《飞翔的纸》海报 | 图片来源：网络

　　雷法特·阿拉雷尔(Refaat Alareer)的最后一首诗《假如我必须死去》(If I Must Die)将风筝与希望巧妙结合。以色列国防军(IDF)在一次空袭中定点杀害了阿拉雷尔，并炸毁了他的住所，随后，布莱恩·考克斯(Brian Cox)朗读这首诗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

　　假如我必须死去

　　你务必活下来

　　述我所遭

　　倾我所有

　　买布和线

　　(将其做成长尾的白筝)

　　让加沙的孩童

　　双眸望向天空时

　　等候着，那在大火中离去的父亲时——

　　无人送别

　　也无人吊唁

　　亦无暇自顾——

　　看见，你为我而做的风筝，在空中飞翔

　　恍惚间以为天使降临

　　重新将爱带回

　　假如我必须死去

　　让它带来希望

　　也带来真相

　　风筝传递着爱的信息，它为飞翔而生，并在飞翔中创造希望。阿拉雷尔的诗句涉及风筝的制作、布和线的工艺及它的飞翔。制作风筝不仅是哀悼，更是一种实际乐观主义的践行，是主观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它确立了政治主体，即受命制作风筝并讲述其故事的 “你”。

　　1998年，巴勒斯坦人建造了亚西尔·阿拉法特国际机场。2001年，在第二次起义期间，以色列的推土机将其摧毁。欣德·库达里(Hind Khoudary)解释说，这座机场与巴勒斯坦建国的梦想紧密相连。当跑道已变成废墟和沙土，她采访了修建跑道的工人。正如库达里所报导的：“加沙机场不仅是一个项目，它更是巴勒斯坦人民自由的象征。巴勒斯坦国旗在空中飘扬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梦想。”

　　被催毁的阿拉法特机场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0月7日飞抵以色列的滑翔伞战斗人员维续着解放与飞行的革命联系。尽管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试图将这一行动简缩为哈马斯恐怖主义的单一形象，并坚持声称随着哈马斯被消灭，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也将消失，但为巴勒斯坦自由而战的意愿先于并超越了这一说法。哈马斯并不是10月7日行动的主体；他们是原动力，希望政治主体作为其行动的结果而出现，这是巴勒斯坦革命的最新实例。

　　莱拉·哈立德为“巴人阵”(PFLP，解放巴勒斯坦人民战线)劫持策略的正义性辩护的话也同样适用于10月7日的情况。哈立德写道：“正如一位同志所说，我们在一个恃强凌弱的世界里英勇地行动，以证明敌人并非不可战胜。我们采取‘暴力’行动，是为了吹掉使西方自由主义者耳聋的耳垢，清除阻挡他们视线的稻草。我们作为革命者，在反革命的时代激励群众，引起革命的剧变”。

　　二

　　我们都是巴勒斯坦人：抵抗如何可能

　　受压迫的人民如何能够相信变革是可能的？经历了数十年抵抗失败的人民，如何相信自己有能力获胜？萨拉·罗伊(Sara Roy)记录了10月7日以前弥漫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绝望情绪。

　　派系主义，以及不仅法塔赫，哈马斯也给人与以色列合作过多的印象，已经瓦解了人们对国家统一计划的信心。一位朋友告诉罗伊：“我们过去的要求已变得毫无意义。没有人再提耶路撒冷或回归的权利。我们只想要食品安全和开放的过境点”。

　　阿克萨洪水行动冲击了这种绝望。由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领导的抵抗战士联盟拒绝接受失败，也不愿忍受缓慢死亡的屈辱，他们的行动是精心设计的，旨在让革命主体显现出效果。

　　2023年10月7日星期六，巴勒斯坦人在汗尤尼斯南部以东的加沙地带围栏上挥舞国旗，并在一辆被摧毁的以色列坦克旁庆祝 | 图片来源：ahramonline

　　自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种族灭绝战争的六个月来，全球声援巴勒斯坦的呼声高涨，令人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浪潮。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到七十年代末，“没有一个进步的政治事业不认同巴勒斯坦运动”。声援巴勒斯坦的行动团结了左翼力量，将解放斗争连结成全球反帝国主义阵线。

　　用历史学家罗宾·凯利(Robin D.G. Kelly)的话说，“我们激进分子将巴解组织视为全球第三世界争取自决斗争的先锋，他们沿着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战斗性和献身精神使其革命战士成为左派的楷模。

　　巴勒斯坦的女战士 | 图片来源：X

　　当前，争取巴勒斯坦解放的斗争是由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的。哈马斯得到了整个巴勒斯坦左翼组织的支持。人们可能会期望帝国核心的左翼会追随巴勒斯坦左翼的脚步而支持哈马斯。然而，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往往附和帝国主义国家为谈论巴勒斯坦而设定的谴责，他们因此站在了巴勒斯坦革命的对立面，给镇压巴勒斯坦的政治计划披上所谓进步的外衣，并背叛了上一代人反帝国主义的愿望。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10月19日发表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的文章就是典型的例子。巴特勒没有将七十五年来的灾难(Nakba)和巴勒斯坦人抵抗运动作为分析的中心，而是批评哈佛大学学生为哈马斯的可怕杀戮开脱。哈佛巴勒斯坦团结组织发表声明，认为以色列政权“应对所有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负全部责任”。

　　巴特勒的文章预示了一种将很快席卷美国学术界的态度，正如在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其他地方发生的那样。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加沙种族灭绝暴力的现实转移到安全和享有特权的美国大学的情感环境上。巴特勒的目标指向学生——他们的语言、感受、以及如何表达自己——提前预演了导致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辞职的国会听证会。

　　哥伦比亚学生抗议活动 | 图片来源：半岛电视台

　　针对哈佛学生，巴特勒“毫无保留地谴责哈马斯的暴行”。巴特勒并不认为这种谴责是政治的终结，也不认为它阻碍了对地区历史的了解。相反，巴特勒坚持认为谴责要有道德视角。这样的视角包括或可能包括对不同方同样的悲痛和哀悼权利，以及“新形式的政治自由和正义”。但对巴特勒来说，这一视角将哈马斯排除在外。

　　巴特勒认为哈马斯对10月7日事件负完全责任，罔顾多个巴勒斯坦组织的武装部队参与了这一行动的事实，从而表明抵抗力量对这一行动的支持远远超出了对哈马斯这一民选治理加沙的政党的军事力量的支持。此外，巴特勒希望成为“想象和斗争”的一部分，争取“迫使像哈马斯这样的组织消失”的平等。

　　尚不清楚巴特勒如何定义“像哈马斯这样的组织”，也不清楚有什么样特征的组织应该被消灭。例如，如果重要的是使用武力，那么被殖民、被占领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就被提前排除了，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团结进步力量的政治视野被压缩了。

　　在希望“迫使像哈马斯这样的组织消失”方面，巴特勒与乔·拜登(Joe Biden)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立场类似。与他们不同的是，巴特勒指认并反对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但巴特勒呼应他们的立场，以及他们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截然分开并使巴勒斯坦解放以这种分离为前提的策略。

　　当哈马斯在争取巴勒斯坦自由的斗争中被广泛承认和接受时，希望其解散是国际团结的失败，是对团结反抗帝国主义阵线的打击和破坏。为哈马斯辩护是如此不合情理，几乎没人敢提出来；它被预设的谴责扼制，如同密封一扇已被关闭并锁住的门。“站在哈马斯一边”是一种指控，一种斥责，而不是承认一个人在根本冲突中的立场。

　　巴特勒表示，对于定居殖民统治结束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这个问题，哈马斯给出了“一个可怕且令人震惊的答案”。巴特勒并没有告诉我们哈马斯的答案是什么，也没有提及该组织2017年发布的政治文件，该文件“接受在1967年边界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关于回归权的联合国第194号决议，以及在国际法范围内限制武装斗争”。这份文件给我的印象既不可怕也不令人震惊，但考虑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扩张，这些似乎是很难实现的。

　　2023年12月13日，巴特勒向哈佛学生致歉。她承认哈马斯可能是“武装抵抗运动”，应被放置于更长的武装斗争历史中讨论，或者至少这些都是“重要问题”。捍卫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仍然是不可能的。2024年3月11日，巴特勒表示“并非所有形式的‘抵抗’都是合理的。”

　　加沙儿童坐在被以色列炸毁的废墟中

　　图片来源：路透社

　　被压迫人民以一切必要手段抗击压迫者。他们选择——并且被迫选择他们的解放斗争发生的环境——他们需要获胜的战略和战术。压迫者能容忍多少异议？压迫者会动用多少武力来镇压反抗？压迫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被压迫者的顺从？压迫者愿意承受多少道德谴责？

　　承认抵抗压迫者的权利，即民族自决权，意味着捍卫那些愿意并且能够反击压迫者的人。这种捍卫不一定是不加批判的——个人、团体和国家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捍卫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政治立场。但这种捍卫必须以被压迫者的解放斗争为导向，而不是以压迫者或使压迫成为可能和有效的更大的帝国主义秩序为导向。用罗宾·凯利的话说，它必须将团结植根于“抵抗的共性”(commonalities of resistance)，而不是“压迫的共性”(commonalities of oppression)。这种提法并不新鲜，它在反帝和民族解放斗争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巴特勒这样的立场呈现的反帝国主义团结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这反映了更广泛的去政治化倾向，及一系列不同的、被削弱的前提。如今——至少10月7日以前——人们抱怨左派不存在，或者，即使不是抱怨，人们想象中的左派政治也是由许多不同的派别、无数个有自己特定选择和感受的个体组成。尽管诉诸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试图将四十年以来新自由主义所分裂的议题联系起来，但交叉性这一概念的自由主义法律基础往往将个人定位为交叉点，将议题定位为身份问题。

　　在组织层面去政治化，把议题重新政治化在个人层面。个体怎么想？她能自如地表达出来吗？什么样的表达会威胁到这种舒适感并破坏她的安全感？无论在美国的大学校园还是在监管公众抗议的地方，政治对管理个人焦虑的限制将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重新定义为道德。这种限制只是道德主义对政治更普遍和系统性取代的一个时刻，表现为：援助工作取代了激进的政治组织，行政管理取代了斗争，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取代了革命政党。

　　我们遭遇的不是去政治化，而是失败。政治仍在继续，但其形式是由这次失败构成的。我们无法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成为团结的一方，因此很难选边站，难以看清或自问我们该站在哪一方？即使承认不同立场也被认为是二元思维，或幼稚到无法接受现实的复杂性和模糊性。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1969年发布的战略文件提供了一扇窗，使我们能够一窥萨义德和凯利所呼唤的政治世界。而在巴特勒那里，她不仅用道德主义掩盖这一视角，而且维护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发言空间，积极主动地反对这一视角。这个战略文件起草于1967年阿拉伯国家在六月战争失败之后，是“巴人阵”的奠基性文件。

　　文件的核心是帝国主义问题。它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资本主义势力聚集成以美国资本为首的阵营，而社会主义国家与解放斗争则构成了对立的革命阵营。美国试图运用新殖民主义手段压制民族解放斗争，维护自身利益。美国入侵越南、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表明美国完全愿意使用武力。在美国未能阻止阿拉伯运动与“世界革命阵营”的联合之后，美帝国主义军事支持以色列。对于“巴人阵”来说，这意味着巴勒斯坦的斗争将不得不直面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与技术优势。因此，从战略上考虑，巴勒斯坦除了“与全世界所有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之外，别无选择。

　　该文件指出：

　　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导致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人民整日过着苦难、贫困、愚昧、落后的生活。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剥削世界的帝国主义与被剥削的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与越南的解放运动、古巴和朝鲜的革命形势及其他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结盟，才能迎战帝国主义阵营，并最终取得胜利。

　　因此，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必然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全球斗争。“我们都是巴勒斯坦人”中的“我们”指为了我们所有人而战的一方。该文件2017年的导言引用了1972年被以色列暗杀的小说家、诗人、“巴人阵”创始成员加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的话：“巴勒斯坦事业不仅是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也是每一个革命者的事业，无论他们身在何处，这都是我们这个时代被剥削和被压迫群众的事业。”

　　在美国一些大学校园，“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必将解放”的口号已被禁止。国际上甚至就这一口号展开了争论，这是另一条战线，发生在声援巴勒斯坦的人与试图扼杀10月7日激发的主体性进程的人之间。

　　帝国主义者真正应该感到不安的是另一个口号：“千千万万，我们都是巴勒斯坦人”(In our thousands, in our millions, we are all Palestinians)。这一口号拒绝分裂，承认由巴勒斯坦事业所引发的共同的反帝主体。它以反帝国主义的多方矛盾共存的普遍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经理主义【译者注：managerialism，优先考虑经济收益，忽视社会效益的工作方式，比如医生基于盈利目标而不是病人实际需要开药】和人道主义的个人化假设。

　　在爱达荷州议会大厦前哀悼被屠杀的巴勒斯坦

　　人民活动标语 | 图片来源：IdahoNews

　　我们选择站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一边，为哈马斯辩护，回应反抗占领与压迫的革命主体，并承认这一在有争议的、开放的进程中形成的主体。你支持哪一边，解放运动还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两者必居其一，别无他选，因为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中，没有商量的余地。压迫不是通过对允许的言论规范做出让步来控制的，它被推翻了。当政治的分裂以其赤裸裸的残酷面貌显现出来时，中间派和随波逐流的幻想终将破灭。

　　这使人联想到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从敌友关系的强化角度对政治的经典表述。【译者注：施密特是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在《政治的概念》中认为，“政治性的划分当然不同于其他各种划分。它独立于其他的划分，而且具有清晰的自明性。所有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不同之处在于，今天的情形还包括等级问题。

　　殖民占领和帝国主义剥削生产着敌意，而这种敌意不是平等的主体在对抗中形成的。这不是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这是一场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战争，是被剥夺了自决权的人对剥夺他们的人的反抗。双方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秩序：从其中一方看来，另一方疯狂、可怕、毫无理智。没有第三个立足点来评估当下的局势，没有任何中立的主权机构或合法体系不被卷入一方或另一方。死亡人数不应被制成表格纳入计算公式，以确保双方扯平。历史并不能决定问题。我们叙述一系列事件的起点日期并不是简单的选择。政治的分裂会一直持续下去。

　　人们很容易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某种更大失败的症状——例如国际法、人权体制或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平稳世界的失败。巴勒斯坦标志着这些系统的自我矛盾之处，即他们的构成性排斥【constitutive exclusion，译者注：通过排斥他者的方式来建构自身主体性的过程】。必须避免这样想问题，法律会遭遇棘手案件和执行方面的挑战而不会因此崩溃。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加剧了分裂、分离，并将政治空间切割为无数个体空间。

　　正如奎恩·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译者注：目前任教于波士顿大学，担任国际历史学科的教授，2018年的著作《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曾获得美国历史协会的奖项】指出的，权力分散一直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机制之一。巴勒斯坦不是一个症状，而是与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方。当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戏剧性地打破其被占领与压迫的环境时，这一方的事实再次显露出来。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直面那无视它的秩序——它有着坚持不懈的意志去抵抗，去反对不公，去收回被夺走的一切，并要求被承认为拥有自决权的人民(people)、民族(nation)、国家(state)。巴勒斯坦是一个政治主体。

　　有丰富的文献可以充实巴勒斯坦政治主体性的概念，要点包括：“灾难日”【Nakba，译者注：1948年，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犹太复国主义派遣准军事部队摧毁巴勒斯坦的城镇和村庄，扩张即将诞生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色列的边界线，造成一万五千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杀，被巴勒斯坦人称为“灾难日”】之后，抵抗对于想象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的核心作用；巴勒斯坦宗教多样（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的特殊性；以及巴勒斯坦人分散在以色列、被占领土和世界各地侨民、难民中。

　　更有说服力的是“我们都是巴勒斯坦人”这一具有挑衅意味的主张。这种说法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即所有形式的苦难都是同一种苦难的变体，因此我们应该和睦相处。相反，这是激进的普遍解放的政治口号，是对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结果的主体的回应。不是每个人都代表巴勒斯坦，但巴勒斯坦代表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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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https://www.versobooks.com/en-gb/blogs/news/palestine-speaks-for-everyone

　　原标题：Palestine speaks for every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