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网站2月16日发布消息，当地时间2月13日晚，密歇根州立大学发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3人遇难、5人受伤，其中有两名中国留学生不幸中枪受伤，目前正在当地医院救治。近期美国多地接连发生枪击事件，总领馆还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防范。
回顾近三年美国枪支暴力案件的相关数据，就能发现这个问题愈发严重。2020年，全美犯罪率直线上升，尤以枪击事件和谋杀事件最为突出，大规模枪击事件与上年相比增加了46%以上。2021年，全美各地犯罪率持续上升，暴力犯罪席卷全美，主要城市他杀案比2020年上升5%，比2019年上升44%，而且警察被杀的案件与死于警察暴力的人数都在增加。2022年，美国共有44186人死于不同形式的枪支暴力，造成除枪手外4人以上死伤的大规模枪击案共发生了647起，死于枪支暴力的17岁以下美国少年儿童达1660人。
2023年，开年前25天，全美发生了4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这一数字比前两年高出21%，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越来越多的枪击案被定性为仇恨犯罪，源于种族歧视的仇恨犯罪增加最多，其中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犯罪在急剧上升，仇恨犯罪受害者和他们的亲人却难以看到正义的结果。
众所周知，美国拥枪率居世界首位，枪支暴力已成为美国孩子的“头号杀手”。2022年10月，美国加州纳雄耐尔城的16岁女孩吉莉恩惨遭枪杀，而她的母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因枪支暴力接连失去了两个女儿。这位母亲悲痛欲绝地呼喊，“我怎么会这么命苦！”这些孩子的鲜血和父母们的泪水，得到的不过是政客的祈祷甚至冷漠，以及媒体的短暂炒作与迅速淡忘。
保护孩子们的生命安全显然属于最基本的“公共利益”，但是在美国，最基本的“公共利益”为什么被漠视？
因为枪支暴力下的美国社会已经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社会治安越混乱，越多美国人选择购买枪支；民众购买枪支越多，就会产生越多的枪击案——而获利最丰的，是以枪支和弹药制造商为代表的利益集团。
以2020年为例，新冠疫情暴发后，大批美国人采购的抗疫物资之一就是枪支弹药。该年度美国人购买枪支的数量高达2300万支，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新增了840万名枪支持有者。于是，枪支和弹药制造行业是该年度美国经济“硕果仅存”的亮点之一，经济产值达到634.9亿美元。该行业及其员工向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缴纳了超过69.8亿美元的巨额税款，包括财产税、所得税和消费税等。
代表枪支制造和买卖的利益集团早已渗透到美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团体之一、全国步枪协会（NRA）每年都向大批政客捐款，并花费巨额资金进行政治造势，宣扬“合法持枪的重要性”。这一恶性循环无疑提升了利益集团对利润的追逐意愿和对拥枪的游说能力。保护无辜者的生命安全虽然是合理的“公共利益”，却因为与资本利益至上相悖，被冷酷地无视了。
20多年来，美国联邦层面基本上没有通过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控枪法案。尽管拜登一再表示对枪支暴力不再容忍，但是其推动的相关法案在参议院受阻，原因又是什么？
表面上看，是因为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美国公民有持枪自卫的权利，实质上则是因为控枪问题始终是两党和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焦点，并且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白人至上主义等种族矛盾交织在一起。
当前，美国政治极化在持续恶化，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成了党争工具，共和党人反对限制购枪持枪，越来越倾向于将任何限制枪支权利的行为视为违宪；民主党人主张严格管控枪支，越来越要求减少持枪量以保护公民免受暴力。在联邦层面，两党在控枪和放松枪支管制争论中相持不下，各州政府则各自为政，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民主党领导的州对枪支的管控更为严格，而由共和党领导的州并未出台新的枪支管控政策。
2021年11月，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骚乱中开枪打死两人的凯尔·里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在基诺沙巡回法院被判无罪，当庭获释。作为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杀”的余波，里滕豪斯案判决结果引起全美多地的示威活动，而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则表示支持，因为里滕豪斯被视为美国枪支拥有者的代表， “骄傲男孩”等极右翼团体将该判决视为“这个国家还有希望”。甚至，共和党人还将里滕豪斯视为美国“文化战争中的新英雄”。
在这些相互交织的复杂因素下，枪支暴力似乎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不治之症。背后是这样一个图景：罹难者的生命和无辜者的血泪是底色，主导一切的是资本的冷酷和既得利益者的贪婪。（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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