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梦龙
南阳的迷笛音乐节事件，如今也算告一段落了。这件事走到最后，舆论已经脱离了事件本身，成为满含历史积怨的魔法对轰，也只能是不了了之。但这件事确实反应了很多问题，事件本身的发生，事件发酵后，围绕地域矛盾的舆论风暴，许多问题都是偶然中带有必然，是值得反思一下的。
我们先来说这一事件本身。事情发生后，很多人把矛头对准了当地老百姓。你说那些蛮不讲理，随心所欲的低素质村民该不该批评，该不该处理，我认为是应该。但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这件事要论责任，其实，主办方确实有难以推卸的疏漏之处。
很多人同情主办方，觉得各级工作人员忙到精疲力尽，最后出了一个纰漏，让一批闻讯过来捡洋落的低素质人员冲了会场。我们从生活经验来说，社会中一直有不少不讲规矩的低素质人群，特别是一些老人，蛮横无理，无法无天，搞出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而对这些人，在基层执法中又几乎没有办法处理，往往只能和稀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法不责众，倚老卖老的局面，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了。
但我为什么说当地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有疏漏？因为这种情形，本可以避免的。当地组织活动的部门，不可能或者说就不应该，不知道本地民情。你既然想拿下这个项目并长期化运作，就要能保证活动的顺利运行。你在办这个活动的之前，就应该打好这个预防针。
具体怎么落实，就是从镇到村，从干部到最基层，都应该提前交底，做好群众引导。当代乡村自有自己的一套社会规则，实际上有能力给你保障秩序，包括管住那些基层觉得自己管不住的老头老太太。
一方面要让村民知道这是本地的大事，上级重视，社会关注，不要惹事，不要给家乡抹黑。另一方面，也应该给周边一些好处，比如一些文化政策带来的资金倾斜，像改善交通，整理河道，提高人居环境，也有利于以后文化节的长期开展。总之正反话都要讲到，使乡村两级都尝到甜头，形成一种共同利益，自然太太平平。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说法太市侩了。堂堂一级政府，为扩大本地影响力，带动文旅经济发展，好不容易主办这样一个音乐节，是一件有利于地方的大好事。结果，老百姓没有箪食壶浆，主动支持就算了，居然还要去收买。
但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当代基层工作很多时候面临的一种现实。很多时候，老百姓是把政府的工作看做只属于政府自己的工作。哪怕是修路铺桥，改善人居这种直接利益民生的事，抓到机会，都要好好的讨价还价一番。而像文化宣传这类带有务虚性质的工作，基本就是政府玩政府的，自娱自乐，老百姓看个热闹，没有什么参与度，更谈不上主动性。
类似的情形，大家在生活中并不鲜见。比如各种创城，创卫，到处可见的志愿者，其实都是套着志愿者马甲的基层干部。政府的各类活动和宣传，哪怕是防诈，防疫，便民服务，这类完全为群众服务的，都要追着老百姓的屁股去做。干部精疲力尽，老百姓也不觉得需要感激，只是觉得干部很烦。
无形中，基层政府很多时候就和群众已经成了各过各的，两个泾渭分明的不同世界。这种情形，其实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传统的集体结构逐步瓦解，一般群众成了离散的个体，不再生活在一个具体，和政府直接相关的集体中。作为按照市场规则运转的个体，对集体利益既不敏感，也不愿意为了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只能是无利不起早，必须把集体的利益具象为个人的利益。这时，还按原来集体组织那套去动员群众，要求其自觉，是做不到。
当然，自然是排斥真空的，旧集体组织结构的瓦解并不代表基层不存在一个组织。这就是我说的，比如基层因为种种顾虑，管不到也管不动的老头老太太，其实也有人能管他们。城市由于人的离散程度更高，这种情形不太明显。而在农村，这种情形就比较明显。各种有威望的“乡贤社达”，扮演着基层代理人的角色，用一套传统乡村社会的办法，在政府和村民之间起着协调的作用。
这种协调配合往往要支付一些或大或小的额外成本。比如给村里修条路，就可能要在本地买沙子，雇几个本村人做后勤，雨露均沾。这就是一种干涉成本，一种利益共同化。
说到底，政府的深谋远虑在乡村老百姓看来，万钟于我何加焉，双方屁股已经不在一条板凳上了。像南阳的这个音乐节，可能是当地宣传文化部门主抓，基层配合，但没有太多动员本地群众。
这估计和迷笛音乐节的主题本身有关。它属于摇滚这样的亚文化，距离普通人是比较远的，而对农村群众来说，更是难以理解的。不指望本地人会掺乎，也不缺游客，搞一些青年志愿者就够了。主办方或许把重心准备都放在的对外宣传和游客接待上，结果在基层引导方面出了疏漏。
实际上，如果这次在南阳办的是类似过去那种同一首歌式的传统歌舞表演，我觉得还真不会出这么大的篓子。因为老百姓也觉得会很正式，看热闹的有，事后捡一捡纸皮，昧掉些失物之类的也会有，但绝不敢太过造次。
偏偏南阳这次办的是摇滚，它的场面天然就比较随意乃至混乱，参与者的情绪也是比较饱满的，恐怕衣装也不会太正式。这在一些老一辈村民看来，就是在自己地头办个大堂会，还不太正经那种，现场乱哄哄的，当然要趁乱去捡洋落。
这种事怎么说呢，当年经济相对更不发达的时候，部队演习，这边枪声还没停，那边就有老乡上赶着去捡炮弹皮了。其实放在当年不奇怪，只能说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老人，思想没有与时俱进，还保留了一些旧时代的老毛病，最后惹出了大篓子。
当然，我相信有这一次教训，当地从舆论到运作都会更有经验，是可以做到亡羊补牢的。实际上，说到底，这始终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也是落后于时代的。社会的总体素质随经济水平的发展，始终是在进步的。而当地的一般群众，下一次遇到这类活动时应该也会格外注意，自觉维护好地方形象。
然而，这件事在后半段，舆论重心已经脱离了事件本身。本来最近这些年，已经逐渐偃旗息鼓，针对河南人的地域歧视，又被重新激发起来，形成了网络狂欢。当地人也奋起反击，则干脆把一切对本地的批评都打成是污蔑。双方发展到最后，完全成了一种各说各话的魔法对轰，只能不了了之。
南阳是帝乡，光武帝刘秀就起于南阳。隆中对所说，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出的就是南阳。历史上的南阳盆地是连接关东和中原的要道，商旅云集，物产丰富，人文荟萃，英杰辈出。河南的文化积淀是毋庸置疑的，像河南卫视春晚这样的地方台，这几年出的河南春晚，几乎年年都有群众认可的精品，在地方台中是独树一帜的。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八方风雨汇中州，中原大地哪怕遭遇了近代多少苦难，依然不愧是人文底蕴深厚，河南是真有文化的地方。
其实，如果站在传统社会的角度看，河南像南阳这样的地方，今天依然可以说富足。可在商品经济的时代，由于地理区位和战略布局的需要，作为传统农业省份的河南又确实落寞了。我们从财政转移支付角度就能看的很明显。河南在全国转移支付中居第二位，但一算人均，在全国却是倒数第七，它之下的六位，从福建到浙江，则都是净财政上缴省份。不仅是经济，包括教育等资源，河南是公认在全国战略布局中，承压比较大，牺牲也比较大的省份。
这种情况下，河南本身经济发展优势不大，人口压力又重，劳务输出便难免，这些工作往往也是以中低端为主。当然，过去，有个别河南务工人员的素质可能也不高，其实也是当年的普遍现象。只是河南的外出务工者更多，加深了这种印象。这差不多就是对河南地域歧视的大背景，不仅仅是嫌贫爱富，也带有一种对外来者的排斥。
实际上，地域歧视全世界都有，在我国也是长期并广泛存在的。当然，河南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受害者。这种对外来人的排斥，本质是在强化一种阶层和群体概念。由于我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可能还包括了一些新城市人以此来彰显自己城市人的定位。
地域歧视固然长期存在，也无法完全根除，但对河南这样广大区域的集中攻击，是必须得到及时打击的。因为它本质上是在消解中国这个共同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全民的素质都在提升，像过去一些固有印象和外来务工者的歧视也逐渐消亡。那种对河南地区的歧视已经逐渐淡去了，而这次南阳的音乐节事件，在舆论上实际上起了一种沉渣泛起的效果。
一些网络流传的抹黑段子，明显是老段子翻新，比如所谓典韦在宛城丢了八十斤的戟，井盖也是八十斤。这种某地人偷井盖的段子，已经很多年没人说了。这种舆论倾是很糟糕，却被掩盖在舆论狂欢之下。
近些年来，流行的山河四省，山河大学这种调侃，多多少少带有同病相怜的味道。而南阳这样的地方，无论历史底蕴多深，在当代似乎总显得清冷，可能也确实想有一些更具现代色彩新的突破。迷笛音乐节这样的潮流文化，能在南阳这样的传统文化重镇落地，是我所想不到的。
但我们也说实话，一些省份由于种种原因，确实处于各项资源获取不太平等的地位。他们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要在国家体系中扮演特殊的角色，不免付出了一些发展的代价。对他们本该鼓励，尊重，却因为这些经济上的后进，而被小觑，调侃，这是不对的。因为经济上的后进，导致话语权不足，最终导致的教育等资源上的匮乏，是很不公平的。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近年来由于世界整体经济的不景气，国内也承受了很大压力。社会转型期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使我们的社会，在舆论上经常越发极端。当代的不同阶层的不同人群，已经越来越不屑掩饰自己的不同，并果断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这又加速了内部矛盾的生成。
南阳音乐节这场乱子，反应了我们在社会治理层面上的不少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不应该坐视这种分裂，分化发展下去。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已经表现出了一些资本主义的明显弊端，是需要得到纠正的。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快速进步的时代。但这种进步之中，应该是协调的共同进步，这才叫社会主义。我们这个时代当然需要进步，但更需要公平，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一样的。公平才能团结，团结才能强大。如果我们只靠一小部分发达地区，一小部分富裕人群，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不可避免走向分化与分裂。一幢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更无法去迎接大变革时代的暴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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