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我也说说华中乡土派 ——对一起网络暴力的回应

　　我也说说华中乡土派

　　——对一起网络暴力的回应

　　贺雪峰

　　一、说明

　　吕德文教授指导博士生的论文遭到恶意评审，为了保护学生的基本权利，吕德文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恶意评审”如何评价和运用？——基于武汉大学一篇博士论文评审意见的分析》，获得较大反响，也推动了学界和教育管理部门对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制度的反思。让人意外的是，微信公众号“课外小参考”发出署名阿瓜博士的《贼喊捉贼？“恶意评审”背后的更大真相——华中乡土学派炼成记》（下文简称《贼喊捉贼》），将具体问题的讨论变成无底线的人身攻击，并且将主要攻击矛头对准了我。我深感诧异，是谁对我有这么大的仇和恨呢？

　　因为《贼喊捉贼》涉及基本师德和学风问题，且传播甚广，很多人向我问起相关情况，我也就做个简单回应吧。

　　《贼喊捉贼》一文署名阿瓜博士，貌似对我和我们学术团队很熟悉，很快知道阿瓜博士就是安徽大学讲师孔德继博士。孔德继博士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他博士论文题目为：《农村研究的专业化：改革开放以来涉农知识共同体的研究》（中国农业大学，2020），其中第八章：“组织模式创新与职业竞争”，重点写华中乡土派，我也将他博士论文第八章摘要附录在文后，可以参考。

　　仔细回想，孔德继博士对我的怨恨可能来自我多次拒绝他的采访请求。当时孔德继博士好像还供职于凤凰网，他联系我说，他博士论文计划写华中乡土派。2017年3月我应邀到人民大学讲座，他听闻后约我请教，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不是很愉快，主要是感觉他比较偏执，此后不再接受他的采访请求。

　　华中乡土派是20年前别人给我们取的名字，我们一般自称华中村治研究团队。不过，华中乡土派这个名字容易记住和传播，学界都这么称呼，我们也就自称华中乡土派了。孔德继有一点说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创建学派的想法源自我硕士生导师张厚安教授和徐勇教授。徐勇老师在20多年前就公开说要建立学派，这是写在书上的。现在徐勇老师团队叫“田野政治学”学派。我2004年从政治学转入社会学，与徐勇老师研究风格有差异，更加注重基层和基础研究，因此成为华中乡土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了。

　　作为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之一，最近20年，我以学生培养为本，以学术研究为业，一贯认为“大学最美的风景是无限热爱学生和无限热爱学术的老师”。20年来，我一直坚持每年驻村调研两个月（最近几年没有完全做到每年调研两个月），一直坚持认真踏实做研究，一直坚持认真培养学生。20年来每个月主持读书会从未间断。2017年调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后，更是坚持每个月与本科生年级和硕士生年级进行面对面交流。我自认在私德和公德上都是无亏的。如何培养学生和如何做学术研究，我和我们团队的实践汇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在野之学》一书中。

　　二、关于学生培养

　　1、2004年到华中科技大学工作，创办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中心属于虚体科研机构，本人工作和培养研究生都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院）。

　　2、2004年以来，本人主持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读书会，自愿加入，自由退出。每年有约20人加入读书会，读书会成员主要来自武汉地区各高校研究生，也包括我自己指导的研究生。读书会每月开一次读书交流汇报会。20年来，本人主持读书会从来没有间断。

　　3、读书会要求必须体系化阅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经典著作。读书会同学基本上可以做到每天十个小时泡在图书馆读经典。两到三年时间，读书会同学普遍可以读超过一百部经典著作。

　　4、一旦可以连续两到三年时间每天泡图书馆，一旦读了一百多部经典，读书会同学都会变得自信，且会觉得自己不做学术研究很浪费。读书会同学们也就普遍愿意考博士将来从事学术研究。

　　5、二十年来，很多读书会成员考取博士研究生，博士毕业后成为高校教师，从事学术研究。这个伟大时代太需要有认真的研究了。

　　6、从事教职以来，我几乎没有让任何研究生为我承担课题，几乎没有让任何研究生为我报过账、做过私活。我几乎无条件支持读书会同学调研并承担他们的调研花费。二十多年我几乎将所有课题经费用于支持学生调研，却没有让学生承担课题任务。

　　7、从读书会出来的研究生有数百人之多，无论是读博从事学术研究还是直接就业了，我与几乎所有读书会同学都保持了良好甚至可以说是深厚的师生关系和私人友谊。

　　8、经典阅读阶段，我们创造一切条件为学生提供一张“平静的书桌”，走出内卷，众行致远；田野调查阶段，所有调查都服务于学生认识中国和成长自己，不做别人的工具，不被课题所累。我们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研究能力的研究者。一批又一批读书会同学选择以学术为志业，走上高校教研岗位，践行“无限热爱学生和无限热爱学术”信念。也有不少读书会同学选择了非学术道路。几乎所有读书会同学都对读书会经历心存感激和敬意，自豪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三、关于调查

　　1、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农村调研的。二十多年累计驻村调研时间差不多有2000天。我对我的博士生要求是必须有400天驻村调研。有博士生读博期间调研时间超过600天。

　　2、一直以来，我们的调研目标都服从于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的需要。既没有将学生当做免费劳力做课题调研，也几乎没有获得专门调研经费支持。

　　3、二十多年来，我们团队累计驻村调研时间超过10万个工作日，调研村庄超过1000个。二十年平均下来，每天驻村调研人数超过20人。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是对全国农村基层情况最了解的。

　　4、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湖北四个村庄搞乡村建设，主要是建设老年人协会，均个人出钱，既没有向社会筹资，也没有免费利用学生劳动力。

　　5、作为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我要感谢我们团队所有人对驻村调研的狂热坚持。呼啸着奔向田野，我们做到了。

　　6、应该有上百名团队以外青年学生申请参加过我主持的集体调研，调研费用也是我们承担的。遗憾的是，个别参加过我们集体调研的同学在博士毕业成为大学教师后，不仅没有心怀感恩，而且制造关于华中乡土派的谣言。人心不古，为之一叹。

　　四、关于论文发表

　　1、孔德继博士说我们团队发表论文是靠不正当关系，不由想到“金扁担挑水”的寓言。孔德继博士的确太小看现在学术刊物的品质和我们团队的格局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20年来我们团队绝对没有与任何学术刊物搞不正当交易，绝对没有通过不正当手段发表学术论文。

　　2、我本人三十年来一直坚持在全国基层调研，认真做自己的研究，所有论文都是自己写的，没有靠学生也没有靠他人。

　　3、我培养学生强调“两经一专”，就是硕士期间读经典，博士期间做经验。基本要求是硕士三年体系化阅读经典超过一百部，博士期间进行不低于400天的驻村调研，博士毕业开始专业化研究。基础扎实，又勤奋，就可以做出好的研究，发表论文不过是认真研究的结果。我和我们团队一贯反对为写论文而写论文，论文不是硬写出来的而是长期调查研究的成果。真研究自然会有好论文。

　　4、研究真问题，学术刊物就必然很关心很欢迎，就会有约稿。几乎所有学术期刊的编辑都在感慨，来稿特别多，好研究却不多，甚至问题都是假的。我们做真研究，有学术刊物慧眼识金，岂不是很正常？

　　5、我们团队无论老师还是博士生，绝大多数论文都是独立署名，独立发表。老师不占学生便宜，学生不沾老师好处。自己对自己的研究负责。有学术刊物要求我指导博士生论文署我的名，我是一律拒绝的。

　　五、关于论文引用

　　1、查了一下中国引文网的数据，我的总被引超过5万次，绝大多数引用者我都不熟悉。孔德继博士说我们是相互引用，就算我们团队有200人，我们团队每个人得引用我250次才能达到5万。即使团队每个人每篇论文都引用，每个人也得发表250篇论文。这可能吗？

　　2、团队成员之间的研究最熟悉，相互启迪互相激发是学派基本特征。对于堂堂正正做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我们不屑也不会故意引用，因为毫无必要。将一个有志于建立有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团队当做要靠相互引用来获得名利的小圈子，这也太低估华中乡土派了。

　　3、我们的影响不是靠相互吹捧，而是靠扎实研究。我们的研究不仅被引很高，而且出版的几乎每本书都成了畅销书，发表了大量十万加新媒体评论，政策影响和社会影响都很大。靠自己人相互引用吹捧来获得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这可能吗？

　　这就是我对孔德继博士所写《贼喊捉贼》的回应。

　　写于2024年5月24日北京至武汉高铁上

　　附录：孔德继博士论文：

　　农村研究的专业化：改革开放以来涉农知识共同体的研究（中国农业大学，2020）

　　第八章：组织模式创新与职业竞争（摘录）

　　本章就通过乡治中心的案例，详细考察一个后起的学术团体如何为中国学术界做出学术贡献，并获得学术地位的过程。

　　8.1 华中两学术团体的数据表现

　　该中心2005年由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和吴毅创办，后来基本成为贺雪峰研究团队的主要署名机构，自2017年底该中心随贺雪峰研究团队移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称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两位创办人贺雪峰和吴毅由华中师范大学徐勇团队调入，学术风格与原单位有所不同。一个学术组织的期刊发表数据的表现，通常反映该组织的发展状况。

　　如今人们通常用“华中乡土派”代称贺雪峰的研究团队或在武汉的农村研究群体，很多人分不清楚武汉地区几个研究组织的关系，但主要用来指称贺雪峰领导的“乡治中心”。“华中乡土派”给学界大概有三四类印象：

　　一是下村调研多。很多成员习惯在简历中标识驻村调研天数，尤其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初期，例如博士毕业后专职搞研究的青年学者，一般标识五、六百天的驻村经历。截至到2019年初，过去十多年贺雪峰教授的整个团队累计驻村调研达5万个工作日，做了差不多100多个县，1000个村庄的调查（桂华，2019）。

　　二是读书数量多。“硕士生阶段要阅读200本以上人文社科经典著作”，这些著作通常是非常有深度的学术著作，但乡土派的学生的特点恰恰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读书，如武汉大学桂华（2009）在互联网社区“三农中国论坛”发布的2009年5月份的“读书书目”就达20本之多；“大四还没结束，刘锐就读了100多本经典”（奚茜，2010）；张雪霖（2013）博士的论坛帖子显示，她在2009年11月至2013年3月25日共4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读书263本。

　　三是发文章多。贺雪峰的学生都有极长的已读书单，硕士毕业生通常自报读书不下150本的学术书；发表文章能力极强，一年5-10篇CSSCI文章发表，有A类刊物发表经历者不计其数。

　　笔者除了做了一些乡治中心成员文献分析，也曾赴武汉参与观察贺雪峰的“读书会”。下边具体介绍和分析“华中乡土派”的成功之道。

　　8.2 “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贺雪峰提倡“野性”的学术思维，在培养学生上也有他独特的方法。笔者访谈了多位贺雪峰的学生，有贺作为导师直接培养的，有外单位参与读书会的，也有本单位观点相左的。被访人都一致认为贺雪峰“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培养，对学生比较好。”

　　贺雪峰的教育观是：只要有学术热情，人人都可以做学问，做研究不要求特别的天赋。所以，贺一开始就吸引了很多各类高校和各学科的学生，并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对与其一起读书和搞研究的学生持包容的态度。

　　“贺老师更像一个教育家，表现之一是善于鼓励”，他的一位学生说。

　　笔者在对贺雪峰的访谈中发现，他在很多事情上，确实表现出了很多学术同行不具备的“美德”。贺雪峰对学生提出“两不要，一要”——作为低年级学生，不要做课题、不要写文章。要读书。

　　贺雪峰既珍惜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学生的时间。尽管学生众多，但项目的报账从来没有用过学生，而是专门雇的兼职会计。他的网站和公众号的运行，也不安排学生，而是付酬交给专人管理。所有的项目，除非是适合学生需要的，从来不会为了完成而用学生来干。所以，学生有足够多的时间投入自己的调研与写作。贺雪峰尽管也在湖北洪湖和荆门地区参与老年协会的社会公益活动，但从来也不安排学生去做社工（义工）。

　　在贺雪峰供职华中科技大学时期，在每个新的研究生正式入学之前的暑假，贺通常会自掏腰包在武汉租民房供学生居住，统一组织看书，一种准军事化式的“集训”。

　　这种管理风格充分体现在学生的自我发展上。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调研、读书和写文章。

　　8.3 众说纷纭的“读书检查汇报会”

　　贺雪峰有一个大型的“读书会”，笔者曾于2017年前往华中科技大学进行了参与观察。贺雪峰的读书会规范的名称是“读书检查汇报会”。

　　笔者在现场听到参与者评价这个读书会：“众说纷纭的读书会。”

　　“读书会虽饱受争议，但我觉得非常受益。”“既严格、又宽松。”

　　严格在每个人每个月至少要读两本书，宽松在于不限读书门类，甚至可以不是学术书。而这个会的功能是检查学生们在过去一个月有没有认真读书、干了什么、想了什么的思想汇报和思想检查过程。

　　笔者曾赴亲临现场观察了这个每月一次的“读书会”。整个会议室有近百人，参与者为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来源不限于武汉本地。每次贺雪峰都亲自带领，博士生基本不参加。

　　读书会要求每个成员在当天都要进行一次汇报。汇报的内容为学生在过去一个月内的阅读书目、读书心得和个人的思想状态。

　　贺雪峰在每个学生发言后都会有所点评，但不点评书的内容和学生对书的理解。大多数对学生的评语是读得不错，几乎90%的学生会得到他的鼓励。在鼓励之外，间或对各位学生所在单位的学术动态也比较关心；再有就是分享自己的治学观点。这些治学观点，与他每年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学术讲座几乎一样。

　　一天内近百人进行汇报，时间是非常长的。如果每个人的汇报加上贺雪峰的点评平均有10分钟，每次读书会有60个人汇报的话，那一天的会将有足足10个小时。而事实上确实是这样。读书会通常早上八点半准时开始，结束时间却通常到夜里十一二点。

　　学生们在读书会上分享自己读书和学习中的苦闷、喜乐与信心来源。并从这个集体汲取精神动力，坚持下去。

　　笔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无法想象一位有“长江学者”头衔的著名教授，会坚持每个月主持一次由本科生和硕士生参加的读书会。并且这是个并不能提供读书技巧和实质性知识的读书会。

　　这个读书会不讨论书的具体内容，用贺团队成员的话讲也可以叫“务虚会”。是通过每月一次的集体生活，塑造大家的精神面貌，激励大家斗志昂扬，营造出“比学赶帮超”的氛围。笔者2017年参与的这次读书会上，有一些外地的高校的学生来，有南京的、有海南的。有说法称，贺雪峰还负责报销这些外地学生外来武汉的火车票。

　　内部参与者解释参与这个读书会的意义是，形成一种“压力传导机制”，督促学习，而不是为了讨论具体的读书。

　　8.4 跨单位的品牌共享体系

　　但近十年来，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学术发表数据仍然遥遥领先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与数据形成反差的是，在人员配备上，以及整体运行成本上，后者远远超于前者。可观的科研发表量除了4人的全职研究团队外，更多的是由校内外的学术共同体——确切地说是本校学生和在其他单位就学并认同以贺雪峰为中心的博士研究生贡献的。与吴毅不同，贺雪峰尽量选择多招学生，在本校招生名额外，会把其“读书会”（学术共同体内）的学生推荐到海内外的其他单位深造，利用其他教学平台，建设自己的研究队伍。这些队伍或与其有院系内的师门关系，或者完全没有学历上的交集，而是通过“读书检查汇报会”的机制形成组织关系。这些学生在其他单位就学时，与中心保持密切的联系，从事与中心风格一致的学术实践，并以“中心研究人员”的名义发表学术作品。

　　如此，乡治中心的数据主要是贺雪峰团队的学术成果表现，数据来源也是基于一个跨单位的研究网络共同体的学术贡献。在2011年，3名全职人员的乡治中心的学术期刊发表量已经达到130篇，已经接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发表量，农发所有编制内人员80余人，在2010和2011年的发表量也仅为129篇和149篇。

　　8.5 乡治中心的分化与模式复制

　　贺雪峰在人才观上是比较开明的。贺认为搞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热情，只要有热情，再加上努力研究就能搞好。贺非常支持学生继续深造并最终从事学术研究。受招生名额有限，绝大多数学生是不可能在自己门下或本校升学的。在这种情况下贺雪峰就积极地把学生推荐给学术发达地区的名校，包括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与贺团队来者不拒的包容性并行的，是严格的组织管理。读书会成员每月都应该通过邮件给贺老师汇报自己的读书进度。在外就学的成员，也常常得到贺老师的电话关怀。在暑期调研期间，无论是在读学生，还是就业的老生，无故不参加或者无故早退——将面临被组织除名的风险。

　　少数早年毕业的学生，正值学术壮年，业务繁忙，学生渐多有了自己的门户，不便每年参与调研和“学术峰会”。这种情况下通常是结束组织关系，基本少有往来，不允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以免涣散军心。这既是贺门内部的分化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保持组织运行原则的有效的管理手段。

　　8.6 “集体学术”与“慎做项目”

　　将有共同志向的人组织起来，并有效运行团队，除了刚才提到的“读书检查汇报会”这一形式外，与之平行的学生培养和团队建设方式还有每年暑期的集体调研和贺门弟子内部的“学术峰会”。

　　前边提到贺雪峰对项目的态度：不为项目所累，有选择性地接受资助。在对学生的培养上，学生们普遍反映贺老师是舍得花钱的。但凡有学生表示愿意调研，贺都会尽力支持。一般在读博士通常被要求调研200天，这两百天的经济成本早年主要由贺老师承担。

　　贺喜欢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调研，无论资金充裕与否。起初在没有大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调研成本主要是贺雪峰负担，外加省吃俭用。调研中通常会根据不同的调研地点分成队，一般3—5个人每队，队长通常领5000元现金，每个人每天的食宿成本是30元。宾馆和招待所一般不允许住，尽量通过村干部联系住在村民家里。

　　贺雪峰移师华中科技大学已经十几年了，越来越多团队成员博士毕业后开始了稳定的学术生涯，有了固定收入及项目资助。于是这些高校教师“自带干粮”反哺团队，带着自己的项目参与贺雪峰统筹的大调研。虽然日子好过了，贺仍然提醒学生们：“不要被项目撑死。”意思是不要为了赚钱而花过多的精力在意义不大的项目上。

　　在每年暑期的大调研之后，团队内部都会组织一场持续近一周的“学术峰会”，峰会内容和功能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团队学术成就的展示，另一方面也是鼓舞士气、互相学习。

　　8.7 研究方法与内容倾向

　　调研和写作方式。贺团队在集体调研期间，是白天分头去调研，晚上集中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会有比较激烈的争论。但争来争去，“统一思想”往往成为一个重要的过程。贺作为团队的核心，有绝对权威性，在互相争论中，遇到意见相左的情况难免被纠偏。不难想象，如此一来，他们的很多文章在深度、模式和观点上比较相似，并且可以这样持续下去。

　　研究内容与研究立场。在学界的印象中，贺雪峰及其团队的学术观点是比较鲜明的，特色突出。尽管贺雪峰在知识界常被划归为“左派”，但这个“左派”不提供底层视角，而是主要站在国家和政府的角度，站在各级行政和执法人员的角度，号召加强对底层的治理，强调现行制度的合理性。

　　贺派学者对底层群体的评价通常是负面定性的。

　　乡治中心的政策主张是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管制。

　　我们难以证明贺派学者对弱势群体没有关怀，但在贺派的学术观点上，通常包含了对这些弱势群体形象的污名化。谋利的访民，越轨的光棍……

　　8.8 总结

　　如果说发表数据能代表学术成功之一种形式的话，下边总结一下贺雪峰研究团队的成功之道。首先，贺雪峰团队勤恳调研的的精神为学术界贡献了大量一手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话题丰富，极大地充实了涉农研究的研讨范围；其次，贺团队立场鲜明，以上访研究为例，贺团队较早提出了从“维权”到“治权”的转向，这既是对既有学术话语的补充，鲜明的国家主义立场也使贺团队在处理上访、土地等敏感话题上，天然具备了安全处理的能力，为学术期刊刊发类似话题提供了更多可能；贺团队还有很多概念创新，这些概念创新与既有经典结合，略作调整，即使单调的涉农研究领域的面貌大为改观，理论性看上去大大增强；在现行的科研考评体系中，学术发表是最重要的部分，而学术期刊的生存之道是引用率。贺团队本身就积极于学术发表，学术成员甚众，内部既能解决学术期刊的引用率问题，互相之间形成了良好的生态关系。

　　当然，贺团队也有一些不足。贺团队虽然以治理研究为业，但研究的重点过度集中于被治理者，对治理者的研究偏少。如何研究乡村的精英公务员，研究行政决策、制定治理规则的更高级别的人员，进入决策的后台，对贺团队将是重要的挑战。田野调查作为定性研究的主要方法，有其优势和限度。而这种限度，贺团队似乎把握得不够准确。田野调查的学术呈现方式主要是个案研究，而个案研究的意义是解释片段，把片段解释得深刻。而贺门文章通常并不呈现细腻可靠的故事细节，也鲜有深刻的解释。同主题的大部分文章观点雷同，这就没有充分发挥个案研究的优势。个案也不能因为量的积累用来推论总体，除非事先就了解整体，而且能够确认这个个案所是有一模一样的个案中的一个。这个限度似乎也不为贺团队成员所认识到，而是经常用个案推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