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村是一个距离县道一公里的老自然村。近年来，随着一些农民搬到公路旁边、一些农民进城居住，住在老村子里的只有不到50户的老人家。
2020年，县政府为了“留住乡愁”花500万给鄂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先是给老房子刷了白墙，后给村里修建了议事长廊、瞭望塔和景观桥，又给住在公路旁边的房子搞了“复古”的装修，还在公路边种上了景观树和月季花。此外，村里的每条小路都取了诸如文胜路等等名字，配套了相应的指路牌……
仅仅花了一两年的时间，“破败”的老村换新颜，但是农民对此却“意外的”冷漠：
“人都没了哪来的乡愁。”
“农村到处都是花，春节的时候就有油菜花、梨花、桃花……月季、玫瑰、樱花这些都是城里人看的，没必要种到村里来。”
“你看建在农田上的那座桥，还有这边这个塔，说是为了方便给游客看油菜花建的，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哪有游客来啊？”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要求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为重点，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遗憾的是，当前的乡村建设行动出现了明显的跑偏走样。一方面，“高大上”的乡村建设违背了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建设初衷；另一方面，“高大上”的乡村建设也未能有助于乡村的宜居宜业，还造成了一些意外后果，值得被关注与纠偏。
一、乡村建设高大上，农民生活用不上
对于农民来讲，斥巨资建设的美丽乡村和自己的生活关系不大，他们并不认为美丽乡村建设能够提升生产生活质量，甚至还觉得这些影响到了他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产生了一些怨气。山东省鲁村的老两口生活节俭，烧火熬稀饭可以喝一天。粮食是自己种的、柴火是地里的秸秆，看起来好像很艰苦，但老两口却觉得这样没有成本的生活轻松自在。可是从2017年开始创建美丽乡村之后，政府就不让焚烧秸秆、堆放柴火了，做饭只能用天然气。一个月的天然气费虽然只有几十块钱，但对于年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的老两口来讲，天然气费不仅成为了经济负担，更产生了心理不平衡，导致老两口对基层政府颇为不满。
当前高大上的乡村建设不仅未能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也未能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益。美丽乡村建设除了给畜牧业造成了影响，以农旅融合为目标的乡村建设不仅未能给农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还影响到了农民的正常收入。甘肃省甘村在2019年以前被冠以“脏乱差”的名号，自从2020年被选定为市委书记挂点村，甘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地方政府将甘村定位为乡村旅游点，为此还专门要求村集体注册了旅游公司。在近4000万元的项目资金支持下，村庄基础设施完善了，绿化、微景观、窑洞展馆、田园综合体也建起来了。虽然对于农民来说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一件好事，但是一方面为了打造“田园综合体”，农民在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的劝导下被迫流转土地，每年只能获得500元/亩的流转费；与过去农民自己耕种相比，除了少数农民偶尔能在田园综合体获得100元/天的打工钱，大部分农户每亩少赚300-500元。另一方面，由于位置偏僻，甘村难以吸引游客，农民也就难以凭借乡村旅游的发展获得比农业生产更高的经济效益。
因此，整体来讲，当前的乡村建设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有限，正如安徽省徽县农业农村局的干部所说：“群众其实只关心道路（硬化）和路灯（亮化），对美化、绿化、净化实际上都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是否实用。”而在基础设施完善以外的创建，农民并没有感受到“高大上”的乡村建设对生活的便利性与生产的高效性的作用，甚至还在迎合基层政府的“高大上”建设要求时，产生了令人咋舌的怨怼情绪。
二、美丽乡村建设的跑偏走样缘何而起
为了实现“高大上”的美丽乡村建设，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领导干部投入了大量精力，农民却未能因此对政府产生感恩之情，甚至还会不听劝阻，“恶意违反”上级政府的创建要求，给镇村干部造成了巨大负担。江苏省苏村为了乡村的干净整洁美丽，从建设到管护已经花费了近3000万元，其中雇用市场主体的管护费竟高达400万元/年！之所以需要如此夸张的管护费，苏村书记将之归因为“村民不配合、素质低”：“我们反复跟村民讲，不要在自家院子里堆放纸壳、旧家具等杂物，不要在路边晾衣服、晒被子，但是他们就是不听！搞得我们每次都要花钱帮他们清理！”
为什么地方政府为民好，民却不觉得好呢？为什么“高大上”的美丽乡村建设却没能实现宜居宜业的美好期许呢？答案正在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定位出现了偏差走样。
当前，城市化是人们对农村发展的期许，是农村发展的方向。但是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当是自发形成的，农民作为在村生产生活的主体，是推动、实现、见证农村发展的主体。因此，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是判定乡村建设是否真正实现宜居宜业的主体。
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有强烈的城市化意愿，尤其是青壮年农民倾向于进入城市生产生活、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长期在村生活的农民，大部分是留守在村的老年人和一些进城失败的青壮年。这些群体是被市场边缘化的人，往往不具有较强的市场能力和经济资源积累。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在进城成为四代农民家庭目标的情况下，老年人作为家庭消费端的主体，倾向于把尽可能多的经济资源能节约下来，以保障青壮年进城买房、买车、教育、生活的开支。因而他们倾向于延续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通过种地、种菜、养牲畜、烧火做饭等等，减少货币支出。而且生活的自给自足也意味着自己还可以“不靠子女”，寄托着老年人的人生价值。由此看来，低成本的生活对留守和退守农民来讲是一种福利。
但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难免会对村庄环境产生外部影响，农民种地回家是会把泥巴带到村里的、饲养牲畜是会产生异味的、燃烧柴火是会造成空气污染的……这对于农民来讲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低成本生活必须要承受的“代价”，甚至农民从来没觉得这是“代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城市来讲，这些“污染”隔得很远，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讲，几十个由几十口人组成的自然村的污染，并不会对远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城市产生什么影响。能够真正构成负面影响的，只有低成本的生活习惯与“高大上”的乡村建设目标之间的冲突。
乡村建设行动是一项政治任务，作为一项促民生的政策，是回应“为人民服务”执政宗旨的举措。但是当各地政府部门和领导为了展现其“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都倾向于将“高标准”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误以为只要把农村建设的像城市一样，美丽乡村建设就是成功的，政策实施的目标与结果就会发生本末倒置。也就是说，为了能从结果上“证明”农民生活幸福，地方政府将高标准建设作为目标，替代了农民对乡村建设的需求，这就在客观上替代了“宜居宜业”的原初含义。于是，即便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了硬件设施、增强了后期管护，还是未能真正实现目标；反而在强行使农村保持干净、整洁、漂亮的过程中，造成了农民有怨气、干部有不满、各级有负债等不良后果。
三、高大上乡村建设的不良后果
为了推动“高大上”的乡村建设，各地都企图依托政治高压推动，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导致地方政府在考核问责的压力下，倾向于“一刀切”执行政策目标，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
首先是农民利益被侵害，产生了怨气。为了回应高标准的迎检任务，北京市京镇按照上级政府要求，着力整治检查线路两侧的环境，有一处牛棚就在这个区域内。牛棚的主人之前投资几百万元建设农家乐，因为违建被迫拆除；后来又在原有土地上投资养牛，结果这次又因为环境整治要求被拆除。镇村干部在给老板做工作时，老板跪在书记面前嚎啕大哭，精神有些失常。镇村干部对此非常为难，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做“群众工作”。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多，农民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在后续工作中更不愿意配合。长期来看，不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
其次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干部心很累。这不仅是因为基层干部自己就难以理解“政策意图”，在受到行政压力不得不做出伤害群众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基层干部于心不忍又要被群众埋怨，难免在工作结束后没有获得感，甚至开始怀疑基层工作的价值所在。安徽省徽县的一位村干部无奈的说，现在的基层干部和农民都没有话语权，很多事情都不能说。工作做得憋屈，一肚子苦水无处发泄：“有一次参加交流会，本来应该是一个将基层问题抛出来的会，结果为了给上级（领导）好印象，（本级）领导临时要求改稿子，结果根源问题并没有真正反映上去，也就更不可能得到解决。”
最后，高标准乡村建设造成了县乡村三级严重负债。乡村建设作为一种亮点创建工作，需要大量建设和维护资金。但是当前大多数县乡村三级财政能力不足，为了回应乡村建设的巨额投资需要，县级政府倾向于通过借专项债的方式获得创建资金。城投作为县级政府的“第二财政所”，通过抵押固定资产，县级政府可以借贷上亿元乃至百亿元资金用于乡村建设。广东省粤县财政能力不佳，年财政收入约10亿元；为了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带建设，粤县依靠城投平台融资30余亿且已经花完。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虽然没有能力借债，且已被锁定债务，但是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往往会以“工程款未结”等方式以“隐形债务”的名义负债建设。
四、扭转跑偏走样，乡村建设
当前高大上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根源于地方政府在政策定位上存在偏差，严重脱离了群众路线，使政策执行陷入了自我循环。扭转这一局面，就要重申乡村建设的目标，使乡村建设真正满足农民需求、回应农民意愿。
首先，要重申乡村建设行动的战略意义，避免体制空转。当乡村建设“急于求成”，试图用外观的干净整洁美丽“证明”乡村建设工作的成功，乡村建设作为战略的意义将会被下降为策略。于是，基层干部不得不忙于应付上级要求，无心了解农民群众的真实生活样态与需求，这难免造成政府推动的乡村建设与农民越来越远，跑偏走样越来越离谱。农村发展是一个长期、缓慢的内生过程，乡村建设应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应与农民的需求相适配，久久为功、从容建设。
其次，乡村建设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基层的主体性。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应通过召开群众会议、田野调查等方式，充分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征求农民意见。事实证明，越是与农民需求相契合的乡村建设，越容易激活农民的主体性参与。同时要适当给予基层更多自主裁量权，让基层有周旋、调整的空间，而非动不动要求顶格管理，动不动就要政治倒逼。通过因地制宜，发动农民的公共参与、给予基层干部裁量权，有利于增强村级治理能力，降低乡村建设和维护成本，提高乡村建设效能。
最后，正视乡村建设目标，回归普惠性的民生建设初衷。乡村建设应坚持以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为目标，致力于提高生活便利性。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和管护水电路网等生活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实施土地整治，完善水利设施、烘干设备等生产基础设施。乡村建设不仅是硬件设施的完善，更需要通过完善硬件建设，优化农民的在村生活生产秩序。这就需要基层干部更加细致耐心的群众工作，依托农村的实际情况，引导农民行为习惯的自发改变；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对农民强迫命令，侵犯农民切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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