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沈虎根，1933年9月生于浙江杭州余杭区农家，原名季夫根。少年时在小城镇当学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工会工作，并补习文化和学习写作，1954年7月发表处女作。1955年9月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次年3月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7月调至新闻单位。1960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短篇小说集《入党之夜》、《没有太阳的日子》，儿童文学集《金枝玉叶》、《我这一家人》、《沈虎根儿童文学作品选》、《小雁归家》、《雁•狗•猫及其他》，小说散文集《大街小巷》、《岁月留情》、《书趣无限》，文论集《儿童文学使我快乐》等。
历任《浙江工人报》、《浙江日报》编辑记者;浙江省文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作协驻会副主席兼《东海》文艺杂志主编;浙江省出版总社副社长兼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同时兼任社办期刊《幼儿智力世界》与《幼儿故事大王》主编、编审职称。曾任杭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同时相应担任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退休后曾任浙江省作家协会顾问，浙江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退休后仍关心工人阶级前途与命运，热心于红色事业，笔耕不辍。现为激流网会员刊物《红色年华》顾问。
原浙江作协副主席沈虎根
2016年6月7日，由儿女告假陪同我二老一行四人经西安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延安我早已去过一次，那是在1990年5月，参加公木(诗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会长主持的“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年会。但老伴徐美霞念念不忘地想去，老是说：“我不想去台湾、香港旅游，日本、美国白给我去也不去。”我知道凭她的年纪已不欢喜远游了，她常说：“要玩，杭州西湖已够我玩不厌了。”我知道她向往延安游，是出于赤诚的信仰。于是我决定陪她实现这个宿愿。女儿徐群红、儿子季群玉考虑到我们二老合并年龄已一百七十多岁，决定运用年假陪我们同行。我想他们这一代见识一下也好，何况他们有使用手机办理一切事务的便利，尤其女儿又是医生，出行安全有保障。于是我们就此开始了幸福之旅。
在延安临时聘用了一位年轻女导游，引导我们参观了宝塔山、清凉山、王家坪、枣园……所有景点我已是第二次参观，那还是由公木前辈带领讲解的，比如鲁艺的峥嵘岁月、毛主席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难忘情景、毛主席与斯特朗谈话的石桌石凳的非凡价值……但对美霞来说都是第一次见闻，格外有新奇感。当我们在枣园毛主席旧居参观后，回过来已走了一段路，忽然不见她了!我们忙回身去找，发现她又回到毛主席旧居了，而且坐在毛主席办公写字台前的椅子上，美滋滋地不想动身。女儿觉得她太可爱了，当即替她拍了照，她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使我想起，她曾告诉我过我，解放后初次在露天广场看电影，从片头记录片上头一次看到毛主席的形象时，她竟快乐地大声叫了起来;她也曾告诉过我，那时她在梦里见到毛主席也会有这种反应……旧社会童工出身的她，此时此刻有这般的情愫，唯有她知我知，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
在另外一个场合，轮到我让年轻人倍感诧异了。在导游的建议下，我们购票去看了一场“保卫延安”的广场演出。导游说：“很有名的，值得一看”。剧场就是一块大空地，整个表演的内容包括：延安人民解放得欢乐、蒋介石派胡宗南领大军来犯、八路军主动撤出诱敌深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收复延安敌军将领逃窜、延安军民庆祝胜利……整场演出，气势恢宏、惊心动魄，枪声、炮声、人的厮杀声、马的吼叫声，还夹杂着烟火味，有强烈的现场感，真如导游说的“值得一看”。然而，我的情绪在第一场的开头就出了问题。当一位年轻女八路打扮的独唱女高音歌手手握话筒，情绪高昂、歌声嘹亮地唱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不禁一下感情爆发，激动得泪流满面、涕泪交加……我自知太失态了，想克制住，但谈何容易;主观上不想让这个局面再继续，因为除了身边的儿女还有导游在，周围的观众也在，怕被见笑，可是越想克制泪水越哗哗地往下淌!果然紧贴我坐着的女儿惊异了，问：“爸，怎么了?”我说：“你不要管。”她再要问，我发火了：“你不要管，回到旅馆里再告诉你。”因为她再问下去，我更克制不住了。我情绪失控了!
是夜，在下榻的旅馆里，女儿又问起这事，她说，是不是看到演出打仗，我们的战士死了引起你的伤心?我说，不是的，打仗死人我明知道是在演戏，在各种电视剧里看得多了;我是在演出一开头，听了女高音唱的那支久违了的歌而触景生情，触动了我的神经，我不讲明白，你们是无法理解的。接着，我就讲一段难忘的经历：
因日本鬼子入侵，烧杀抢掠，我们全家逃难，引起父母分离，我从小就没有固定的家。十三岁起当学徒，两次因受人欺侮未能满师，身负辱名;第三次到临平药店当学徒，几乎是“背水一战”，再也不能失败了。可是，我进店不久，二师兄在即将满师时却莫名离去，大师兄染上了肺结核也将职位难保，我担心自己能否捱过三年，三年满师后又恐难逃失业的命运。当时我的家庭情况是：父亲在战乱中已另立家庭而且已有了弟弟，身居农村无田无地日子很难过;母亲无奈之中跟随了另一个男人，然而这个在逃难中相识的男人隐瞒了他已有家室的情况，这个男人已有儿子，母亲失去了颜面，往后也依靠不上他……真相传来后，母亲常常犯病，二姐的婚事又重演当年母亲的命运……我经常在早市过后街上冷清的时刻，站在店堂里靠着柜台发呆，两眼无神地望着街心想心事。有一次，当我看到一个断了两腿一臂的乞丐，在街心沿地滚着、面无表情地嚎叫着：“老板、太太、小姐、小官人，做做好事，讨一点啊!”我突然想到：他怎么会有活下去的欲望呢?大概是到了晚上，在他住宿的破庙草滩上，还能有几粒茴香豆美滋滋地呷上一口劣酒，成就了他做人的乐趣。那么我呢?我有什么做人的乐趣?恐怕除了在夜里偷偷地看看文艺、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书，就再无别的指望了……总之，小小年纪想的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忧患意识至少提前了十年，前途感到一片渺茫!就在这时，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头等大事就是规定老板不准无故解雇职工，接着由工会交涉开给了满师的工资，可以业余学点文化，可以参加文体活动，可以大声说话、可以随意发笑，于是每每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就禁不住要掉眼泪——这支歌很久没有唱了，今日猛然听见，感情的闸门一下被打开了，如同大河奔流……
当我说了这些，孩子表示理解，充分理解。老伴在一旁讥笑我：“他就是有这种哭的毛病，我是不理他的。”我反驳她：“你的毛病也不轻，不哭，却是发呆。”
旅游回来，我为这事想了又想，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其特殊性，儿女们不了解，孙辈们更不了解，若写下来除了有纪念意义，可能还有认识意义。
这就是产生这部《自传》的由来。
本文摘自《我之初心——沈虎根早期自传(1933—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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