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中央红军或红一方面军，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林彪的一军团与彭德怀的三军团，十大元帅里面有一半多是出自这两个军团或与这两个军团有很深渊源的。不过，当年红一方面军中还曾有另外一个实力雄厚的军团，地位仅次于一三军团，那就是五军团。令人遗憾的是，红五军团现在并不太为人熟知，比如，在很有影响的电视剧《长征》里面，曾在长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红五军团，竟然很少被提到，其军团长董振堂甚至干脆(几乎)没有露面。
董振堂，河北邢台人，1895年出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官至师长。北伐时期，冯玉祥起用共产党员对部队进行整训，出任西北军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共党员刘伯坚，深得董振堂等西北军军官的敬重。
北伐刚结束，国民党“新军阀”们跟老军阀一样，立即展开了混战。蒋冯阎桂大战结束后，董振堂所在的西北军主力一部被改编为国军26路军，董振堂任旅长。1931年，26路军被遣往江西“剿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驻守在宁都、厌倦了内战的26路军要求北上抗日，遭蒋介石阻止。同年12月14日，董振堂与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刚加入中共不久，1933年牺牲)、旅长季振同、团长黄中岳等人，领导发起宁都暴动，率26路军主力加入了红军。当时红军不过三万余人，董振堂他们一下子就带来1.7万人。起义部队组成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副军团长兼军长，后任军团长。北伐时期即深得董、赵等人敬重的刘伯坚出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与肖劲光(任军团政委)等人来改造这支旧部队。
起义后董振堂被批准入党，得知消息，他将三千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组织。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见《毛泽东传1893——1949》)
宁都暴动前后，恰逢毛泽东开始被“左倾”领导者逐步剥夺军事指挥权。1932年1月，新领导们率三军团贸然攻打赣州，结果被困坚城之下，腹背受敌。此时红军的战略机动兵力只剩下了五军团，而众人对五军团这支刚起义过来的部队还不放心。被晾在一边的毛泽东这时再度出山救火，力主起用五军团去施援。最后五军团不负众望，将三军团解救了出来。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共辖有一、三、五、八(湘江战役后编制取消划归五军团)、九这五个军团，五军团殿后，付出惨重牺牲后掩护全军过了湘江，著名的“断肠将军”陈树湘就是五军团的师长。遵义会议，董振堂作为军团指挥员是二十余位参会者之一。四渡赤水后，红军过金沙江，最后担任阻击的仍是五军团。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进行了混编，组成左右两路军，五军团更名为红五军，划归左路军指挥。毛泽东等坚持按原计划，率右路军中的一、三军团实施了北上，而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即四方面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则没有如约北上。《康克清回忆录》讲，当时身在左路军的董振堂坚持要率部北上，与张国焘发生了争执，张国焘(一说是其手下的黄超)当着朱德的面，打了董振堂耳光。董振堂为避免加剧分裂，强压怒火，忍辱负重，继续留在了左路军。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红五军旋即渡黄河加入西路军。1937年1月，在坚守高台一役中，红五军几乎全军阵亡，部队番号没有再恢复。是役董振堂受伤后战至最后一刻，开枪自尽。
以解放后活跃于外交界而知名的黄镇，是宁都暴动的参加者，学美术出身的他，长征期间曾为董振堂画了一幅速写。后来，“红军诗人”魏传统为此画作配了一首诗：
“军团长，董振堂;战士雄姿人尊仰!随身不离枪，和气待同志。耿耿忠于党，虔诚作殿军，有勇且知方!”(“有勇且知方”出自《论语·先进》)
董振堂，虽孔武伟岸勇冠三军，但是强而不横，待同志和气;勇而知方，对组织忠诚。旧军队就不说了，即便是新军队中，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
宁都暴动，强大的政府军投向了弱小的红军;董振堂等人，抛弃高官厚禄，加入红军，屡屡在危难中显身手，直至最后率全军牺牲——当年中共革命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
九一八事变后，就在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人欲北上抗日却遭蒋介石禁阻的时候，中共六届政治局候补委员、1905年出生的年轻的广东工人、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罗登贤，出任满洲省委书记。上任伊始罗登贤就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党内不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日后著名的东北抗日将领，当时都是由他派出分赴各地展开活动的。罗登贤在东北推行的符合当地条件的抗日路线，招致当时“左”倾中央的不满，被撤销了省委书记职务，于1932年底调回上海任职于全总。回上海不久，1933年3月底，罗登贤就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8月29日就义于南京雨花台。被捕后罗登贤曾在上海接受审判，法官指责他“反动”，罗登贤立即予以反驳：
“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曾经组织和领导1925年省港大罢工，我还参加了满洲义勇军战争，从满洲回来还没多长时间，又组织策划上海的日本纺织业大罢工，这些都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把我当作反革命分子将我控告，难道指的是这些事情吗?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帝爱国的。谁敢说我反动?”
当时，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其中对罗登贤有如此评价：“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释放他们，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不可征服的力量”。
像罗登贤这样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的人物，当年在中共内部不可胜数，董振堂赵博生他们怎能不见贤思齐?
近几十年来，流行“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舆论对顾顺章、向忠发之流津津乐道，而罗登贤、王荷波这样的同是工人出身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则渐渐被遗忘了。
红军何以成为“不可征服的力量”?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反复令人绝望的历史。直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新的思想动员方式与组织动员方式，才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根本上看到了希望或出路。新的革命道路，再加上顽强的意志，令中共虽不止一次地遭受重挫却又总是能再迅速崛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立即展开反击，不几年便由星星之火扩大为燎原之势。随后再遭劫难，王明“左”倾路线令中共白区力量全军覆没、红区被迫长征。看似山穷水尽，转眼间又柳暗花明。白区力量一度被斩草除根，可是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便已经开始重振旗鼓了。红军经过长征，残破之师落脚陕北，依旧雄心万丈，欲大展宏图。
现在人们都爱讲，到达陕北长征结束后，红军已是“走投无路”，多亏西安事变这一“偶然性”事件，才令其死里逃生。这纯属庸人之见。1936年2月，到达陕北后不久的毛泽东写下了《沁园春 雪》，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其眼中不是严酷而是“妖娆”，更激发出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无限豪情。这像是走投无路者写的诗吗?何况当时，拥有这种豪情的，不只是毛泽东个人，而是整个中共与红军。与红军相比，真正走投无路的反倒是拥兵三十万的张学良以及杨虎城，他们不仅无心围剿红军，反而心甘情愿地与红军结盟并接受中共的指导，共图“反蒋抗日”大计。目前，有许多人干脆认为，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不仅已“接受马列主义”，甚至秘密加入了中共。从1931年12月14日到1936年12月12日，可以说，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扩大版的宁都暴动，张学良杨虎城无非是在追随董振堂、赵博生他们的脚步。至于西安事变在苏联干预下、造成更有利于蒋介石的戏剧性结局另论。
从董振堂赵博生到张学良杨虎城，当年中国革命能不断地令敌方军队投向自己，这难道不是“不可征服的力量”?
现在只要说起长征，几乎都在讲红军能吃苦，红军当然吃了很多苦，但是，红军的主要特征并不在于能吃苦，而在于对未来充满信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精神优越感(正是有了精神优越感他们才能吃得了苦中苦)。《西行漫记》的出色之处就在于将红军的这一精神风貌充分展现了出来：到达陕北的红军，虽历尽苦难，但是在他们脸上既看不到丝毫的沮丧与倦态，也看不到那种所谓的“苦行僧”式的紧张与局促，相反是昂扬向上精神饱满。三十年前，笔者还未看过《西行漫记》，那时先看到斯诺前妻洛伊斯·惠勒·斯诺编辑的照片集《斯诺眼中的中国》。斯诺所拍摄的红军，从朱毛到普通战士，一个个光芒四射，简朴而又轩昂，瘦削而又强健，让笔者感觉似乎红军刚经历的不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远征，而是一场潇洒惬意的旅行。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好：“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当年，若不是王明教条宗派把持大权，在苏区排斥毛泽东(在白区则是排斥打击像何孟雄林育南这样的反对其错误路线的老革命)，红五军团以及整个红军、整个中国革命当会有另外一种经历。跟王明这些教条宗派分子与空降而来的暴发户相比，毛泽东更善于团结人、尊重人，更善于发现他人的光明面，更善于激励发挥别人的正面作用，从井冈山争取袁文才王佐到宁都暴动后改造红五军团，莫不如此，也正因为这一点——而不只是能力出众，他才逐渐成为全党拥戴的领袖。井冈山本来是袁文才、王佐的地盘，毛泽东率部到达后，先是让袁王接纳自己在山上落脚，进而让袁王服膺革命原则，从传统的草寇升华为红军。1929年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东去赣闽开辟新根据地，留守井冈山的一部分人与袁文才王佐就没能继续保持团结，发生了火并，随之失去了群众基础，最终没能守住这块起家的根据地。
朱毛关系虽与此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拥兵者必然自重，历来如此。会师井冈山后，为着革命如何发展这一大问题，朱毛之间也是各持己见互不服气，但是他们始终以大目标为重，没有将分歧激化为火并或分裂，而是经过一番曲折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相比于翟让李密、“王伦晁盖”以及国民党新军阀草头王混战，的确是代表了更高的政治道德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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