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的号角自吹响至今已有一百四十个年头。在近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无产者走出最初的懵懂与幼稚,并曾一度于马列主义指导下成功在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直接影响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巴黎公社的建立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为此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了闪耀着永久光辉的宏伟丰碑,是人类史上无产者试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意义上的第一次演习,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敲响了丧钟。值此纪念公社一百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应当重温巴黎公社的革命历史,以继承并发扬其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一、革命前夜
一八六七年的法国,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这一年中,法国棉花消费量比上年减少25.3%;此后一年,铁矿石产量下降15.6%。于此同时的是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全面恶化。冒险家与投机者路易·波拿巴为维护其统治,企图对外谋求出路;于是三年后,普法战争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送到了威廉堡”。[1]
普法战争爆发于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同年九月四日,巴黎革命的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第二帝国的大厦,共和国再一次被建立在法兰西的土地上。新生的政权刚一上台就面临着虎视眈眈的敌人,而旧帝国的军队或被死死围困,或已经在德国当了俘虏。在面临存亡的危机的关头,所有能够为保卫新共和国的巴黎人都加入国民自卫军武装了起来,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等资产阶级趁机上台组建了“国防政府”。在这群“国防政府”中,有臭名昭著的伪证制造者法夫尔,有与财政部暗中勾结交易的皮卡尔,最有名的还是当政首脑梯也尔。身材矮小的梯也尔以其一贯的反复无常与险恶居心,被马克思讽刺地称为“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2]由于在两百个营的国民自卫军中,大部分都是工人,梯也尔及其同僚无比害怕武装工人在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后会调转枪口。因此,“国防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其阶级利益置于首位,卖国开始了。
资产阶级自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向人民伸出了獠牙。早在共和国成立当夜,任“国防政府”陆军部长的君主派代言人特罗休就公开说,企图打退普鲁士军队而保住巴黎,纯粹是一件蠢举。准备投降的他甚至认为,须使巴黎人民在决战中死掉两万人,才能得到他所向往的“和平”。法夫尔更是直接在他的私人信件中说,要“防御”的不是普鲁士军队,而是巴黎的工人。为此,法夫尔积极地与俾斯麦进行投降谈判。然而“国防政府”对巴黎人民的宣言却极尽一切可能之辞来表达战斗的“决心”。
谎言只维持到次年一月二十八日就终结了,“国防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定。然而国民自卫军并未缴械,胜利的普鲁士军队只在巴黎城中的一个角落盘桓了数日,而且其中一部分还是公园。巴黎的武装工人将侵略者团团包围,使得这支打败了帝国军队的普鲁士部队面对工人们畏惧恭敬地敬礼。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序言时,曾感慨地说“这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荣投降”。[3]
为早日签订合约并扼杀工人革命的火焰,“国防政府”即刻召开“国民议会”选举。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八日,以保皇党为主的“国民议会”上台,正式公开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并于三月中旬,通过了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的决议。至此,资产阶级撕去了伪善的面具,以极大的“热忱”开始了对无产者的疯狂反扑。
二、震撼世界的七十二天
无产阶级掌握了武装,使资产阶级如坐针毡,不能安然入睡。因此,解除工人武装成了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首要大事。在卖国以取得普鲁士支持后,梯也尔之流开始专心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屠夫莱康特在梯也尔的调派下,率军偷袭蒙马特尔高地,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在这危难时刻,无产阶级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直接投降,放弃革命机会;另一个是以刺刀面向刺刀,殊死决战。巴黎人民选择了后者,开启了历史上最为壮烈的篇章之一。
巴黎无产者革命的炮火如同春雷般炸响在躁动不安的欧罗巴大陆上。十八日当晚,自卫军就攻占了所有政府机关所在地,令梯也尔仓皇逃赴凡尔赛,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临时政府。历经与普鲁士对抗数月后的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即告开始”。[4]旧政府官僚们裹挟着公文与档案逃离巴黎,外交部大楼里只剩下一个看门人和一个擦地板的清洁工。留在巴黎的剩余官吏与职员以消极怠工表达他们对新政权的不满。
在与巴黎市内的梯也尔政府残余力量几次交锋之后,在三月二十六日,共计二十二万八千人浩浩荡荡走过巴士底狱广场参加了公社选举,并在二十八日庄严地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公社正式成立。此前暂领临时政府执政权的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向公社移交了权力。公社在三十日发出的第一条法令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替代以一切能够武装作战的巴黎人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四月一日制定了公社公务人员的薪金标准,规定年薪不得超过6000法郎。四月二日公社宣布政教分离,并在八日进一步决定将一切带有宗教意识的事物从教育机构中革除。十六日将各工厂工人组织为合作社恢复生产,并进一步组织成更大的联社。
败逃的梯也尔自然不会就此罢休。正规军撤至凡尔赛后,借巴黎公社选举的时机,重整了军队。梯也尔在巴黎公社时期充分发挥了他的表演才能,为了积累足够推翻公社的力量,梯也尔从败逃凡尔赛起直至五月下旬,始终在同公社“谈判”。大量奸细潜入巴黎进行反革命活动,窃取到自卫军最高指挥职位,摧毁公社的防御计划,制造弹药厂爆炸等等。四月二日梯也尔聚集四万军队展开对巴黎的进攻,并于五月十日在法兰克福签订与普鲁士合约,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支付五十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作为交换,俾斯麦提前释放了十万被俘的波拿巴军队帮助梯也尔向公社进行镇压,使梯也尔反革命势力自五月初就占了决定性优势。各个政府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时达成了空前一致。
梯也尔在与公社的“谈判”中,再也不谨慎与含糊,气势上变得咄咄逼人。凡尔赛军队自五月初在西线和南线不断推进,五月二十一日,在国民自卫军疏忽的情况下,凡尔赛反革命军队与巴黎城内叛徒相策应,攻进巴黎市。同时占据巴黎东部和北部炮台的普鲁士军队悍然不顾停战协定,为凡尔赛军放行。凡尔赛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就经过了西半部富人区,到了东半部工人区后,遭遇到顽强的抵抗。无产者的武装英勇地同反革命军展开巷战和街垒战。在历经八天的战斗后,最后一个街垒被攻破,公社的最后捍卫者在贝尔维尔和梅尼尔蒙坦高地上倒下。对公社男女老幼已一星期的屠杀愈演愈烈,最后的屠杀是在拉雪兹公墓附近的公社战士墙边完成的。凡尔赛反革命军先后屠杀了三万人,逮捕四万余人,此后还陆续对犯人进行处死与流放。早在一八四八年镇压六月起义时,资产阶级就展现过狰狞嗜血的嘴脸,可六月起义的镇压与巴黎公社的屠杀“伟业”相较,却黯然失色了。
三、反思
巴黎公社作为划时代的革命里程碑,在一百四十年来被革命的追随者不断反思与总结。公社失败的原因大都从以下几点出发:公社没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没有没收银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没有与农民结盟并与其它地区革命团体取得联系;没有乘胜追击梯也尔军队,使其得以恢复元气等等。
这样的“失败原因”恰恰是公社失败的偶然性因素,并没有结合公社事件发生背景。从法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无产阶级运动的成熟程度来看,或许会得到全然不同的结论。
事实上,巴黎公社的主要活动者,分为多数派布朗基主义者和少数派普鲁东主义者。只有少数的布朗基主义者略懂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在公社经济方面做得极差。讽刺的是,不论是布朗基还是普鲁东的理论学说,都以其背离无产阶级的利益取向与极为错误的执政方法在公社实践中被自然地摒弃。尤其是对联合痛恨的普鲁东主义,在公社最初就遭到了历史无情的嘲弄。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有两个必要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与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巴黎公社时期,这两个条件都不成熟。法国还是小资产阶级国家;而且当时法国并没有工人政党,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其政党的教育和训练,因而法国工人阶级普遍对自己的任务及实现任务的方法全无明确概念。连像样的无产阶级组织都没有。生产力的不够发达,意味着无产者尚未创造出足够借以达到革命解放手段的现代生产资料。工业资产阶级发展得还很差,而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相应的。只有在大工业发达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从巴黎一城之革命提升为全法革命。而无产阶级的无充分准备,在法国工人阶级中表现尤为突出。充分发展的现代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只在法国个别工业地区零散地存在。因而在巴黎公社革命后,公社自身力量薄弱,还无法得到任何外界帮助,个别如里昂的起义也都被简单地镇压了。巴黎公社的革命是因为普法战争后,巴黎人民面临是放弃还是反抗的抉择的结果,除了反抗建立新政权,没有任何一个统治团体能够让事情不会变得更坏——巴黎工人已经不能够允许再坏了。恰恰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促成了巴黎公社的偶然性的胜利。
无产阶级的不成熟也可以从其思想上体现出来。尤其是“共和”口号。公社中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普遍不高,因而有大量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残余。而民主共和制度,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到巴黎公社革命为止的八十二年间,在法国分别交替了两个王朝、帝国、共和国,而共和国时期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个帝国时期,共和国的悲惨境况使之长期作为革命要求,并深深影响着无产阶级。面对银行带来的“神圣感”,工人驻足不前,也正是对这种幼稚的表现。
公社没有彻底粉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取代以无产阶级专政。在解读的过程中,更重要的后者却往往被忽视。公社的失败不在于是否彻底地打碎了旧国家机器,而是没有坚决、充分地运用新国家机器。公社在建立之初便迅速建立了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加以运行。但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公社没有足够多地运用掌握了武装并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政权,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公社革命由于其指导理论的混乱与匮乏,使得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一般的泛泛谈“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一说,并不正确。从广义上说,国家机关是多样性的,即使是同一统治阶级的不同国家,其国家机构也有着不同。因而很多机构在过渡时期仍然会被保留。“彻底”是针对国家机器的狭义概念,是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官吏机关、警察,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至于银行,不过是一个执行统计登记工作的机构。社会主义革命要的不是打碎它,而是要斩去其资本主义性质,并进一步扩大,使之能够为过渡时期政府的生产分配提供巨大帮助。
至于工农联合,对巴黎公社而言也困难重重。一方面公社根本没有机会与农民从事生产交换,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争取农民。另一方面,法国封建生产关系接触得较早,早在大革命时期就造就了一批小农,而资本主义发展得较差,使得很多小农得以保留。这使当时法国处于小农占统治地位的情况。这些小农的私有土地介于家庭自给与家庭耕种能力范围之间,同小手工业者一道,不同于现代无产阶级。小农意识形态对工农联合无疑是巨大的阻隔。没有农民作为后备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单薄无力,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在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之前,马恩曾认为,无产阶级无法在单独某一国家取得胜利,只能是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里无产者的联合攻击才能够取得胜利。列宁所处的时代与马恩不同,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尤为明显。列宁因而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一的国家内取得初步胜利,并以此为契机,将革命的战火燃烧到全世界。
巴黎公社的独立革命的失败,与当时的国际背景是紧密相关的。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攻,撕碎了一切建立花园式伊甸园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梦。
四、结语
巴黎工人夺取政权,开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四十个年头。巴黎公社的伟大精神指引着无数后继者的前行,传承辙革命的火种。鲍狄埃在《国际歌》中写道“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雄壮的国际歌鼓舞着革命者,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在一百多年里一次比一次更加壮大,更加势不可挡。
我也谨以《国际歌》的最后两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
YCA高流于2011.03.18夜
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28页,中央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57页,同上。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29页,同上。
[4]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