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0年1月初，地处云南边陲的生产建设兵团勐腊水利2团11连，在连长带领下，20余名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上山砍竹子时，有几个小青年向连长提出要去看看界碑是啥样子的请求时，连长同意并亲自带领他们去看。
看到界碑后，就那么一块简简单单的石头，几个知青议论说：“界碑可当作磨刀石”，并试着磨蹭了几下。短暂逗留后，连长即率知青们回营房去了。
隔日上午，许副排长（当年17岁，上海知青）向连长报告说：“界碑石可以磨刀，抬回做磨刀石可不可以？”连长答：“你们抬得动就抬回来用。”之后，许带20余名知青上山砍竹子，当时11点钟，多数人回营后，自己约了三男一女知青，前往界碑搬取界碑石。因石头沉着，回走了600多米，停下来休息。当地在田间劳动的社员发现后即围拢过来，示意他们停下来，不能搬走。一面用傣语夹杂汉语对他们说：“这是金桩，不能往回搬，犯国法的。”知青们听不懂，一脸茫然的样子。后来，一个名叫波玉温的大队委员赶过来，用汉语说道：“这是界碑，不能随意搬动，你们搬到这里是犯国法的，我们几祖几辈都不敢动它，解放军经常来维护它，快去叫你们的连长来。”
听了这番话后，知青们知道事情不简单，连忙叫1名女知青回营叫连长。连长赶到，社员们已经回寨，见界碑已搬到田间，唯恐目标大，又令知青们往回搬了30多米，放置于田边小道旁隐蔽处。回营途中，连长还责备知青说：“为什么要让社员发现，社员发现了当然不叫搬了。”许副排长说：“我们悄悄地抬回来好不好？”，连长说：“等等看，社员没有反映再抬回来。”
这事当天被下连蹲点的一名副教导员知道后，严肃地说：“这是国际问题，往回搬就出卖了祖国土地，往外搬就侵犯了人家的土地。你们从何处搬，就送回何处去。”但之后也就没有再过问此事了。
当天下午，当地大队干部波玉温见界碑未搬回原处，又找到连长要求立即组织人员搬回界碑，连长虽表示马上就搬回去，但仍就未当着一回事办理。第2天上山砍竹子的知青还在碑面上磨刀。至第3天上午，波玉温向大队报告了此事，大队于当天下午专人报告了部队侦察组，侦察组当即分别报告了水利2团团部和驻军团部，驻军团部随即报告了勐海临指（当时中缅、中老防务由昆明军区勐海临指负责）。根据指示，驻军部队立即派出1个班，前往事发地点进行现场维护。
同时，军、地、兵团3方面都十分重视，立即成立联合工作组于当日赶赴出事地点，组织该连干部、知青、当地民兵10余人于当日晚8时16分将界碑搬回原处，按原位置放置妥当。
此后，根据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昆明军区“关于搬动中老第22号界碑”的指示，由临指、兵团、思茅地区革委会外事组、勐腊县外事组组成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
事发原因是：连队为积极准备春季开工生产，迫切需要石头磨新刀，发现界碑石，由于不懂得其利害关系，错把界桩当作普通石头往回搬，也是经请示连长同意后才搬动的。这显然是错误的。
7名当事人中，副教导员、连长负领导责任被处分，通报批评。5名上海知青（3名17岁，1名18岁，1名19岁）不负事故责任。1970年1月18日，经熟悉界碑情况的调查组专家确认：“碑位正确，两年前界碑卧于于地。一年前，寮方群众修路于此地时，将其扶直”。按史料记载的界碑方位是“坐西向东”。调查组据此校正了方位。界碑高57公分，宽38 公分，为大清界。界碑的磨刀痕迹经处理已恢复原样，看不出有磨刀痕迹。最后拍照存档。
这件不经意而又极为严重的“国际玩笑”，由于处理及时、客观理性，没有引起纠纷和不良影响，事情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清所立的“磨刀石”样的界碑早已被坚如磐石、光鲜亮丽的钢筋水泥和花岗岩构件所代替，任何人都难以轻易撼动她。
风云变幻，岁月如梭。遥想当年那些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满腔青春热血，激情澎湃的且涉世不深的上海知青们，他们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南国边地，与边疆各族人民一道艰苦奋斗，勤劳创业，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奉献了瑰丽的青春，为边疆的各项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永远值得边疆各族人民缅怀的、感激的、激励的。这样一个不经意的“错搬金桩”的“国际玩笑”，作为经历中的一个教训，也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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