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命运和文明的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当今世界局势诡异多变，如何正确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重温毛主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与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世界局势，更好地遵循正确的战略策略。本文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是笔者在“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今天特刊发此文，以供读者阅读和学习。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命运和文明的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同样是关系到人类社会中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制度的兴衰成败的大事，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战略、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乃至国家的安全、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苏联解体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步入低潮。我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际生存环境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时候，重温这位伟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及实践，有助于遵循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里，笔者仅就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有关思想及实践作几点辨析、概述和不成熟的思考。
（一）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可以避免
前些年，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国外有的政治家常说：“毛泽东曾断言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笔者认真查阅了力所能查的大量资料，但至今仍未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中看到上述说法有一条确切的佐证。而与此相反，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论述却大量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即对战后国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制止、和平可以争取的完全崭新的论断。此后，毛泽东又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了这一论断。
1945年10月1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个月零两天，毛泽东即在延安的干部会的报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不会的。”由此观之，毛泽东是不是世界上所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最先作此判断的第一人呢？
1946年4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八个月，针对西方国家的“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鼓噪和一些同志的惧怕心理，毛泽东又在延安挥笔写下《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就在这个文件的开头，毛泽东又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那个著名谈话中还说：“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1950年6月，毛泽东再次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1959年10月，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等等。对这些情况都估计到了之后，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条约而造成的许多矛盾，都很难解决。”
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制止与避免的论述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只是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的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之后，毛泽东才逐渐对我国所面临的战争的危险性估计加重，并提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的战略方针。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是指中苏之间的战争，并不是指特定的世界大战。
7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的不少学者看到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纷纷著书撰文，甚至直接用《第三次世界大战》冠以书名和论文名，惊呼“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但就在1969年，毛泽东在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仍然认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1997年3月，西德前总理施密特撰文说：“1975年10月，我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将爆发一场战争。’我表示了异议，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然而，毛泽东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按照施密特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所作的表述，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施密特认为不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则坚持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我国外交部当时的记录：1975年10月30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施密特。当时陪见的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翻译是唐闻生、徐维勤，记录为王海容。会见中，施密特问：“毛主席能否告诉我，苏中美关系的形势将来会怎样？”毛泽东说：“也要打仗。不能永远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处）。”毛泽东还对施密特说：“你是康德的学生。我是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就学黑格尔。”笔者理解，毛泽东是在含蓄地告诉施密特：事物总是在发生变化，永远和平共处靠不住。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仅仅是战争的危险性，其中当然也包括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但这里主要是讲局部、有限战争的必然性，却并未断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施密特说毛泽东坚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同时也与我国外交部当时的记录根本不符。
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国外包括施密特在内的政治家可能是误读了毛泽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说“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恰恰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这样说的目的，恐怕主要是为了讹诈、恐吓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讹诈、恐吓社会主义国家，使之不敢和不要用正义的反侵略的革命战争来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二）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苏联的战备工作
苏联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随着后来实力的增强和党的领导集团的一系列错误，大党、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重新滋生膨胀，并不断向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演进。
1958年4月，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1958年6月，苏联又提出在中国建立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由于这有损于中国的主权，我国没有答应。基于上述原因，加上其他各种原由，从1960年开始，苏联在中苏边境多次制造事端。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邓小平所说的相当于苏联导弹的三分之一共30多处导弹基地分别部署在蒙古、外贝加尔军区等地，这些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核基地的。除此之外，苏联还配备了远程空军所具有的大型远程轰炸机50多架和中型轰炸机400多架，这些轰炸机都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此外，苏联还在中苏边境部署2万辆坦克，3000架飞机。仅从1964年10月到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挑起的边界纠纷多达4189起。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苏军的行动立即引起了中方的高度警惕。1969年3月，苏联又在中国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在几个星期的交战中，双方死亡人数达千人。1969年6月和8月，中苏在我国的新疆地区两次发生武装冲突。此间，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召集苏军政要员开会后决定：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导弹部队，携带几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和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核打击，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如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卢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1969年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透露，苏联代表向其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8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9月底，美国在明确拒绝苏联关于美苏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主张的同时，还通过其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秘密通报中方。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指挥部正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这一系列威胁既十分警觉，又毫不畏惧。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便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1965年，毛泽东又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珍宝岛事件后，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强调：“要准备打仗。”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不仅准备打常规战，而且准备打核战争。毛泽东不仅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打仗的精神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从各项实际工作上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指示，加强包括尖端武器在内的武器装备的研制和装备工作。1964年10月，中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1968年装备部队的亚音速中型轰炸机“轰6”则可携带百万吨级的核弹。从1969年开始到1970年，部署在我国东北、西北射程可达到西伯利亚城的中程导弹已达50枚；我国的陆基导弹隐蔽、分散，有较强的机动性，即使先受到攻击后，仍有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种陆基和空基核突击能力对苏发动侵略战争形成极大的威慑。此外，到1964年11月，中国已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能自己生产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等各式武器。毛泽东、党中央十分重视战略后方、战场建设和物资储备。1964年6月，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要搞三线；军事要有准备；要考虑打仗，要有战略部署；三线现在不为后悔不及。1965年11月，毛泽东又提出，各省要搞小三线。到1968年，全国形成中央和地方、大小三线配套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国防工程建设。1969年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加强人民防空、城市防卫建设。到70年代中期，设防阵地工程也已初具规模，从而建立了以防御为主的反核战略体系。各项物资储备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1969年中国的军费比1968年猛增了34%，1970年和1971年又分别递增15%和16%。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苏联之所以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
有学者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对苏联的战备是假想、虚构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强大的企图入侵之敌；由于对敌情判断严重失误，导致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干扰了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六七十年代，我国对苏联的战备是被迫进行的。笔者完全赞同后一种说法。当然，在如此纷繁的诸多方面的具体准备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在所难免。但是，正是因为我国从精神上和物质上作好了随时准备打仗的充分准备，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积极推进了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演变，才有效地遏止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有效地消除了各种外患，保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稳固和经济建设以及后来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从而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正如1965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作战计划和改变帽徽、领章问题的指示》中所指出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不仅如此，当时十分必要的战备工作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直接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外交战线上一系列重要成绩的取得，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西北、西南以及中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必要和必需的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遏制住了可能爆发的战争。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遏制了战争，战争没有爆发，却回过头来指责当初必要和必需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是多余的，甚至认为是战略决策失误。
（三）关于调整中美战略关系
毛泽东认定，美苏争霸中，苏联处于进攻态势，并已成为战争的主要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即考虑收缩战线，调整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毛泽东敏锐、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一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机遇。为了从根本上缓和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军事压力，同时为世界和平寻求新的坚实的基石，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的1969年2月19日，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就明确指示：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3月2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即意味深长地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此后，毛泽东又数次催促四位老帅抓紧着手研究，并一直对此十分关注。如3月22日，毛泽东再次对陈毅等人研究国际问题表示关注。4月19日，毛泽东第三次对陈毅等人的工作表示了关注，希望他们就国际、国防问题提出意见。毛泽东之所以催促数次，主要是四位老帅此时对毛泽东让他们研究国际问题的战略意图还不甚理解。这说明，中美关系战略调整的思想始发和始创于毛泽东，而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毛泽东是被动的，是被推着走的。四位元帅不负重望。从1969年5月至10月8日，元帅们座谈了数十次，给中央呈送了数次关于国际、国防问题的报告。他们判定，当时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主张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1969年的外交调整工作是多方面的，也是激动人心的。周恩来作为外交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接着，中美关系新局面的开创，中国倡议建立的一条从东面的日本经过欧洲一直到西面的美国的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实施，无疑都对遏制苏联对华战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美关系的战略调整，也使其他许多国家开始调整对华外交政策，并纷纷与我国建交；我国周边环境已显著好转；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较短期内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我国举国迎敌的危险性已基本消除。这为我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进行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和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和成功实践，生动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的辩证关系。这进一步告诉我们：只有不怕可能发生的战争，认真作好必要的准备，具有打赢战争的信心和能力，才有可能遏制战争、赢得和平，从而赢得发展。
（四）对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的几点概述
毛泽东无疑是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他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为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研究，笔者对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思想试作如下概述。
⒈关于战争的起源、根源、类型与消亡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一定义，把战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来考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战争是从人类一开始就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定义，既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根源——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又指出了战争的社会功能，即战争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用来解决社会矛盾的最高的斗争形式，也就好似外部暴力对抗——战争这一最高斗争形式；还对阶级社会里进行战争的社会力量进行全面科学地考察，把战争分为四个类型：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莫不在这四个类型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同时，十分关注世界战争与和平形势的新变化。他曾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我们，我们必须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进入60年代以后，毛泽东又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明确指出：美苏争霸是导致国际局势紧张、爆发大规模战争的主要根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酝酿着战争，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在揭示战争的起源、根源和类型的同时，毛泽东还对战争的消亡作了深刻的阐述：“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消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消灭战争是我们共产党人进行正义的革命战争的出发点，从根本上消除战争，是我们共产党人为实现人类永久和平而战的崇高使命。
⒉关于战争的本质、性质和我们的态度及立场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还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这既告诉我们战争与政治之间的一致性，战争要为政治的具体目的服务；又告诉我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必须学习研究战争这一政治的特殊形态，并掌握其独特的规律，以正确指导战争；还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非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参加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消灭战争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用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消灭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
⒊关于提高警惕，准备打仗
早在1949年9月21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即提醒：务必不要松懈警惕性，要严防国内外反动派以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方式进行的破坏和捣乱。1957年，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说：绝不可以对帝国主义国家“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1960年，毛泽东在同非洲友人谈话时说：“帝国主义者哪里会爱和平？他们爱的是殖民主义。”1970年，他对来访的法国政府代表团说：“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自己打出去，而是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消灭它。”对帝国主义绝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⒋关于热爱和平，不怕战争
1954年8月，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谁要打仗，就反对他”；“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1960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的友人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们就宣布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但是我们的领土、主权绝不容许别人侵犯，谁来侵犯，我们就要自卫。这同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面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毛泽东强调：“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又说：“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1957年，毛泽东表示：“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1960年，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1964年，在同智利友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热爱和平，不怕战争，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⒌关于努力加强国防建设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受欺辱的历史。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防建设高度重视。1950年9月，他即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此后，他又明确提出一个屁股（基础工业）、两个拳头（农业、国防）的“三位一体”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布局。他强调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加强人民的海陆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为加强国防建设，他十分注重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实行全民国防教育，大力加强战略后方、战场建设和物资储备等。正因为我们加强了国防建设，并打赢了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战争，所以赢得并可能继续赢得多年的周边安全环境。
⒍关于常规战争与核战争
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1961年，毛泽东对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1964年，毛泽东说：“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1965年，毛泽东在同国际友人斯诺谈话中，斯诺问：“主席并不是认为核战争是件好事？”毛泽东回答：“对。根本不要打核战争，要打就用常规武器打。”但是，毛泽东向来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197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时，比耶迪奇说，我们认为，如果再打仗，那就是一场可怕的核战争；所有的人都在为防备这种可能而加紧自己方面的准备工作，但是任何人都不希望它发生。毛泽东回答，你们是堵死另一条路，我不堵死；常规武器，核武器，两种可能都有。
⒎关于世界大战
上文已引述过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不少论述，这里再补充几点。1960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和非洲友人时说：“避免打世界大战，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要两条腿走路。四国首脑会议，或者大国协商，是跟他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打了。我们支持四国首脑会议或大国首脑会议，同时我们更支持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反对他们的压迫。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这是一条重要的腿，是第一条腿。有人说，要世界和平，就不要搞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这样，帝国主义不打世界大战就没有保证。”1961年，毛泽东指出：“说世界大战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按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见，是不要打的。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很大，资本主义也怕灭亡，因此，有可能不打。但如果按照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的意见，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这么做好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
⒏关于美帝国主义要称霸全球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说：“不能设想任何国家会开军队到美国去。”“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它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美国做事是不管别人能不能受得了的。”1964年，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它“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
⒐关于帝国主义的两重性
毛泽东曾多次论述过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问题。1958年9月，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它们吓倒，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他指出美国在搞紧张局势，“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又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1960年，毛泽东说：“中国俗话说，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跳蚤都捉不到。因为帝国主义管得太宽，它们也就控制不住。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也太多了。”“美帝表面上强大，但有弱点，引起很多人的反对。”1964年，他在同法国友人谈话时说：“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1959年，毛泽东还论证了帝国主义另外的两重性。他说：“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在宣传它们的力量大，来吓唬我们。”“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又有压迫的一条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者必将战胜邪恶者。在美国企图建立单极世界、永远称霸全球的今天，在认清美国“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的同时，要认清它同时又是纸老虎的另一面本质，这对于我们树立既善于斗争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对于在涉及我们国家根本权益时，坚决维护我们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不怕打的形象，对于我们牢固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共产主义必将最后取得胜利的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⒑关于要利用世界各种矛盾
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分析指出，“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面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1959年，毛泽东在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垄断资本本身也有区别，有卖国部分和其他部分的区别。”1960年，毛泽东在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中强调：“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如果英、法、苏、中四国能够比较接近，事情就会好些。”1965年，毛泽东又指出：“现在发达国家为一方，不发达国家为一方。所谓发达国家就不那么一致，而且从来没有一致过。例如发达的英、法、德、意、日之间，就发生两次世界大战，这还不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打吗？其目的是争所谓不发达的国家。”
⒒关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泽东一贯强调，对弱小国家的朋友要特别尊重，不允许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1954年12月，他在会见缅甸总理时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又向世界宣示：“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
呼吁各国特别是各个弱国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和平。他指出：“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⒓关于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1960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非洲14个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友人时说：“我们一面反对世界大战，一面支持各国国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用两只手，因为敌人也用两个办法和我们斗争。”毛泽东认为，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是相互支援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他说：“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⒔关于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1960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西亚三国的友人时指出：“要战胜帝国主义，不是短期的事，要进行持久的艰巨的斗争，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敌人在内。”1964年1月，毛泽东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1970年7月，毛泽东在同法国政府代表团谈话时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⒕关于弱国、小国能够打败强国、大国
1960年5月，毛泽东在同非洲12个国家及地区的友人谈话时强调：“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1970年，毛泽东在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所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7月11日，他又对坦桑尼亚友人说：“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大好过。它们怕第三世界。”
15.关于第三世界团结起来
早在1960年，毛泽东就对非洲友人说：“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祝贺我们的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
（五）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的坚持发展及对我们的有关启示
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中有很多深刻的基本理论，今天无疑仍然适用。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今国际局势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中的某些具体结论已明显不适用于今天，我们对这些具体结论决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以避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十分需要继续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但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也在增多。必须看到，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新的严重失衡，美国单边主义明显抬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特别是南北差距越拉越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增多，恐怖主义的危害上升，我国周边安全也出现不少新的情况。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进一步探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应遵循的国际战略指导思想，将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笔者仅谈几点很不成熟的学习体会，以便与大家一起探讨。
1.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深刻地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他指出，要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国防建设，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突破并获得成功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其他社会革命的显著不同之点。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在相对的和平时期，国家要发展，社会要前进，经济建设则始终是国家各项建设的基础、大局和首要任务。而国防建设决不能过多地占用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人类没有到达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和平，往往是力量均衡或制衡的态势。自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特别是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较量，最主要的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而综合国力中除了民族凝聚力外，其主要内容和物质基础则是直接体现自然力、科技力等诸要素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国防建设才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国防力量包括武器装备才可能逐步强大和得到改善；敌人才不敢轻易对我言武，也才可能为经济建设创造和维护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我们既不能置若罔闻，只讲和平与发展，也决不能过分夸大威胁的严重性，反应过度，只讲战争，把国家的资源空耗在无限制的战备之中，从而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巨大的损失。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不发生举国迎敌的局面，我们就应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有了雄厚的物质资料基础，在战争爆发之时，我们才更加有把握打赢战争，从而进一步赢得新的和平局面。
⒉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这是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党的十六大报告意味深长地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由于我们中华民族在近代积弱积贫，屡受侵略，内乱丛生，所以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尚待解决，目前的周边安全环境也存在着诸多不稳定、不安定、不确定的因素，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第一，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企图分裂祖国的敌对势力活动猖獗，“藏独”、“东突独”特别是“台独”势力膨胀，活动空间增大，气焰日渐嚣张，出现一些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危险动向，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第二，中国与一些周边邻国仍存在着较大面积的陆海疆域争端。那些通过非法侵占获取既得利益的国家正谋求使其侵占行为固定化、合法化，有的还加紧对中国海洋资源的掠夺，同时还纷纷扩军备战，力图使双边性质的争端“国际化”，以在其背后的超级大国支持下，形成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使我国维持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斗争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第三，邻近中国的一些地区性热点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周边某些强邻的未来政治、军事走向尚有不少未知数。第四，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综合国力在逐渐增强，加上我们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便使个别霸权主义国家内心里十分惧怕和仇视我国。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是在欧洲腹地，而是在亚洲，在中国周边的朝鲜和越南，不惜耗费其国力直接出兵，打了两场较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周边环境有着十分有利的一面，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没有发生大规模全面反侵略战争之虞，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周边的某些方向上面临着局部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且目前这种可能性正呈增大的趋势。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个世纪，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局面。对可能出现的这种局面，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⒊充分作好必要的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准备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都十分重视。现实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并不直接等同于现实的军事实力。只有具备打赢战争的军事实力，才能有力地扼住战争的喉咙。1999年5月间，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接受媒体采访。当被问及“北约空袭科索沃是否会成为未来介入中国等其他国家事务的先例”时，她坦率地承认，鉴于“中国具有核吓阻力量”，以军事介入中国事务的风险太大，美国顾虑遭到核报复，所以不敢贸然沿用南联盟模式袭击中国。这又一次反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当初进行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这一战略决策的英明正确。事实证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下决心搞出的两弹一星是中华民族避免遭受兵燹之灾的强大盾牌，并且泽惠数代，否则便有可能任人宰割。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在坚持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应注意使经济建设兼顾国防建设的需要，在综合国力允许的情况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扎扎实实地做好军事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
立足当前，就是要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我国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增强确保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能力，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祖国疆土被分裂、边境领土被侵占、海洋权益受侵犯等各种复杂情况。着眼未来，就是指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必须全面考虑国家安全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历来坚持不懈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努力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必然把我国视为眼中钉。我国的军事准备工作必须全面考虑国际安全环境和整个国际战争形势的需要，既要保持当前适当的实力，又要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准备得越充分，制胜能力越强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便越小。如果对战争的危险失去警觉，放弃必要的准备，则战争这一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就会降临得越早。当然，在作好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两点：一是必须深刻汲取苏联在冷战期间陷入恶性扩军备战、最终在经济上被拖垮的教训，绝不能夸大外患威胁的严重性，从而反应过度，把国家有限的资源空耗在无限制的战备之中；二是必须坚持必要的扎扎实实的军事斗争准备，切忌一进行适度的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便过分不恰当地担心会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拖上军备竞争的“贼船”，从而放弃适度、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
在当前台湾当局鼓吹“两国论”阴魂不散、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台海是否必有一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如果台湾当局胆敢宣布独立，军事打击就不可避免。而如果要对台湾进行军事打击，从现在起就必须扎扎实实作好必要的各项军事斗争准备。否则，到真正下决心要打时再做准备就来不及了。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到下决心打击时还可能打不赢，一旦出现要打但又打不赢的局面，就会触发国内各种矛盾，并且导致我周边安全环境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台湾问题绝不仅仅关系到国家能否实现最终统一，而且更是事关国家能否保持长治久安的重大的全局性战略问题。我们只有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才能彻底遏制战争，争取和平。因此，我们对台湾的底牌只能是：你台湾当局倘若胆敢宣布独立，我们就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立即用强大武力阻止台独，并顺势用武力解放台湾。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公开将这个底牌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昭示，特别是要昭示台湾当局和美国、日本的部分上层人士，勿谓言之不预。从现在起，我们一定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即刻开始扎扎实实地作好解放台湾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这绝不是一句吓唬台湾当局和美国的空话，也不是牵制美国的策略性口号。现在是信息社会，真正的底牌无密可保。如果我们的真正底牌是不打和吓唬，那么台湾当局便有可能在条件成熟时宣布独立，这样的话，台海之战就不可避免。要让对手明白武力解放台湾不仅是一种威慑，而且是真正可以做到的。我们如果真正扎扎实实作好了各项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台湾当局就绝不敢轻举妄动。
4.坚决维护我国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时语重心长地说：“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维护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这个打出来的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是不信邪、不怕鬼的光辉典范，为在国际上树立我们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我们要战胜国际上拥有庞大核武器的强敌，需要两种本钱，一种是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一种是不信邪、不怕鬼的光荣传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第一种本钱还不会很殷实、丰厚，但我们的第二种本钱却有相当好的基础。这种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和威势本身，对那些妄图染指我国领土和主权的敌人就是一个强大的威慑。我们绝不称霸，绝不扩张，绝不主动惹事，但也绝不惧怕强敌高技术条件下的武力威慑，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海洋权益的斗争中，有着准备付出任何代价的决心和意志。“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致胜。”——这是我们威慑敌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根本可信的途径之一。
⒌完整准确、积极全面地贯彻“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我们应当认识到，冷静观察是正确认识世界格局的前提条件，稳住阵脚把国内自己的事情办好是正确处理国际问题的基础，沉着应付实事求是找到解决国际新问题之新办法、在国际上争取主动的关键，韬光养晦是量力而行、避免力不胜负的策略，绝不当头是我们在国际关系中不谋求特权和特殊地位的本质体现，而有所作为才是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根本目的。贯彻这24字方针，核心是正确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我们绝不能不顾我国的国力和各国自己的特点，出头扛旗，在全球范围内与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全面对抗。我们也决没有这个实力，并十分需要排除不必要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国际上的所有事务完全不闻不问，完全埋头做国内的事情，不去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友谊和支持都是相互的。我们在国际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当我国受到霸权主义干涉时，深受霸权主义之害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也一定会声援和支持我们。因此，我们也应遵循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的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讲，能不能有所作为，关键是看我们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能否有新的加强与发展；此外，我们还要在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原则下，正确处理与西方各个强国和世界上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从而不断拓宽我国对外关系的回旋余地，趋利避害，在复杂的国际斗争环境中纵横捭阖，站稳脚跟，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在国际问题上采取有所作为的姿态，就能为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才有利于我们真正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6.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争取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
毛泽东、周恩来为我们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避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间问题，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唯一可靠的途径。这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又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平等、互利、和平、民主的精神。邓小平和江泽民也多次反复强调要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许多工作可做。一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立足点。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战后国际政治中的头等大事。在当今世界，第三世界依然是经济上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主力军。第三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必将对世界格局的演进发生重大影响，并将深刻地改变联合国，甚至正在改变世贸组织这一经济上的联合国。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和发展壮大，将是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力牵制，将从根本上缓解西方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甚至企图干涉我国内政的压力。二是力争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国家在国家关系上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有根本对抗和冲突的一面。看不到这一点，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但是，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双方也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只要西方国家不对我言武，不干扰我内政，我则一律以尊重、友好待之。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我们要坚持以两手对两手，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策略，在坚决维护我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争取做到在斗争中求合作，避免关系破裂。革命是不可能输出的，最终埋葬什么制度和实行什么制度，只能是本国人民自己的事。对于双方的分歧和利益冲突，我们力争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三是继续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为我国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四是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各种国际会议，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支持和声援，进一步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
被推为百代论兵之祖、千古武学之圣的孙子在2500多年前曾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在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曾经屡遭外来民族蚕食鲸吞的欺凌和内战频仍的磨难。尽管饱经忧患，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告别了灾难深重的大规模战争，迎来了巍然屹立、扬眉吐气、和平发展的辉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正在一天天地富强起来。勤劳、智慧、勇敢而又酷爱和平的中国人民绝不容许任何国家损害我国的尊严和主权，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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