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丰富独特，引人深思。学习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理论学习的正确方法。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反复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不断提高理论素养，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方法，条理清晰、意韵深远，对我们今天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更好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系统广泛地读
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列主义，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学。因此，要读懂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需要系统广泛地读，从而准确把握其中的基本原理，杜绝断章取义。相反，“零碎地” 读书，就是简单、机械地对待书本，“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对理论理解仅停留在只言片语，只见其表，不究其里，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或简单化地对待这种联系。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只有不拘泥于词句、系统广泛研读，才有可能实现对其理论内涵进行完整准确地理解。但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急迫形势，使得中国共产党甫一诞生即投入迅猛的革命运动中，缺乏从容的理论准备，总体上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鉴于党内普遍存在的理论素养不足的问题，毛泽东身体力行、有的放矢，在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下了很大功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学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戎马倥偬，缺乏安定的读书学习环境。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尽可能地搜集并阅读与马列主义相关的书籍。井冈山时期，他安排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这类启蒙读物油印出来”，发放到各个连队学习，还写信给中央，希望能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等著作寄送到革命根据地。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克福建漳州后，在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翻阅了一上午，专门挑了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几担书，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此后，由于党内“左”倾错误蔓延，毛泽东受到错误打击。即使在困难的处境下，他依然重视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为此后写成《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打下了基础。长征途中，毛泽东把“马列著作译本一直带在身边”，其中就包括《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他后来“在延安经常读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就是经过长征从中央苏区带到陕北的。延安时期，环境相对稳定，毛泽东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在这一时期，延安马列学院编译人员集中翻译了一批马列著作，出版了一批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队伍，为毛泽东和广大党员系统阅读研究马列著作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读过的马列原著，仅保存下来的就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斯大林选集》等等”。可见，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绝非一时之功，而是系统全面、久久为功。
系统广泛地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提高个人理论素养的重要方式，也是我们党开展思想理论教育的一项重要途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发布了一些指导性文件，要求印刷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倡导在党内开展有组织的理论学习活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带头读书荐书，也重视发挥集体学习优势。比如，1938年，根据他的倡议，成立了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新哲学会。1941年9月，中央学习组（中央研究组）、地方高级学习组先后成立，依据理论、文化和经验差异对党员干部进行编组学习，内容主要涵盖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并建立了学习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列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共12本干部必读书，意在要求全党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做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持续推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系统化、制度化、常态化。1951年，中共中央明确党员干部理论学习要根据不同的接受能力分为三级：“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即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包括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等，“第三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1953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正式成立，开始更加系统地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全党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加强系统思考，弄通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指导各项实际工作。
二、有重点地精读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卷帙浩繁，在时间等各方面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要突出重点、精选精学。毛泽东认为，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经常读，重点读”，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可以从源头上、从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和语义语境中完整准确地理解相关论述，避免“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
为了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是阅读，而且下大力气精读。比如，毛泽东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读了起码不下100遍。他说：“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浓厚兴趣之初，毛泽东就“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他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分别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毛泽东抱着热切的心情读完了这三本书，成为他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后来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又提及，读了这三本书后，“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为了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还多次专门阅读《共产党宣言》。在精读的同时，毛泽东还注重收集阅读《共产党宣言》的不同版本。目前已知毛泽东读过的就有1920年版、1943年版、1949年版、1964年版等多个版本。
在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重点读的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读得很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重点提倡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求“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都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1959年12月起，他同一些同志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且发表了许多评论，写了大量批注。
对如何精读书本，使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毛泽东有个形象的说法，即“攻书到底”，“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针对“看不懂”的问题，他提出，要“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这就是说，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边读边学，长期研究，正面攻不入时，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根基，点滴积累、旁袭侧击、四面包围地去理解。
三、联系历史读
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能孤立地读，要把读书与研究中国历史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能用“关门研究法”，要做到既能入“书斋”，又能出“书斋”，在理论与历史的结合贯通中，深化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联系中国历史，特别是联系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方面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出科学理论正确解释和改造世界的重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新的实践。
比如，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曾经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在读过《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后，对这两本书爱不释手，认为读这两本书对纠正和预防右倾和“左”倾错误有重要意义，因而他不仅读了多遍，而且加了不少批注。1933年，他先后将这两本书送给彭德怀阅读。彭德怀后来对此回忆说，毛泽东在《两个策略》上题写：“此书要在大革命时期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后来又在《“左派”幼稚病》上题写：“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毛泽东联系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阅读这两本书，因而受到很大启发，对他探索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制定正确革命斗争策略起了重要作用。
又如，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时，标记了“少数派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所以结果违背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等内容，并联系我们党的历史作出批注，“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点明了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军事保守主义”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不结合具体实际的主观主义。
四、联系实践读
马克思主义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与实践活动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绝不能躺在马列书本上、脱离具体实际和生动实践，要将其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具体的实践变化相结合，做到在联系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毛泽东在青年时就指出：“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依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来展开研究和探索的。比如，20世纪40年代前期，为了总结和吸取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其中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1941年9月开始，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审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出高级学习组要“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用这一方法“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等课题，“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同时，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提升工作能力，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开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药方。他积极领导建立各类学术研究团体和研究小组，提议摘录马列著作中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并汇编成《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此书被长期列为领导干部必读书目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书中的《阶级社会与国家》章节几乎每句都画有横杠，体现了他借鉴经俄国革命检验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论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艰苦探索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了适应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他开始重点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与经济学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探索和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的进程中，毛泽东认真求教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号召全党一道加强相关学习。比如，鉴于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以及平均主义等问题，毛泽东深感各级领导干部非常缺乏政治经济学知识，不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认为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通过读书武装头脑以利指导经济工作，建议党员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此后，他集中2个月的时间带头阅读。毛泽东说，此次读书是采用了“跟着书走”的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而是在独立思考中，在对中苏经验的比较中，结合中国应该怎么做等问题进行分析，既肯定正确的观点，又对一些论述大胆怀疑，从而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和独到的见解，包括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以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论，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等等。
联系实践的读书方法，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目的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与建设形势的变化与需要，不断调整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重点，反映了他理论联系实际的鲜明读书方法。同时，也正是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从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基础。
五、在反对盲从盲信中读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在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时，能够运用批判的态度，始终坚持抓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对盲从盲信，不盲目袭用前人，摆脱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形而上学的束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而个别结论可以改变。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揭示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是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而由于“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所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因其诞生于特定历史环境，不能固守和照搬。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制于战争环境等外部条件，毛泽东能够读到的马列著作并不很多，“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当时，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受到错误批评，被指责为“一贯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枪杆子主义”“山头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等。后来他回忆说：“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党内盛行，在实践上则表现为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生硬地照搬俄国革命经验。有鉴于此，毛泽东坚决反对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做法，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果脱离我国的实际，就会陷入迷信书本、盲从教条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对此指出，采用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验教训时，着重批评教条主义者拒绝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及其变化，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入批判，认为教条主义者是“古董鉴赏家”，将马列书本上的个别字句视为“灵丹圣药”。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可见，毛泽东高度重视克服教条主义，反对盲从盲信，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历史与文化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的深刻背景与价值所在。
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丰富独特，引人深思。学习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理论学习的正确方法，“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从而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分析时代、引领时代，从而更有力地发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有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作者：陆卫明，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任欣，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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