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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张学良病了，伤寒，病的很重。他在北京的协和医院看病。远离东北大本营。有人说，他在北京养病，有人说，他在北京泡妞。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蓄谋良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年轻的张学良身在关内，根基不稳，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为盟的“大哥”蒋介石。但是蒋介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打仗，主张不抵抗，向后撤，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
年轻(只有三十三岁)的张学良，没有经验，又受到腐败无能的食客的包围，于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的命令。结果就坐失了他的东北老家，19日晚，日军占领沈阳，日本关东军同时对黑吉辽发动进攻，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奉命，入关替罪，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东北，暴行累累。
东北军上上下下，有骨男儿，怒目绝眦，一心要打回老家，报仇雪恨。
东北军随张学良，进入关内，开始作为蒋介石的打手四处卖力。这就是东北军转移到长城以南的背景。日本侵略热河时，熟悉的剧本再次上演，张学良没有接到南京来的任何帮助，南京不仅没有给他任何支援，更没有作抵抗的准备。
蒋介石不管说什么，就是不愿意打日本人，为了要避免打仗，准备让热河也沦于日本之手——结果就是张学良背了黑锅在全国义愤填膺的情况下，总得有人辞职以谢国人。
张学良辞职下台，到欧洲去“考察”。
黑锅可以背一次，但是不会有第二次。
张学良一回国，就奉命到武汉接受东北军，东北军正在南方剿共。在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以后，张学良和他手下一些军官开始一点重要的认识：
共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指挥员领导的革命军队，不仅如此，战斗力还很强。
一九三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省，提出了华北脱离南京的要求，对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蒋介石本身的态度，不是我江浙的地盘，丢了不心疼。
张学良麾下的官兵甚为不满，特别是在被调到西北，继续对着红军打内战，而对日本侵略者却不开一枪的蒋介石，更是普遍大有怨言。
想让人家剿共，还不给满足人家的诉求，这显然是把东北军当工具使唤。
尽管如此，张学良奉命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还是开始大举进攻红军。结果就是，东北军虽然偶有小胜，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吃败仗，还吃了大败仗，丢了整整两个师，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转头投了共，当了红军，人家要抗日，谁抗日，就跟谁走。
也有许多军官被俘，被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苏区的建设和红军的士气，特别是向张学良报告了关于红军要停止内战，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诚意。张学良每天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思想变化的更剧烈了。
张学良感到周围的气氛在逐渐地变化，部下送上来的报告说，全军都有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影响到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
张学良有点慌神，思想的工作，其实不那么好做。
上面的蒋介石一意孤行要剿共，下面的东北军官兵群情激奋要抗日，处在中间，是个老大难。不过幸亏不太难，蒋介石毕竟不是一家人，东北军才是自己的力量之源，张学良很快决定，支持自己官兵们的意见。
在张学良的庇护下，抗日宣传开始在西安城内大张旗鼓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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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方式，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教员直接部署和指导了这一工作。
1936年1月，教员起草了联名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愿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
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对象，合适的口号，代表他们最大的诉求。统一战线的工作就做起来了。
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先达成了第一步协议，就是停止陕西境内的战事，双方未经通知对方都不得调动兵力。红军秘密派了好几个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了东北军的制服，混进了张学良的参谋部，帮助改组他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方法。
红军在王曲镇开办了一所新学校，张学良把他部下的低级军官送去参加集训，课程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日本如何征服东北以及中国因此受到什么损失的详细统计。
但是这一切，在外界看来都鸦雀无声。惊雷正在酝酿，没有慧眼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乌云日渐弥漫了整个中国的大地，广西的白崇禧和李宗仁拉起了杆子反宁，要求抗日。
日军控制热河和察哈尔后，开始进犯绥远。当时活跃着一个叫做救国会的爱国者组织，正在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日军进犯绥远的时候，救国会和群众都把这看成是决战的信号，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要求国共一致抗日的群众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而被逮捕。
全国情绪之激烈以西北为最。深层原因是，东北军派到哪里，哪里的情绪就最激烈。
张学良能做张学良，不是因为他有权，而是因为他响应将士的呼声，得人心，前提是遂人愿。把人的诉求，视为自己的诉求，才有权威。
但是，蒋介石要剿共的决心很大，一意孤行。什么人都拦不住他了，张学良的话，他听不进去，将士们的心声，他也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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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和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比东北军要早。早在1933年，杨虎城就和红四方面军签订了“汉中协定”，亦称“巴山协定”。红军和白区秘密党组织建立了交通站，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汽油、纸张等重要物资以及情报等由此不断输送到苏区。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教员也着手与杨虎城的部队建立统战关系。
红二十六军政委汪峰受命担任了这一特殊使命。据汪锋回忆，1935年12月5日，教员亲自给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等人写了信，在信中恳切地表示，我们党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
“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在给杨虎城的信中，教员还说：
“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1936年2月，杨虎城首先与红军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具体协定。
但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已经在西北集中了大军，发誓要把红军全部消灭，毒气弹，轰炸机，胡宗南，都已经在甘肃就绪，第六次反围剿箭在弦上。
张学良屡次进谏，要求一致抗日，蒋介石表示绝不，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不仅不抗日，还反对地方抗日，严防有人在他面前抗日。
日本要求镇压救国会，南京政府出面照搬，抓了救国会的七个领导人，反日的报纸都被停办，反日的罢工也被镇压。
东北军的情绪已经开始逐渐脱离控制，张学良对蒋介石发表了警告。
蒋介石信誓旦旦，我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
意大利与东北的“满洲国”建交，这件事彻底的激怒了张学良。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军，在红军手下吃了败仗。
蒋介石勃然大怒，剿共十年，怎么都打不过了？
于是他坐着飞机，来到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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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这天，好几千学生游行，被警察开枪打伤，其中有一个是东北军军官的孩子。
事情闹大了，中间的领导不好办。中间不好办，这也是自古以来的事情，夹在两方中间，调解协作的少，两头受气的多。军官们不干了，张学良出面，放走了被捕的学生，安抚了学生们的情绪，将军队压了下去。
但是，张学良出面解决冲突，却被蒋介石怒斥不忠。
这活没法干了。
蒋介石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干部，要求出兵剿共，两军都表示我们要抗日。
蒋介石一意孤行，发布了动员令。
这样，作为这一连串复杂的历史性事件的高潮，忍无可忍的张学良在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点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席会议。他在前一天已经秘密发出命令，调一师东北军和一团杨虎城的军队到西安府近郊。现在他作出了决定，要用这些部队“逮捕”蒋光头和他的僚属。
十七万军队的兵变已成事实。第二天一早，蒋介石被抓获了。
东北军和西北军师以上将领联名通电中央政府，各省首脑和全国人民，将他们的纲领“救国要求”向全国作了广播，但是全国各地的消息都遭到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因此，救国要求没有在报上发表。这著名的八点要求是：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立即停止内战，采取武装抗日政策。
(三)释放上海爱国(七)领袖。
(四)大赦政治犯。
(五)保证人民集会自由。
(六)保障人民组织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
(七)实行孙中山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一纲领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拥护。
几天后，张学良派自己的座机去保安，接了三个共产党代表到西安：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东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博古。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代表开了联席会议，成了公开的盟友。
十四日，三方联手，宣布成立抗日联军，抗日联军有十三万东北军，四万西北军和大约九万红军。成了任何一方都不能忽视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翻译翻译，什么叫统一战线？
带队伍，做事业，不可刚愎自用。只有感受各方面的情绪，提炼最普适的诉求，让自己的话成为最大公约数，才能抓住人心，不仅是自己人的心，连敌营的都能抓住，分化他们，增强我们，这就叫统一战线。
事变当天，东北军在甘肃省会兰州，把那里的南京驻军缴了械。在甘肃的其他地方，红军和东北军共同控制了全部交通要道，包围了该省的南京军队，抗日联军在陕甘两省全境操纵了实际控制权。
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立即开到陕晋和陕豫边界。红军也奉命南进。一周之内，红军就几乎占领了渭河以北的陕西北部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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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被俘的消息传来后，南京就开始了争权夺利的阴谋活动。
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国民党内亲日派政学系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正掌南京大权，他竭力主张“讨伐”所谓兵变。
何应钦得到了亲法西斯的黄埔系、蓝衣社、在野的汪精卫系、西山会议派、CC系和南京的德、意顾问的充分支持。
他们都认为这是夺取军权的良机，可以把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亲美派、亲英派、亲俄派、统一战线派统统压下去，在政治上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何应钦马上动员了南京二十师军队，开到豫陕边界。
他派了一队队飞机在西安府上空飞翔，派步兵向叛军阵线作试探性佯攻。有些南京飞机在陕西境内的渭南和华县试探性性地投了几颗炸弹，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他听到轰炸的消息，“很是高兴”。
蒋介石判断局势的能力，从来没有好过，他擅长的是权术和钻营。在判断局势上，他的夫人比他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宋美龄显然不高兴，她当时对局势比她丈夫要清楚得多。她立刻跑去见了何应钦，向何应钦明确表示，她丈夫的安全“同国家的继续生存是不可分的”。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后人开了上帝视角看问题，情况很显然，如果南京和西北大规模开战，抗日联军也不会立马千夫所指，四面楚歌。
广西、广东、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宁夏的军阀没有一个和南京情同手足，唯一一个听话的张学良还被蒋介石自己坑走了，所以一旦开战，大半个中国都将都作壁上观。
河北的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不久就通电全国，要求和平解决事变，明确告诫南京不要开战，更是清楚地说明了态势。
南京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张学良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南京决一死战。
周恩来立即向陕北和教员发报请示。1月30日，教员回电指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搞统一战线，要与人家同心进退，统一战线不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上司与下属之间，如蒋介石之于张学良，甩锅一次，委屈一次是可以的，但统一战线一定要做到同呼吸，共命运，真实做到了利益共同体，才能有全心全意的合作，才能求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最后，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取得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
后来，教员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说：
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唯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
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抗日主张的……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
当然喽，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周恩来也说：
“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啊!”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教员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
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被他运用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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