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教材事件，我终于理解教员为何对文化文艺如此重视

　　通过这次教材事件，我终于理解了教员为何对文化文艺如此重视。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中，毛泽东大概是对文化、文艺、意识形态最重视的，也是这方面发言最多、著述最多的一位。

　　毛泽东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率先丧失——实际上苏联就是如此。（《1964年9月21日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

　　建国后，毛泽东对于部分领导同志最大的意见，就是认为他们过于埋头于具体的行政事物(包括经济问题)，而不注意“文化领导权”问题。

　　他在1966年10月总结建国以来所发生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中的讨论时这样说：“去年批判吴晗，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是个别抓，抓不起来。看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他每次对文化文艺问题的介入，都表现了他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观察，更体现了他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对于新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深广忧思。

　　一句话，文化领导权至关重要，如果这块阵地守不好，就无法在头脑和精神上真正站起来，头脑和精神上站不起来，很多已经取得的其他领域的成绩就要大打折扣，这个负面作用是乘数效应的、是指数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一些眼前的、短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