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毛主席如何明确上海的历史定位

　　上海，不是外国的上海，不是帝国主义的上海，而是中国的上海，是人民的上海。

毛主席亲自改定新华社社论：

明确上海的历史定位

　　（1949年5月29日）

【李克勤题记】上海解放时，新华社发表过一篇社论，原标题为《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在审定时，把题目改为《祝上海解放》，并且还作了多处修改。可见毛主席对这篇社论的重视。正是毛主席亲自改定的这篇社论，明确了上海的历史定位。这些说法，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那是完全说得通的。通过这些说法，我们更加清楚看得到，对于上海来说，哪些是行得通的，哪些是行不通的，这是根据上海的历史定位而言的。进一步说，旧中国行得通的那一套，在新中国是行不通的。换一种说法，就叫有些东西只能在旧中国行得通，而在新中国不能让其行得通。这就是新中国，毛主席领导包括上海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道器变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7月6日举行入城式，上海人民喜迎解放军。】

01

《祝上海解放》对上海历史定位分析

　　社论开头指出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

　　接着从说其原因，就开始分析上海的历史地位。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

　　我们不否定在解放时，这是上海的地位。同时，我们也理直气壮指出“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

　　这是旧中国上海曾经在地理上的功能，这也说明之说以上海有那么个地位，并不是为了人民，而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作。这样，

　　“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接下来，社论从历史沿革进一步分析上海的历史位置。

　　社论指出：

　　“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

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曾经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乐园。

　　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种种盗劫、屠杀、侮辱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罪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大走狗，中国封建主义的最后一个暴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蒋介石，就是由上海的流氓组织起家，因为造成了上海工人的大流血得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喝采，建立起他的以上海买办经济为基础的二十二年的黑暗统治，并且直到最后，还以屠杀和破坏来向上海人民告别的”。

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

　　紧随其后，社论讲了极为重要的一段话：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请注意，新中国认定的在革命中上海的历史地位是：

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

　　由此进一步说，“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这样，上海解放的必然性，就说得通了。

上海，不是外国的上海，不是帝国主义的上海，而是中国的上海，是人民的上海。

　　这样的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也是新中国对上海的界定，这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或者妥协。

　　这可以看作解放以后，新中国的人民，包括上海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道器变通之基。

　　在此基础上，社论末尾一段认定：

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

　　“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对于解放了的上海和解放了的中国，世界上的不同人物表示了不同的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因为这使中国人民可以很容易地认识他们的面孔。”

　　这样的说法，就十分全面，而且合理，完全说得通。

　　紧接着，在引述李涛将军“声明”的公平合理性后，社论明确指出了外国政府在未来针对上海乃至中国的两种态度两种做法。

　　一种是继续老一套，

　　“若干外国的政府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那么，人们之认为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友善态度，当然没有什么奇怪”。

　　毛主席在这个地方加了一句

　　“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

　　然后再说

　　“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毛主席加的这句话，使得对于外国政府力量做法，一反一正，两相对比，一目了然，而且不仅彰显义正辞严的原则性，同时也把原则指导下的灵活性凸显出来，给不同的外国政府晓之以理。

　　这不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方式吗？

　　事实证明，这是毛主席高潮的斗争艺术，无与伦比的道器变通。

02

祝上海解放（全文）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新华社社论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在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曾经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乐园，在上海制造了种种盗劫、屠杀、侮辱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罪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大走狗，中国封建主义的最后一个暴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蒋介石，就是由上海的流氓组织起家，因为造成了上海工人的大流血得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喝采，建立起他的以上海买办经济为基础的二十二年的黑暗统治，并且直到最后，还以屠杀和破坏来向上海人民告别的。在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上海的解放当然要加速完成中国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这些根本变化当然要使新中国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光明。在上海、南京、杭州、九江、南昌、汉口、西安等枢纽城市解放以后，中国的反革命已经被打碎成为零星的小股，逃入边远的地区，而这些仓卒筑成的反革命巢穴也决不能维持多久。中国在短期间虽然还必须负着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负担，但是生产建设已经成为一天比一天重要的课题。上海和其他中国大城市在以前曾经不能够顺利地发展生产，并且常常成为生产的障碍物，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革命的敌人恐吓中国人民说：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这些大言不惭的人们并且设定种种的图案来安慰自己和互相安慰。但是现在不是他们在赌博场中继续赢钱的时候了。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再三失败，如果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把上海管理得好，那么他们只能再增加一次失败。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统治被捣毁以后，这个特征将要显出伟大的威力。上海的几十万工人，几十万其他劳动人民，几十万知识分子，和有爱国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合在一起。上海和全国的其他城市，和全国的乡村，现在也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因为战争，因为敌人施行了长期的破坏，并将以隐蔽的方法继续破坏，还因为缺少成熟的经验，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困难，谁要是轻视这些困难，因而不去采取认真想法克服这些困难的步骤，我们就会要犯极大的错误；但是这些困难在上海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在全国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没有不可以依靠自己而克服的。

　　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对于解放了的上海和解放了的中国，世界上的不同人物表示了不同的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因为这使中国人民可以很容易地认识他们的面孔。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务早已宣布了鲜明的立场，其最近一次便是四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的声明。李涛将军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各外国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将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个声明是公平合理的。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声明的立场的。中国人民愿意在上海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和任何外国人民友好合作，但是若干外国的政府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那么，人们之认为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友善态度，当然没有什么奇怪。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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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后记】

　　从这篇社论的题目修改，可以看出毛主席的超乎常人的冷静与智慧。老人家没有为解放了上海而沾沾自喜，而是从上海未来总体考虑，以一种谦逊的口吻论事，为做工作的同志留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这不就是“两个务必”之道的具体体现吗？

　　请看毛主席增写的这一段：

“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困难，谁要是轻视这些困难，因而不去采取认真想法克服这些困难的步骤，我们就会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主席的这样的警示难道说不通吗？

　　从这篇社论里，我们明显感到中国与外国关系，是一个需要认真处理的大事。

　　毛主席为什么能做到与国际接轨而不接鬼？这个问题具有历史意义，同时也有深远影响。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谈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总的思路，也是他审视历史，审视中国的现实得出的结论——哪些是要学的，哪些是不能学的。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国人民曾经给了上海一个清晰的历史定位分析，进而给新上海在中国，乃至世界一个新的定位。

上海，不是外国的上海，不是帝国主义的上海，而是中国的上海，是人民的上海。

　　这个定位能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