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为了人民吃上肉

　　能不能吃上肉，是衡量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1960年10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当斯诺说新中国成立十几年里人民文人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时，毛主席拿吃肉来说老百姓生活并无基本改变，他说：

　　“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已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毛主席年轻时立下的志向，是解救人民于“空前的浩劫”，把人民从痛苦的生活中拯救出来，这其中自然包括让中国人民吃上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都非常关注和努力创造条件让人民吃上肉。

　　1933年11月，毛主席为了解乡苏与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以便为苏维埃的工作扫除障碍，对乡苏工作的模范——江西赣州市兴国县长冈乡进行了调查，这个调查报告后来油印成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毛主席对长冈乡老百姓的吃肉状况做了对比调查：

　　“供猪的人家约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约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猪卖出约值二十元， 买进猪肉约十二元，余八元。但在暴动前平均每年每家只能买进猪肉约十元。以阶级分：暴动前中农买进猪肉约十二元，贫农约六元，工人约四元，现在差不多都有十二元（其中一部分人无此数）。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军队的双重围困，经济陷入了极端的困境，边区人民油都没得吃，更别说吃肉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边区军民组织起来，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渡过了难关。

　　1943年11月29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称赞边区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谈到军队生产时，他说：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

　　1944年3月22日，毛主席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要求不但要懂得政治和军事，还要学会搞经济和文化工作，他说：

　　“经济、文化如果不会搞，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不会搞，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用处也有一点，就是善于破坏旧的东西，善于打击敌人，能够把敌人打败，但是很大的用处就没有。 因为你不学会经济、文化，就不能使人人吃饱小米饭，老百姓就会没有猪肉吃，又不识字，又不会闹秧歌。”

　　1944年5月24日，毛主席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他在表扬延大发展生产的成绩时说：

　　“《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叫《破晓前的黑暗》，号召大家努力来战胜这个困难。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全体努力，实行十大政策，熬过难关。敌后的困难很多，延安也有很多困难，例如《野百合花》问题，只有小米没有猪肉问题。延大发展生产很好，还要继续发展，猪肉还要吃得多一点。”

　　1945年1月10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他说：

　　“部队和机关，除利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集体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

　　通过自力更生的办法，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边区部队在经济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肉的供应达到了每人每月一斤至二斤，甚至在广大的游击区，通过自力更生，“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盐，一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

　　那时有个驻中国战区战地记者，美国人白修德，说过这样一句话：“民主意味着在耕者的篮子里多装些米谷。在日本人所不能侵入的中共区里，在抗战时期，农民实际上过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日子。”这句话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工作的卓越能力，能够在极端困难的境地让人民过上吃上肉的日子。

　　解放后，人民对肉的需求快速增长，国家面临着肉食需求增长与供应不足的矛盾，如何增加肉食生产和供应，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经济工作。

　　1953年2月17日，毛主席听取中共孝感地委书记王良等关于土改后农村状况的汇报，了解农民的情绪和集市上蔬菜、猪肉的行情，下一步人民政府应做的工作和对中央、省委有什么意见。

　　1953年10月15日，毛主席同陈伯达、廖鲁吉谈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他说：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 供应不上。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

　　1955年9月、12月，毛主席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为收入的一百七十多份材料撰写按语。他在为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浙江农村工作通讯》刊载的“上华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动社员增养毛猪”一文写的“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的按语里写道：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 的计 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

　　1956年11月11日，毛主席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听取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陈云在报告中指出了猪的减产和猪肉供应紧张的严峻局面，“广东、上海发了肉票，北京是每人一次只准买五角钱的。现在是半夜就去排队，排到天亮。如果以后排队也买不到肉，问题就大了。”陈云提出了一些猪肉增产的办法：坚持私养为主、公养为辅的方针；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负责安排社员养猪的饲料；有计划地恢复农村的粉坊、豆腐坊、榨油坊和小集镇的碾米厂。开作坊是解决饲料的很合理的办法，人吃豆腐，猪吃豆渣；人吃粉条，猪吃粉渣。恢复作坊，可以使人和猪“各取所需”。还要对农民多供应带壳粮，让他们自己碾米，以便充分地利用谷糠做饲料。大中城市的机关、部队、工厂剩下来的饭菜是很多的，有许多没有利用。应该经过市政府同郊区农民挂上钩，把剩菜剩饭加以利用，或者给农民喂猪，或者同农民合伙喂猪；适当地提高猪的收购价格，要禁止压级压价。农民每卖一头猪，应该至少留给他们十斤到十五斤猪肉。他养了猪，没有肉吃，那是不公平的。我们要给他肉票，全年可以用；减少猪肉和油脂的出口。明年出口猪肉减少十万吨，油脂减少七万吨。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在谈论经济问题时说：

　　“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

　　1956年11月21日，毛主席审阅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在草案的“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一句后加写：

　　“(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

　　为解决猪肉供应紧张的局面，陈云在商务部党组会议上提出了“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观点，要按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办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说：

　　“要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和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他说：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

　　1957年3月4日，毛主席阅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上面刊载了一篇《大公报》通讯员反映的情况，“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工作浪费情况甚为严重”，反映说：北京市食品公司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规格要求很高，食品公司需费很大的力气，经过严格的挑选，才能符合标准，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批示杨尚昆调查处理。后根据复查情况，毛主席又作了批示：

　　“尚昆同志:一百六十户每天三头猪，如以每头一百五十斤计算，共有四百五十斤。每户每天得肉约三斤弱，仍太多，有一斤或一斤半就够了，可减少一半，请你研究是否可行，我以为是可行的，似应减半执行，以示同甘共苦。现在供应油肉到用户，实际上有很大浪费，至少有三分之一浪费掉了。”

　　1958年8月4日，毛主席到河北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看了农业社的俱乐部、粮食加工厂、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工厂、幼儿园、幸福院和食堂，到农田看棉花、泰子、玉米、谷子、红薯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他指示徐水县委要抓好粮食规划，满足人民需要，他说：

　　“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红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1959年5月7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廖鲁言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稿，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毛主席将指示稿标题改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并改写其中一段话：

　　“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

　　1959年7月3日，毛主席审阅李先念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效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对指示稿加写、改写道：

　　“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1959年7月5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期间为转发农业部副部长陈国栋的两份报告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批语，其中要求划出牲口饲料、 猪饲料，他写道：

　　“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1959年10月22日，毛主席阅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刊载的“广东实行派购办法，猪和家禽的收购量大增”的报道，该办法根据市场情况和国家需要，对人民公社的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和每户社员派购一定数量的猪、鸡、鸭、鹅和蛋品，要求人民公社和社员向国家履行一定的交售任务。对公社、大队、社员卖猪，一律按净肉计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肉票，凭票由国家以优待价格保证供应。由于这种办法兼顾了国家、公社和个人的利益，受到了社员的普遍拥护，社员出售猪、家禽、蛋品和发展这些副食品生产的积极性都大大提高。毛主席对该报道批示李先念说：

　　“广东派购办法，请你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推广。你那里开什么会议没有?如有会议，可和较多的同志一道研究一下。”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阅李先念报送的天津市畜牧局整理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的材料，材料介绍了这个生产队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情况，由公社化前的 17 头发展到 257 头(其中户养 77 头) ，每户平均 6 头多，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穷队变成了富队，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毛主席阅后给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打了一封信，提出要“大养而特养其猪”，他还写道：

　　“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骤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

　　“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 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

　　1959年11月3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周恩来、彭真、胡乔木等人开会，谈到当年的旱灾、水利、肥料等情况，他说：

　　“养猪的利益极大，它可以产肥料，肉可以吃，又可以出口，什么单位都可以搞，家庭也可以搞。全国如果每人搞到一头猪，就有六亿五千万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我现在找了一个吴桥的材料，那一天早晨心血来潮，写了封信给吴冷西。”

　　1959年11月30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讲到农业生产时，他说：

　　“还要养猪。各省要专开一个养猪的会议，明年猪至少要增加一倍。猪的地位要提高，把‘马牛羊鸡犬家’改为‘猪牛羊鸡马兔’。”

　　同日，毛主席阅李先念报送的关于重庆副食品生产会议的报告和他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李先念的发言说：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在一两年内做到肉食蛋品的基本自给，解决肉食问题。毛主席的批示是“建议转发各级党组织，研究实行。”

　　毛主席的提倡和推动，为新中国肉食的生产和供应注入了充足的活力，老百姓养猪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畜牧业大发展。国家统计局于1959年12月31日印发了《国家经济统计报告》，其中一篇“养猪对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大意义”的材料记载：一九四九年全国猪的总头数下降到五千七百七十五万头，而一九五九年底猪的存栏总头数预计可达一亿八千万头。在我国历年畜牧业的产值中，猪的产值都占到一半或一半以上。从历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的肉类来看，猪肉一般都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猪肉、猪鬓、猪肠衣等，是我国重要的出口物资，每年为国家换回大量的钢材和机器。

　　让人民吃上肉的过程也并非一路坦途，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粮食产量的大幅下降，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肉食的生产再次陷入了谷底，老百姓又开始吃不上肉了。为了与人民共克时艰，毛主席宣布：从1961年1月1日起，不吃猪肉和鸡了。

　　尽管遇到了困难，但国家为了让人民吃上肉，一直都在想办法。

　　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提出了意见：一个是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十五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另一个是到明年年底，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每人每月可不可以增加半斤肉？今年计划收购一千二百万头猪，每头按六十斤净肉计算，共有七亿多斤。除开出口和其他必保的用途以外，平均每人每年可以有六斤。这样，鱼肉两项，五口之家一个月就有五斤。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

　　1963年10月下旬，毛主席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负责人农村工作情况的汇报，华国锋介绍岳阳县农民搞集体多种经营，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民家中挂了不少腊肉，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直夸岳阳县搞得好。

　　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杭州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当听到因要求过革命化春节，没有人买肉时，他说:

　　“要生产，也要消费。讲节约，结果猪肉没人吃，花布无人穿，东西卖不出去，节约节得先念不好过。猪肉有人要，农民才会养猪。物价是一个问题，贵得没有道理，货物多就要卖便宜些，薄利多销这个问题讲了多少年，总是行不通。”

　　让人民吃上肉，是毛主席心中的“国家大事”，他心目中一直有一个改变中国人民“吃肉不够”的面貌的长远规划。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他实现这一规划的重要举措。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畜牧业重新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以养猪为例，1961年全国生猪出栏3300万头，存栏7552万头；到了1965年，出栏头数达到了12167万头，存栏量达16693万头。中国人虽然还没有到“大口吃肉”的富裕程度，但吃上肉也不是什么难事了。有些年份，猪肉甚至还会出现了供大于求情况，卖不出去，降价出售，每斤从七毛多降到六毛多，有时低于收购价，甚至采取赊销方式，号召老百姓吃“爱国肉”。

　　今天的中国，早已经实现了毛主席在上世纪接受斯诺采访时所预见的改变中国人“肉类吃得不多”的目标，吃肉成了我们日常的饮食，这种改变，绝不是一夜之间就实现的，而是老一辈人，尤其是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一步一步坚实谋划和推进的结果。如今不时会有一种舆论说，过去老百姓是不是吃不上肉啊？我总想告诉他们说：过去的人虽然受历史条件所限吃不上那么多肉，但绝对是能吃上肉的，而且过去吃的肉很香，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