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批判“反冒进”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

【题 解】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中央部委、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通称“南宁会议”。毛泽东同志主持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讨论和研究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及长远规划的有关问题，继续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同志比在杭州会议时更加严厉地批判了部分领导人在一九五六年刮起的“反冒进”风。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毛泽东同志发现后严厉批评说：“六月二十日社论有原则性错误：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又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社论讲反右不到半年，就认为反右成绩很大，估高了。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君子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买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12），第102页〕

　　毛泽东同志在南宁会议上有多次讲话和插话，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日分别做了讲话；二十一日又做了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本篇内十一日、十二日的讲话，据1968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1960.12）第6至9页收录；十六日的讲话，据2013年版《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收录。题目是编者拟的。

一 一月十一日的讲话

（一）关于反对分散主义问题①

　　注①：十一日讲话小标题据《年谱》。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褪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二）关于“反冒进”问题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千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 “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话，说应该多积累）。

　　减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减，我们的“圣旨”太多了。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学，如“蒋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②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注②：此句据《年谱》。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二 一月十二日的讲话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③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得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上流走了。这是土壤学，农业学都要一本④，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有一天总要撤职的，这不是我威胁你们。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注③：指多快好省。

　　注④：意指“农业学的书要人手一本”。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法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地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就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财经部门考证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也不讲。要和风细雨，要事先通一点情报，总是倾盆大雨，发生径流，总不开恩。总没有准备好，不完全，这就是封锁，这是斯大林的办法。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小会不解决问题，就开中央全会。文章做好这件事，没有认真解决，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谈报纸问题。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对你们工作不利，不然会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哥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飞燕外传》， 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顾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做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再一个是顽固。乔木到，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哪个放得开？×××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会议上做报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难买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才放开了。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右派高兴，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人们都有一种惰性，不容易搞开，乔木要不是那一次会议，北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邓拓是好人，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再谈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不好，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鲁言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反驳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资，不能德才都不讲，只讲德的一部分。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购九百二十亿斤，多购一百亿斤——讲冒进，这一点有冒，闹得“人人谈统购，家家谈粮食”。章乃器是粮食部长，他同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闹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粮食销量多，反映了农民没有劲。江苏反映社长低头，干不下去了。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间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检查一次。这样医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减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两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是两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廖鲁言告诉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检查十二次。两本账，争取超额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红安县那篇文章，请你们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开了。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三 一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一篇文章⑤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对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的报告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

　　注⑤：指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

　　注⑥：指周恩来一九五七年六月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年谱》原文如此。

　　省委、部委都忙得要死，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理论、逻辑、外国文都要学。专家读很多书，我们读马列主义只能读十几本、二十本，不必读那么多。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我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敢写前言、赞一词，还处于奴隶地位。

　　外国文也要学，我六十多岁，只有五年计划，我还学，你们为何不学？为何没有朝气？学点文学也好，古文、今文均可。光搞现实主义，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

　　部长、书记请个学习秘书，增加编制。暮气我们都相当有些，是朝气的对立面，还有官气。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不改不行，地方逼着我们改。要讲革命朝气、 精神旺盛。

　　工作紧张是对的，但不要十分紧张，要很好安排。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世界上的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的，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后生可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