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伯承和毛泽东交集，始于宁都会议。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远东局的名义，一手提拔爱徒王明进入政治局，主导中国革命近4年。
此后，王明调兵遣将，选派各路人马进入革命根据地，一来推行极端政策向苏联邀宠，二来夺取中国本土革命家的权力。
在苏联和王明的庇护下，张国焘执掌鄂豫皖苏区的大权，掀起腥风血雨，夏曦去洪湖苏区欺负贺龙，而奔赴中央苏区的，则是项英、王稼祥和任弼时。
项英到中央苏区以后，随即撤销红一方面总前委，同时成立苏区中央局，由人在上海的周恩来做书记，身在苏区的项英做代理书记。
于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权，从前委书记毛泽东，转移到苏区中央局的项英，毛泽东只能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身份，参与军事行动。
但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的总政委职位，到底是没保住。
同年11月份，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革军委成立，任命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直接指挥部队作战。同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部，总政委毛泽东被迫下岗，成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离开军事岗位，明显被边缘化了。
不过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有不可替代的地方。
12月份周恩来进入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于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便请毛泽东协助工作，这也给他重新出任总政委埋下伏笔。
正如周恩来给中央局的电报说：
“泽东的经验和长处，还需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豫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纠正或解决。”
总体意思就是，用人要用其长处，不要一棍子打死。
于是在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的时候，沉寂一年的毛泽东，被重新任命为总政委，在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工作。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没有以后的纠葛了。
但我们之前说，王明派来的人夺权只是第一步，彻底该换路线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步。（周恩来同志不是王明的人）
路线和政策，才是他们最大的分歧。
毛泽东主张积极防御，新来的人主张积极进攻，毛泽东主张用游击战，新来的人要求用正规战，这种南辕北辙的路线政策，让他们的工作分歧越来越大。
要彻底解决问题，便有了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
项英等人批评毛泽东，积极防御是消极怠工，完全脱离共产国际规定的路线，而且不服从领导，组织观念不强。
毛泽东站起来反驳，但是没人支持他的意见，显得势单力孤。
经过几天的会议批判，项英等人的意见占上风，并且认为毛泽东认识错误不够，不能继续做总政委了。
周恩来想维护毛泽东，说要么我负责战争权责，泽东留在前方相助。要么泽东负责战争权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最后项英等人没有赶尽杀绝，听了周恩来的第一个建议，让毛泽东到后方养病，随时到前方相助。
这就是周恩来，从来不走极端，团结至上，做事留一线。
毛泽东走的时候和周恩来说，服从组织决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不过他从来没有收到电召，过了三年鬼都不上门的日子。
至此，临时中央暂时取得决定性胜利。
写了这么长的宁都会议，这些事和刘伯承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刘伯承是1932年1月进入苏区的，因为以前做过川军的军长，又在苏联伏龙芝军校学习过，满脑子都是正规作战，怎么都看不起苏区的游击战。
所以在宁都会议的博弈中，不论是身份或者战术，刘伯承都不可避免地站在临时中央一边，在会议上批判毛泽东，投票让他下岗养病。
做为土洋斗争的胜利者之一，又是懂正规战术的军人，刘伯承便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用旧经验和苏联知识，谋划红军的战役战术。
而刘伯承最闪光的地方也在这里。
他明明是正规战和游击战博弈的胜利者，却不像其他书生似的，守着苏联的成功经验不放，一条路走到黑。
刘伯承谋划红军战役的时候，发现红军的战术素养太差，武器装备更差，根本不能打正规战，除了游击战以外没别的办法。
仔细想想，好像......毛泽东是正确的？
于是刘伯承放下成见，开始研究游击战术，到1934年初就写出《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游击队穿过敌封锁线到其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论文。
刘伯承踏踏实实的研究了游击战，而且造诣相当不错，短短两年时间，已经从正规战军人转型成游击大师。
不知不觉间，刘伯承走到毛泽东的路线上，那么也就不再反对毛泽东了。这个时间点，比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要早一年。
一定要给刘伯承打标签的话，应该是实事求是。
之前不懂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便不做违心的吹捧，宁愿随大流投票让他养病，可一旦明白了毛泽东和游击战术，那就是真心实意的服气。
就像他经过两年思考才决定入党一样：
“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不太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没有私敌，只要和他的思想道路一致，以前的问题都可以既往不咎。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出山主持大局，和中央纵队司令刘伯承合作愉快，一起部署了强渡金沙江、大渡河的战斗，还促成刘伯承和小叶丹结拜，甚至在抗战开始的时候，让刘伯承空降到129师做师长。
此后几十年，刘伯承和毛泽东的关系，虽然不像林彪一样亲近，但整体来说，革命战友关系保持的不错。
只谈公事不谈私情，足够了。
刘伯承和毛泽东缓和容易，和彭德怀缓和就难了。
宁都会议前后，刘伯承写了不少批评游击战术的文章，让中央苏区的干部们非常不爽，彭德怀就吐槽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呵，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后来因为某些传言，刘伯承吐槽彭德怀：“红军本来就存在游击主义么，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
以彭德怀的牛脾气，这能忍？
所以此后几十年，他们两人在战争中能保持合作关系，但是遇到关键问题，难免互相吐槽。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宁都会议的土洋、战术之争，把刘伯承、彭德怀、毛泽东连在一起，有些事已经在这里埋下伏笔。
2
彭德怀的军事生涯，从红三军团的彭大将军，到抗战时期的百团大战，再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始终处于人生高光时刻。
唯独解放战争的前两年，由于兵力不足和任务限制，彭德怀和胡宗南作战非常艰苦，始终不能放开手脚大战。
和螺蛳壳里做道场似的。
解放战争的前两年，却是刘伯承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对，我说的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
而刘伯承的人生线里，又多了一个重要人物——政委邓小平。
解放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毛泽东便准备让刘邓、陈粟部队到外线作战，也就是不要死守根据地，主动向国统区进攻。
毛泽东甚至规划了两个阶段的作战任务。
第一阶段是李先念部在中原牵制国军，让刘邓和陈粟在根据地大量歼敌，然后就到了第二阶段，两支部队南下汇合李先念部，分别攻占信阳、大别山和安庆。
总之一句话，把战线推到国统区，消耗蒋介石的人力物资，千万不要死守根据地，做困兽之斗。
从全国战略来说，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眼光。
因为各根据地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过1亿而已，还都是穷困山区，人力物力非常有限，根本不能支持太长时间的战争。
如果战线不能推到国统区，一直死守根据地的话，迟早被占据3亿人口、全国大部分城市、拥有美国援助的蒋介石耗死。
事实上，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二年，根据地的经济便差点崩溃。
以陕北为例。
1947年，陕北遭遇数十年不遇的旱灾，可以想见，粮食产量必然要大幅减少，到了秋冬季吃饭穿衣都是问题。
除了旱灾以外，胡宗南对陕北的军事进攻，同样在消耗陕北的人力物力，以及以后几年的战争潜力。
据后来统计的数据，相比1946年而言，1947年的人口从150万减少到90万，耕地面积从1513万亩降低到1150万亩，粮食产量从5.49亿斤降低到2.7亿斤，物价上涨34倍，粮价上涨80倍。
陕北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就在陕北经济崩溃的时候，因为战争频繁，陕北的脱产军政人员从6.5万人，暴增到17万人。
战争年代，不管怎么样都要保证军队的粮食供应，皇帝还不差饿兵呢，所以边区政府不得不向各阶层加税。
一边是产量减少，一边是增加税收，结果就是陕北农民的负担非常重，已经超过能承受的临界点。
这样的经济环境，别说打胜仗了，能活下来都不容易。
就连转战陕北的毛泽东，每天都只能吃两碗黑豆饭，常年处于饥饿状态，饿的浑身浮肿，甚至因营养不良晕倒过。
彭德怀的仗，怎么打？
战争中经济和粮草，要么耗之于我，要么耗之于敌，二者只能选一个。
蒋介石的大战略是消耗解放区的经济，让解放军自行崩溃，毛泽东的对策便是反其道而行之，消耗国统区的经济，让解放区休养生息。
这时候，就必须让解放军到外线作战，并且把解放区的敌军吸引到国统区。
毛泽东放眼望去，能到外线作战的只有三支部队——晋冀鲁豫的刘邓大军、山东的陈粟大军、陈赓和谢富治兵团。
而最适合做进攻主力的，便是面前没有敌军重兵的刘邓大军。
于是在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给刘邓发电报：
“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此时的刘邓大军，已经在豫北“七战七捷”，在鲁西歼灭国军5万人，缴获的枪炮、电台、汽车不计其数，发展到12万人，其实并不愿意放弃根据地，到外线作战。
而且不要根据地作战，是闹着玩的？
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孤军深入都是最危险的，一旦作战不利，必然要全军覆没。
远有唐末黄巢的流动作战，近有太平天国的李开芳北伐，和石达开西征，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孤军深入最成功的，也就喜欢用骑兵的霍去病了。
所以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们给毛泽东回电：“完全拥护所示方针，但目前南下有困难。”
比如炮弹消耗殆尽、俘虏需要消化、经费只有数十亿法币不足半月开支等等，如果能继续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南下的困难就少了。
总之就是拥护主席决策，但能不能给点时间，让我们准备？
7月29日，毛泽东的回电很委婉：
“来电均悉......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仿照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然后话锋一转：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谢和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虽然是商量的口气，但说出来的话非常重，简直是用最温柔的口气说最狠的话。
陕北的情况甚为困难，说明陕北支持不住了，再不支援的话，陕北根据地就要彻底丢了。
而中央在陕北，毛泽东在陕北。
中央和主席要是出现意外，革命战争，还能革出什么花来？现在你们是要装备和兵力，还是要中央和主席，以及全国战略反攻的大局？
你们自己选吧。
这封电报，刘伯承和邓小平看完就明白了，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哪怕12万部队拼光了，也得服从命令。
刘邓什么都不用说了，直接回电，半个月后行动，直出大别山。
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分三路南下，一路过敌占区和黄泛区，不得已把重武器都扔掉了，于28日进入大别山区，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步枪，其他的重武器和粮食衣物都没有。
什么是觉悟，什么是党性？
这就是。
差不多的时间，陈毅和粟裕、陈赓和谢富治的部队，分别从东西两侧南下，解放战争至此转入反攻阶段。
虽然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损兵折将，12万人减员到5.8万人，但这是战术级别的损失，在全国战略反攻的层面，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其实是成功的。
1948年8月，陈毅给刘邓大军讲话的时候，说的很明白：
我们100多万军队，蒋介石2、300万军队，一起堆到解放区，双方5、600万人，每天拉屎也要拉5、600万堆。即便你能俘虏，可俘虏过来的第一天就要解决伙食问题。
所以我们这一反攻，决定性的胜利，就是把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破坏了，把战争包袱放到蒋委员长的头上。
陈毅的话槽，理不糙。
所以才说，“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刘伯承的高光时刻，不仅解了革命战争的危机，也完美配合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彭德怀。
这次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之间远隔山河的一次合作，他们4人再走到一起，要到1958年了。
3
1950年代，我国为了承接苏联的工业技术转移，外交上是一边倒，内政则是全盘苏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都在向苏联学习。
而建国后刘伯承到南京办军校，想让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学习的对象也是苏联。
在全国学苏联的大环境里，苏联的科学技术进入中国，斯拉夫人崇尚等级的糟粕也进入中国。
甚至有人觉得，苏联就是天经地义的大哥，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跟着苏联走。
这就过火了。
某种程度上说，苏联通过工业转移和文化输出，几乎把中国绑架在苏联的战车上。
刚刚独立的中国，也对苏联有了依附性。
不过全国风气如此，除了毛泽东偶尔说“苏联不能全盘照搬”以外，其他人都不敢说苏联的坏话，要不然能被人喷死。
类似于前20年接受美国的工业转移，中国便对美国有了依附性，别说在网上说美国的坏话了，说句爱中国都能被喷。
这么说就能理解50年代的风气了吧？
原本学苏联就学苏联吧，用20年时间学到苏联的技术，再“去依附”也不迟，后来学美国，不也学了几十年么。
但最怕的就是巧合。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时代的一切，决定改弦更张，和前三十年彻底决裂。
消息传到中国，不禁让人出现一些想法：
“苏联出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两条路线，会不会延伸到全盘学习苏联的中国，甚至造成中国的斗争和分裂？”
我们现在认为绝对不可能，但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可能出现的。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太深了。
我党建党初期，明文规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苏联能操纵党内的人事任命，也是因为国际和国内的上下级关系。
王明等国际派给革命造成多大损失，现在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的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也迅速延伸到国内，产生了一个叫“托派”的群体，也就是托洛茨基派。
中国党内的同志，凡是被扣上“托派”的帽子，基本上被判了政治死刑，升迁什么的别指望了，不开除党籍就是天大的福分。
比如左权，直到牺牲都是“托派”，牺牲40年才摘帽子。陈独秀被诬陷为“托派”，还专门发文说“我不是托派。”
斯大林清算托洛茨基，凭空造出一个托派，现在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会不会在中国凭空出现一个斯派？
极有可能。
所以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以后，为了避免中国出现斗争分裂，毛泽东决定和苏联做切割，也就是割断和苏联的深层次联系，只接受工业项目和资金技术。
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大范围的讲，不要什么都学苏联啊，要学也要辩证的学，而且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经验等等。
具体到军队内部，便出现了“反教条主义”的动机。
所谓教条主义，就是不管苏联的精华还是糟粕，不管不顾的全部学过来，让人分不清解放军是中国军队，还是苏联军队。
刘伯承做为高级军校的校长兼政委，被中国和苏联的风波，推到风口浪尖上。
毕竟高级军校培养的都是将军，如果军校苏化严重，学员必然把“崇苏”的风气，带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所以军校是反教条的重点，而军校的重要又是校长刘伯承。
这是刘伯承落幕的大气候。
小气候则是个人纠葛了。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我们都承认彭大将军的战功和品德，但也得承认，彭大将军的脾气暴躁，有时候挺......跋扈的。
58年的反教条工作，彭德怀是具体操办人，在正常工作之外，不可避免地带入数十年来的个人恩怨，以及持续多年的土洋之争、游击和正规之争。
所以在中苏切割的大背景下，个人纠葛被无限放大，刘伯承被迫走上批斗大会的讲台，无奈的做了一番深刻检讨。
和刘伯承一起作检讨的，还有粟裕，扣的帽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刘伯承做检讨的时候，当年并肩作战的政委，已经是会议领导小组组长。
他站出来想保护刘伯承，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今年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不过在那种环境下，个人的力量太单薄，根本不足以对抗大势。
刘伯承和粟裕，被国际大气候和个人小气候推动，于1958年全部淡出军队，是开国将帅里最早离开军队的。
话说回来，他们两个最早淡出军队，反而避开以后的各种风波，平平安安的活到80年代。
当年那些叱诧风云的人，则各有各的不幸。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4
1980年9月，邓小平已经恢复工作，开始执掌中国政局。
杨得志、杨勇、张震到他家里汇报工作，杨得志试探性的问，我准备在全军院校会议上讲话，里面有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内容，有人说会反到你头上来。
邓小平马上表态说，可以讲，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要保刘帅的。
于是在一个月后的大会上，杨得志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再过两年，中央给刘伯承发了致敬信，肯定了他革命多年的成就，并且批准《刘伯承军事文选》出版。
这两件事，其实就是给刘伯承平反。
当年的事情，原本就有很多无奈和个人意气。
现在当事人老的老、走的走，更何况中苏交恶都20年了，那些莫名其妙交织在一起的命运线，也该清零了。
老人的事情都解了，年轻人才能轻装上阵。
1986年，刘伯承去世。
他曾经说过：
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
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刘伯承这辈子，为革命战争立过大功，也和同志们互怼过，但其实没什么坏心思，都是对革命和战争的不同见解而已。
即便偶尔犯错误，也能迅速改正，无非是“实事求是”罢了。
仅凭“实事求是”四个字，刘伯承也是真·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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