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也叫“教材”，也叫“教科书”，它的作用不仅在于教人识文段字，还在于培育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也就是说能够起到培育什么人的作用，所谓教书育人。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教育观，不同的教育趋向，会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课本，来教化人们的思想。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儒学”为其统治思想，经书便成为那个时候的教材，传统教育就是读经书。毛主席经常说他小时候读书的情况，他曾跟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他还曾跟日本社会党人士说“我读过十三年书，有六年读的是孔夫子，有七年是读资本主义。……我相信过唯心主义，相信过孔夫子，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
毛主席的“旧学”经历，是封建社会教育的普遍形态，背叛“旧学”走上“新学”、走上革命道路的毛主席对于课本的作用不仅有着深切的体会，而且一直非常重视课本的作用，在实践和推动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视课本的使用。
毛主席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批评一些与社会主义不相符合的文化现象时说：
“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教科书的内容是多么关心和重视。
早在毛主席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样的时候，学校学友会开办夜学，由毛主席主持，职员轮流记载夜学日志。毛主席讲授的是历史课，根据他记载的日志看，讲义是“由教授其课之两人商酌共编”的，毛主席编纂的讲义是什么样子无从查考，但从他写的日志中可见其对讲义的要求：
“常识为与以普通之知识及精神之安慰。如历史，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彼等从前从传说及演剧，亦得有许多零碎之事迹，惟无系统的观念及爱国心耳。）”
1927年3月，毛主席历经三十二天的考察，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运动对文化的推动方面，他写道：
“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
在后来的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工作，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着课本缺乏的矛盾，没有适合共产革命的课本。毛主席亲自动手编写课本，1939年12月，毛主席与延安的其他几个同志合作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只写了两章，《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课本系统地讲解了中国历史的演变，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发生，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课本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历史任务，并指出了到之之法：
“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毛主席编写的历史课本，遵循了他一贯坚持的培养“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的理念，读之不仅长知识，而且促人觉醒，促人奋进，用这样的课本育人，其效果可想而知，不培养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才怪呢。
1939年6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中，针对投降问题的严峻局面，指出要加紧党内教育，要实现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着重是阶级教育，同时不能忽视统一战线教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指出：
“要编制中级课本， 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1941年7月18日，毛主席给刘少奇复信，分析了国际国内战争形势，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当前不宜提战略反攻口号，宜采取长期斗争方针，他在信中还提及文化课本问题，他说：
“你前电所提以《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两书作老干部文化课本，似不适宜，因太深读不懂。还宜重新编课本，中宣部在着手。”
在毛主席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中宣部组织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中央研究院等部门编写的《文化课本》出版了，毛主席怀着喜悦的心情为课本提写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只有掌握丰富的社会常识、自然常识，才能做好工作，学好理论，他说：
“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 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这个《文化课本》被广泛使用于广大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一版再版，从现在人们收藏的版本看，品相无不损折厉害，是经过了无数翻阅的结果，反映了当时使用频度之高。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广泛开展干部教育活动。1943年3月16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进行了专门指示，他说：
“干部教育是第一，过去干部进步很慢，而战士进步很大，陇东马夫中还出了一个木刻家。 过去干部学习没有时间，没有经费和课本。中央对干部教育的决定要切实实行。”
1944年3月22日，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发表讲话，他指出开办学校要从农民的实际出发，“如果一个乡办一个小学，娃娃读书要寄宿，寄宿要交粮食，在家里吃饭六七斗便够了，交学校要一石三斗，学的尽是些九州万国，不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又有变成公家人的危险，这是不妥当的。”对于教什么的问题，他说：
“我们还要编一些书，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学生要学会打算盘， 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这样他家里的人一看，到完小读了几天书回来，什么都行了， 很好。”
“现在的教育，一个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几年之内，边区的群众文化就会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汉、 重庆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只要好好搞，五年到十年就可以搞得很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会有很大的发展，这绝不是空话。”
1950年8月1日，毛主席在《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要求全军学习文化，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对于学校课程，他指出：
“学校课程，应参照普通小学、中学的课程予以精简、重编，保持其科学的系统，减去不必要的课程，增加必要课程的内容。小学以国文、算术为基本课，兼有少量的自然、历史与地理常识课。中学亦须着重国文、数学，但应辅之以自然、物理、化学、历史及地理诸课。此外， 各种学校均须有一定的军事课及政治课。各种基本课程均应采用中央审定的课本。在中央未发审定的课本之前，可选用既有的课本。”
1953年5月1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谈到教材编写问题时，他说：
“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1955年10月14日，毛主席召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对于文化教育问题，他说：
“七年之内扫盲，每人识一千字，主要靠各县来办，全县规划，编课本，各省要部署一下。”
1955年，毛主席为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一系列按语，在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写的按语中提出为了提高合作社整体的文化水平，提高农民对文字和语汇的认识能力，要编写两种课本，他说：
“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 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
195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关于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哲学、政
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课程教材给中央的报告》，提出高中级党校和高等学校中的中共党史、哲学、党的建设、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还没有比较适用的正式教材，需做全面的规划和及早准备，以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推动几门学科的研究工作。
1957年3月7日，毛主席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研究教学计划、教科书等问题，他说：
“教育部应当编写一些课文，专门论述艰苦奋斗的，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讲。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发展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董纯才可少做点行政工作，多抽出点时间编教科书，还可请张际春、胡乔木协助，共同编好教科书。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为什么县委书记一年内不能找中小学校长谈一两次话，开一两次会呢?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农业课本要由省里编，地理可以编地方地理，文学也要有乡土文学，历史可以有各省自己的史料。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语文课可选《水浒》、《三国演义》、唐宋八大家的作品。现在在作文太少，至少每星期作一次，如果有困难少一点也可以。”
1957年3月17日，毛主席致信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要求：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
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1964年8月29日，毛主席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谈到教育问题，他说：
“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
1964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第七十九期《群众反映》摘登了中央音乐学院一名学生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来信，信中说：学校的办学方针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洋的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伟大的工农兵?这些，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指示。毛主席审阅后作出了批示：
“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召集人员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问题，对当前的教育工作，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寂、麦、泰、覆，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1966年6月12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他说：
“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
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
1969年6月30日，毛主席听取江西省委、省军区负责人工作汇报，谈到教育问题，他说：
“教育革命要有人管。教育革命主要是解决领导问题，解决课本问题。小学、中学、大学都要有个课本，要有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珠算、物理、化学，不能老讲‘老三篇’。”
课本是文化领域、思想领域、教育领域最重要的环节，毛主席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对于课本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自己动手编写课本，到组织力量编写教材，到对教材的改革，足见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他领导下的教改，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育了大量的由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新道德、新风俗、新习惯武装起来的新人，正是这样的新人，推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从胜利走上胜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实现了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界的远大目标。
因为课本在社会价值构建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必然会成为不同思潮争夺或染指的领域，通过对课本内容的修改达到改造人们思想的目的，从毛主席对课本的重视以及对教育改革的关注中，不难看到课本这一思想载体的重要性，在当今新的复杂形势下，仍然不可掉以轻心，近年来围绕着课本中像《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一些课文的撤换和增减，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反响，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争论，这本质上是新形势下不同思潮的交锋在课本上的反映，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课本这块阵地就丢不得的，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守住。
最近不少媒体传来消息，《谁是最可爱的人》重新回归课本，这条消息叫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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