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旗帜下，革命理想高于天

　　革命理想高于天！——来自《长征组歌》中的一句歌词，堪称毛泽东旗帜的一个鲜明特征。

　　事实上，无论在党内担当什么职务，毛泽东始终大力弘扬理想主义情操，并因此激发了全党、全军、全民族的仁心义志。

　　且看：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明确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愿意吃苦闹革命的留下；吃不了苦的、为混口饭吃及养家糊口的，发路费给你走人。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多次强调，抗大学员要下一个“十分坚决彻底”的决心：“我们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是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提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还有很多诸如“为普天下受苦人求解放”的号召，充满崇高信仰的理想情操。

　　正是因为毛泽东大力弘扬理想主义，激活了各路精英和平凡民众心中蕴藏的大仁大义，无数人心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以不屈的信念投身到改天换地、民族复兴的事业中。

　　尽管这个事业充满艰辛和风险，温饱难以保障，奔波难以停息，且随时可能身陷囹圄甚至牺牲生命，他们义无反顾，并为之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各阶层，惊天动地的人物、事迹、现象层出不穷

　　有的人原本是军政大员或专业精英，可以安享荣华富贵，却在红色事业艰难起步之时带着全部的家当投入，如贺龙、叶挺、傅连暲，等等。

　　有的是富家子弟，本可以借助长辈的资源、轻松潇洒地当成功人士、过富足的小日子，如井冈山时期的张子清、肖国华、蔡会文，还有国民党要员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等等。

　　有的本是青年才俊，可以选择正规的“党国”仕途，轻松自在地混日子；或已在官场打拼多年、拥有了令人羡慕的身份地位，却冒着杀头的风险当共产党的地下党，为红色事业全力奋斗。如多次挽救党中央的熊向晖、在台湾牺牲的吴石将军、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等等。

　　有的原本是蒋介石欣赏且看重的干才，有资历、有能力、有机会，只要跟着蒋介石就有高官厚禄，却离开蒋介石选择共产党，走上艰辛且危险的道路。如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命的黄埔一期生陈赓。

　　陈赓

　　许多被捕的共产党人，只要简单退缩一下即可活下来，却在严刑逼供面前坚忍不拔、在高官厚禄面前毫不动摇，义无反顾地走上刑场，如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还有瞿秋白、方志敏、刘胡兰、江竹筠，刑场上办婚礼的周文雍、陈铁军，等等。

　　再看，“两弹一星”工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专家们，大多数是新中国建国伊始抛弃在欧美的安详富足生活和设备先进的事业平台，投身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从事艰难困苦且隐姓埋名的工作。

　　如钱学森、钱三强、王大珩、郭永怀、程开甲、华罗庚、曾昭抡、朱光亚、孙本旺、唐敖庆、黄昆，等等。

　　事实上，23位被共和国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专家中，有21位有过欧美留学的经历。而且，他们中的20位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还有，“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曾经风行大地的口号，与“人往高处走”的世俗风尚完全相反，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真实且普遍地存在。

　　在那个时代，不仅有常态化的上山下乡，而且每当城市机构组织人员支援农村、支援边疆的时候，单位领导从不用担心人员不够，为难的是报名的人太多不好选择。

　　这一切，都是理想主义情操的体现。

　　基于崇高信仰的理想主义，价值就是这么巨大。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言，“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这就是毛泽东！一以贯之地弘扬崇高使命至上的理想主义，引领军民激活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仁心义志、突破了低等动物型的人性劣根，引领上上下下形成了义薄云天的崇高信念，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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