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在湖南农民运动时期,针对中国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毛泽东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讲农民一听就懂的话。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在阐述群众路线时,讲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些针对工农特点的极其鲜明而朴实的语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也有效地传播了革命思想。
毛泽东特别善于学习和运用当地的语言,注重把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充分发动群众,因而很容易被劳苦大众认可。1928年,毛泽东率红军攻占遂川后,为宣传党的主张,逐字逐句修改陈正人起草的《施政大纲》,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当年,正是这种带烟火气的大白话,把革命的道理和思想播撒四方。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形象地说明充分的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破解矛盾的必由之路。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充分运用历史典故、寓言和神话来阐述革命理论、宣传革命思想。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拿“曹刿论战”的故事说明怎样以弱胜强;《将革命进行到底》利用古希腊“农夫和蛇”的寓言表达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的决心;《矛盾论》中用《山海经》的“夸父追日”、《淮南子》的“羿射九日”、《西游记》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鬼狐变人的故事,说明“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而“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奥道理。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列宁也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毛泽东善用群众语言宣传革命思想的做法启示我们,无论深奥的政治理论还是深远的革命主张,都要适应群众的认知水平和语言习惯,在理论通俗化、语言群众化、形式多样化、载体时代化上下功夫,用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接地气的形式和生动鲜活的语言宣讲、阐释深刻的道理,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走进群众的心坎里,进而产生强大的感染力、穿透力和引导力。
二
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认为,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毛泽东搞教育作讲演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而且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欢迎。
毛泽东在给斯诺讲到自己的家庭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毛泽东在一次讲话时,把日本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了中国,正面和它直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必死无疑!听课学员在会心的笑声中明晰了党的革命策略,增强了战胜日寇的坚定信心。
《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用“大白话讲大道理”的经典之作。他用形象生动又一针见血、诙谐幽默又以小见大的话语风格,列举了“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并在引言中说道:“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可谓入木三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讲到文化的重要性时说:共产党要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如此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话语,令人印象深刻。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苏联访问,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苏学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讲话中,毛泽东纵论天下,旁征博引,提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亲切和蔼、风趣幽默的讲话让大厅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语言传递情感和理想,也凝聚人心和共识。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不妨学习毛泽东用风趣幽默的群众语言去赢得群众、凝聚共识,多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事实,将官话套话转化为大白话,多讲富有时代气息的话,多讲与群众心贴心、接地气的话,使革命真理、政治理论大众化,让百姓真诚信服、群众广泛认同,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效果。
三
毛泽东的群众语言并非空洞无物、博人一笑的玩笑话,在不同的时期,常常是充满斗争气息、积蓄革命意志的战斗号角。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将革命进行到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等,虽言简意赅、通俗直白,但却字字千钧、充满力量。
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退至湖南浏阳文家市集中。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并作了一番动员: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毛泽东通过小石头与大水缸的关系,阐明要保存实力,不与敌人硬拼,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山区去积蓄力量。这番动员,揭示了革命的艰巨性和最终必胜的信念,既稳定了军心也鼓舞了士气。
针对部队中存在单纯军事思想,只想打城市,不愿待在偏远农村地区,也不愿意进行艰苦的根据地建设,毛泽东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如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他把根据地比喻为可以休息的地方,提高了官兵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数十年后,当年的老红军对这段话仍记忆犹新。
井冈山曾有一个“山大王”名叫朱聋子,他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借用他的话对战士们说:我们要改变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强敌来了,先领它兜个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这也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思想,创造了革命战争史的巨大奇迹。
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毛泽东曾说:“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义正词严又提振士气,极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哲人有言: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和最有征服力的武器是语言。而蕴含真理和追求、潜藏理想和信仰的“大白话”更具磅礴的伟力。借鉴群众语言,创造特殊风格的话语,使之言之有物、言之走心,语言就获得了强大的表达力和无尽的魅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并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则必然焕发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的无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