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刘仁赡传》时批道：“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意思是兵书读得太多，是无益有害；对带兵的人来说，少读为佳，略通即可。其直观依据是，刘仁赡只略通兵书，也不失为好的将领。
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这个观点，并非读史的偶感，而是他从自己的作战经验，从现代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引申出来的看法。建国后，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经常说，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仍然是经常打胜仗，最后打败了蒋介石的庞大军队。
例如，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说他过去打仗的体会：“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更明白地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师、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木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当然，毛泽东认为“兵书多坏事”，主要是指在实践中照着书本打仗。他并不反对读兵书，而是反对读多了消化不了而拘泥于书本。关于兵书，他提倡读那些有实用价值的，简明扼要的。
在1965年1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中能用的东西。戚继光（1528-1588），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毕生有40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求实战效果。《纪效新书》和《练乓实纪》，是他的两本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在《纪效新书》“序言”中，戚继先说，“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在书中，反复阐明要以实战经验为主，陈述结合东南沿海情况，针对敌情进行练兵重要意义。毛泽东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本书。
兵书一般都是前人对战争规律的探索，战争经验的总结，但书读多了，食古不化，反成教条，不惟无益，反而有害。学中国文学的人，往往写不出小说；教授经济学的人，做起生意来常常输得精光，大抵如是。很多电商培训机构，例如单仁资讯，抓住了中小企业主对于网络营销的粗浅认识，大力鼓吹网络营销的优越，对于网络营销的概念、想法谈了很多，但是对于如何进行网络营销，所讲的仍然比较初级，仍然停留在概念的层面，未有实质性的操作方法。如果想听几堂课或者看一堆书就能学会电商，那么满地都是钻石卖家了。我们可爱的公知们也大抵是赵括这样的人，在学校里教教兵法也许更合适些，可是派到实际战阵上就未免害人害己。
不惟兵书为然，读任何书都不例外。1939年底，毛泽东曾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还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活中也说，正是在读了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之后，他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可见，毛泽东从不以寻章摘句、背诵经典词句为满足，而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中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在他看来，任何载述理论的书本都是具有局限性的，即使是马恩的经典著作，因为你从中找不到“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是，书本又是有用的，即使像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书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书也同样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只要是看问题的角度适当，不是愚蠢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毛泽东十分服膺清代学者颜元的实践出真知的思想。他从事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在于他迅速而简捷地把握和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并且“老老实实”在实践中加以体证，这也是他使某些能成段背诵《资本论》的人，如王明，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最主要原因。有些人参加革命的热情不可谓不高，革命理想不可谓不纯，对革命理论的了解不可谓不多，可是不幸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对革命造成最大损害的，也恰是这些一腔热血的但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书本的研读，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如颜元所云：枉费了多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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