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主席断言在20世纪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不适合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主席说：中国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革命，不是法国式或是英国式的那种向资本主义迈进的旧式的民主革命，而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新式的民主革命。首先，帝国主义势力是不会允许中国发生任何以独立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每一次只要中国人起来挑战传统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就会单独地或者是联合起来利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反应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老师总是不允许学生去学习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旧的势力---整个地主阶级、经济上和政府中的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因此，帝国主义才会利用它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力量来支持，鼓舞，培养和保护这些封建势力的幸存者。
而且，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因为主席说：“社会主义不允许我们选择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首先是苏联，其次是工人阶级以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相联合，赢得他们的支持，那么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成功，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和本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援助。现代时期，这个由主席定义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无疑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时代，而也无疑是社会主义走向繁荣的时代，这种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将会使中国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而是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
最后，中国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和摇摆不定的。 因为如果不把工人和农民完全动员起来的话，是不可能彻底地摧毁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其买办阶级走狗的。但是动员工人阶级就意味着必须在对工人的管理上有很多的限制，同时也要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动员农民意味着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要完成就必须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自然包括土地所有权)，但是中国的地主阶级又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土地所有权的没收威胁到了所有的私有制，这使资本家摇摆不定，因为他们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获得解放。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敌人的领导阶级的。因此，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就自然的转移到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所有被压迫人民代表的中国的共产党的身上。 中国的工人阶级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人数更多，同时也更加有经验。
但是，主席并不要求完全“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按照主席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可以允许一定范围的个体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存在。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主席就曾提出，应该容许某些领域有个体经济存在。
一九五六年三月，他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主席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容许一定的私营经济、甚至外资经济的存在。
一九五六年，他在接见工商界代表时指出：要使地下工厂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作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扣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物资还不足。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人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七日，主席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汇报时指出：“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习技术。”
主席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他分析了私营经济存在的几个条件：（1）社会有需要；（2）生产有原料；（3）国家有困难；（4）内外有资金。只要有这些经济条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即使政策不允许，它也会利用种种不合法的办法在“地下”产生。
其次，他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正如他指出的，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只搞了两年，结束得早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根本不容许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这可能也是到五十年代，苏联的消费资料仍然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
再次，关键是要打破社会主义社会不容许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观念。正如他反复强调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面，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有益；究竟它站得住脚还是站不住脚，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当然，最重要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原来都非常落后的国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而发展又极不平衡。容许本国的、华侨的、甚至外国的资本主义的某种存在，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益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阶段，在八十年代以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有相对的独立性；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很不巩固；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尽管当时在政策上不允许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合法存在，可是，它总是非法的、“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
“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这是有条件、有限制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首要的任务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要地位、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有制经济有适当的发展。允许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其最终目的是利用它们，以便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不仅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资本主义残余的存在，由于允许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这就有了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条件。
主席说，如果允许无限制地发展私有制经济，那么新的资产阶级就会迅猛形成和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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