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批判电影《武训传》？

原编者按：批判《武训传》根本不是什么要“围着武训的死魂灵穷追猛打”，也不是“小题大做”，“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更不是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批判运动”，而是影片本身提出了“原则性”的思想政治问题，需要对用革命词句所表达的不正确的史观进行澄清与纠正。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改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推动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在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来，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翻案的文章：一是1980年张经济在《齐鲁学刊》第4期发表《希望给武训平反》一文，该文被许多报刊转载，从而引发了对《武训传》事件的关注热潮，彼此观点对立的文章同时见诸报纸杂志。二是2006年《炎黄春秋》发表两篇文章，指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个大冤案。[1]三是因2012年3月图书音像网站上悄然售卖“未删节”的“供研究使用”的《武训传》DVD，使《武训传》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并引起一些人的浮想联翩，提出“领导人何以非要以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武器狠批、猛批《武训传》，并欲置上海那批‘党内秀才’或‘同路人’于死地呢？”的质疑。[2]归纳起来，上述内容包含以下三个问题：武训和《武训传》应不应该被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应不应该树立，毛泽东的批判是不是“欲置上海那批‘党内秀才’或‘同路人’于死地”？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探寻历史的真实，分析毛泽东当年发动批判的缘由及批判的意义。

一、毛泽东提出批判《武训传》是因为它的历史观存在错误

　　电影《武训传》写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历史上的武训（1838—1896），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今属山东冠县）的一个乞丐。他乞讨筹款兴办义学，兴办了柳林的“崇贤义塾”、杨各庄的“育英堂”、临清的“御史巷”三处义学。武训行乞兴学的事在清末就开始产生影响。当时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宣付国史馆立传；各级官府、各界名流开始采用种种办法，彰扬其“孝义、节行、克己好义”的道德楷模精神。梁启超亲自为武训立传。[3]国民党时期，蒋介石、汪精卫等军政界要人，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等文教界人士，争相表彰。

　　《武训传》原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苦操奇行、“行乞兴学”奋斗精神的正剧，在1948年11月初影片拍摄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停拍，1949年，私营制片厂昆仑公司买下《武训传》的摄制权。当昆仑公司决定重拍该片时，孙瑜本人也没有多大把握，当时，“脑海里总飘浮着一个很大的问号——武训其人其事怎么样？在北京的全国文代大会上看过了那么多热火朝天、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艺节目，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儿呢。”[4]1949年7月26日，孙瑜在文代会期间的一个晚宴上向周恩来谈到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时，周在短暂时间里谈了自己的看法：“（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5]周恩来的寥寥数语使孙瑜对所谓“义学”的事，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发生了疑问，据此对剧本的主题思想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读书识字终身艰苦兴学但“劳而无功”。[6]

　　在《武训传》修改后重拍前夕的1950年1月4日晚，昆仑公司编导会请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上海军管会文艺界的领导讨论电影脚本。在讨论会上，夏衍即表示：“武训不足为训。”[7]当时上海电影厂厂长于伶也认为，要拍农村教育片，不如歌颂老解放区模范教师陶端予。上海电影管理处的陆万美看了剧本以后，提出“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8]这说明在重拍前关于这个题材大家是有疑问的。

　　编导会成员又到北京，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因工作忙，没有时间看剧本，只给他们提了两个建议：一、要他们到武训家乡去实地调查，究竟人民群众对武训是怎么看的；二、要他们把电影剧本和人民群众中流行的关于武训的传说有摄制价值的，对照一下，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具体问题让他们去找有关同志商量。

　　最后修订的电影《武训传》剧情如下：武训五岁丧父，随母亲行乞度日。七岁时求私塾教师收留读书，遭富家子弟驱赶。十七岁在张举人家做长工，结识车夫周大和婢女小桃。武训听说小桃因不识字被卖到张家，武训也因不识字，不仅未领到工钱，反遭管家赵熊毒打。周大见武训被欺，义愤不平，痛殴赵熊后，被打入囚牢。小桃不甘于再被卖身，饮恨自尽。武训痛感穷人不识字的不幸，决心兴修义学，让穷孩子读书识字，免再受人欺骗。他开始唱歌卖艺、装疯卖傻、积钱修学的屈辱生活。周大越狱后，劝武训投奔农民义军，武训未表同意。10年后，武训积聚的120吊铜钱，被地保侵吞，但他初衷未改，仍一心行乞兴学。20年后，武训购置了一些学田，并积存六千多串铜钱。他去杨进士家门前跪求三日，当地士绅为其精神所动，义学遂告办成。郭知县和张抚台借义学以邀功，奏报朝廷，清廷因此为武训建牌坊，赐黄马褂，武训在盛典中由疑惑而悲愤，他叮嘱孩子们长大后“不要忘记自己是庄稼人”，丢弃了黄马褂，踽踽而去。最后，周大率义军火烧张举人家，纵马疾驰，隐没于黄尘中。片尾女教师说了一番话，特意强调：“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我们要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9]

　　孙瑜在《我编导〈武训传〉的经过》中说：《武训传》摄制组所有的工作同志们希望，“能够反映旧时代的劳苦大众在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下的灾难和反抗。并从这一电影激励今天的广大观众为人民的利益而艰苦奋斗，革命到底的决心和行动”。[10]这反映了解放初期艺术家欢迎新政权，努力追随新时代的真诚，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但是，影片的主题和内容担负不了创作者赋予的使命。影片的主题是兴学救穷人。影片前半部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文化特权残酷地剥削穷人的行为，暴露封建地主张举人等人的阶级压迫，在后半部则是行乞多年后的武训拿着积攒的钱，来到当地的著名士绅杨树坊进士家，跪请杨答应帮他办义学，于是，被感动的杨进士召集三四十位士绅商量如何共襄义举，进行阶级合作。编导努力把依附封建宗法社会的武训塑造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人物，并在戏的主线外添加的车夫周大与官府恶霸们英勇斗争这条支线，让“一文一武”正副两条线，互相衬托。用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周大形象来说明武训兴学与农民起义者一样，都是农民革命的典型，为的是穷苦人民的翻身。如此演绎武训与周大，混淆了革命与改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宗旨，把武训兴学如此拔高，脱离了历史的语境，有违客观真实。影片中周大的形象也很苍白，客观上，革命失败的周大成了个人奋斗的武训的反衬。影片中还多次出现武训对主张斗争的周大发出的“杀几个人，行吗？”诸如此类的疑问，用烧杀两字来反映太平天国革命，这违反历史的真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但剧中所刻画的武训为了乞讨办学的费用，耍把戏、被人骑、磕响头、喝脏水、挨打甚至给地主豪绅长跪不起、哀求等，影片演绎的这种自轻自贱受辱的受苦人形象，是消极的，不是人民群众的主流。最后，武训兴学兴的是封建文化，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封建文化自五四运动之后就已经失去生机，片中武训自己也对兴义学产生疑惑，因此，很难担当起创作者赋予的“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当时民主革命尚未完成，阶级斗争尖锐，正在开展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摧毁封建制度；抗美援朝战争激战正酣，面对强大的敌人，需要中国人民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需要发挥先进文化团结、教育和鼓舞人民，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电影歌颂一个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人物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与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改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因此，虽然影片使用了大量的革命词汇，但由于创作者对革命陌生，不了解革命的本质，加上修改的《武训传》是在一个半成品基础上加工的，潜意识流露的仍然是教育救国的改良思想，把改良与革命嫁接，逻辑混乱，混淆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严重歪曲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模糊了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是弄巧成拙。

　　因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涉及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等问题，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这就是“领导人何以非要以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武器”批判《武训传》的原因。毛泽东在社论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武训“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11]他强调，应当“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12]原则性问题。因此，批判《武训传》根本不是什么要“围着武训的死魂灵穷追猛打”[13]，也不是“小题大做”，“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14]更不是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批判运动”，而是影片本身提出了“原则性”的思想政治问题，需要对用革命词句所表达的不正确的史观进行澄清与纠正。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董渭川发表的观影文章，在肯定影片的同时也谈到对生硬嫁接后所产生的混乱及表现手法的质疑。文章指出：“剧中所表现的，于武训的故事之外，有地主恶霸的穷凶极恶，有太平天国失败后遗留下来的‘响马’的烧杀，有地主家的婢女和武训之间若隐若现的爱情，有地痞流氓的饮酒嫖赌，有武训被张举人痛打后躺在床上发烧而产生的劳动人民入地狱受苦难的梦幻，有婢女上吊时墙外两个女人抱着孩子的‘招魂’，有慈禧太后坐殿时的群臣下跪，有不光把武训的故事演义到漫无边际，而且牵涉出这么多的问题来，反倒使重心转移，把表扬武训的意义大打折扣了。”[15]他反问道，电影中所表现的读了义学的儿童们不肯劳动，使武训自己也对“义学”怀疑起来，这种欲表扬之而又否定之的表现方法，观众得到的是什么呢？文章的质疑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电影对武训这个人物的塑造是不成功的。在7月份的检查中，董渭川说明当时是应邀观影并座谈，看这部片子时即“感到极大的不满，因为东拉西扯，有武侠、有神怪、有爱情、有教育、有……铺张成一部《电影大观》了。我感到这是海派作风与赚钱目的的结果。要我表示意见时，我提了三点：一是不必如此铺张，希望剪裁为一卷；二是武训的幻游地府，传播迷信，应该删去；三是既表扬之而又否定之，使观者莫明其妙。”[16]之后被邀请写影评文章，考虑着一开始就批评影片的糟糕，不太合宜，就先把武训的教育价值大事颂扬。

　　二、当时对电影《武训传》的片面评价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对错误思潮加以澄清

　　1950年底和1951年初，《武训传》上映。夏衍回忆说：“上映之后，场场满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做了许多过高的评介，这就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17]

　　电影放映后“好评如潮，口碑载道”，一片赞美颂扬之声。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4月下旬，仅上海、北京、天津三地的《大众报》、《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天津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等报刊即发表肯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40余篇，全国各地有上百篇。上海的《大众电影》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最佳影片之一。

　　影评文章大部分认同电影编导对武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赞扬，调门更高。有人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切实地做到了鲁迅先生的名言：‘俯首甘为孺子牛’。”[18]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19]“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20]他“能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的实际情况里，了解了封建社会的封建的家族和亲友关系的必有的坏的发展和无限的阴谋。”“他是惯于韧性战的一个智慧的义学组织者。”[21]“他的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还有文章把武训与周大进行了比较，说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周大则干起“响马”“起来进行反抗恶势力”，武训和周大的思想和行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中华民族的革命性的论述。[22]

　　大家还歌颂《武训传》是“具有相当高度思想性”[23]，“富有历史意义的教育片”[24]，“是强有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写照。”“它会告诉你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25]“可以看到阶级友爱的伟大，到处洋溢着这种爱、这种意识。”[26]“为武训先生那种坚强不屈舍身为穷苦人们服务的精神所深切的感动着、教育着”[27]，因此，人们纷纷表示要“学习武训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28]育才学校的一位老师说：“看完这张片子之后我哭了。我哭。不是伤心，而是觉得只有在穷人里面才能产生出武训这样的人。”[29]这些连篇累牍的肯定和赞扬文章，同样充斥着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观点。

　　1951年3月25日，《进步日报》发表了晴籍所写的《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提出异议：“这样一个软弱的人物跟今天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是多么不相衬？他能在我们要培养的新英雄气概上起点什么作用呢？”文章最后指出，“这个人物不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好传统”。“我们不应该无批判地称赞《武训传》，更不能无条件地学习他。”但4月4日，就有3篇文章[30]对该文进行批驳。其中一篇文章辩护说，武训“只是想在封建统治下，划出一个特殊的地区，来培养革命的干部。”[31]

　　年初与电影放映的同时，还出版了几本书。有孙瑜著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上海新亚书店出版），李士钊编、孙之隽绘的《武训画传》（上海万叶书店出版），柏水编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上海通联书店出版），金陵大学影音部编绘、杨宝楠画的连环画《武训》（上海大众美术出版社）等，同样对武训和“武训精神”极为推崇。有的认为，“实际上武训先生是一个最典型最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先生的反地主、反恶霸、反封建制度、反缠足、反迷信等进步思想，他那种坚韧的斗争意志，虽然表现在不同的行动里，但他终身不渝的尽力于‘义学’这一件大事业，对于人类历史和劳动人民的影响则是永垂不朽的。”[32]“武训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33]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对一个思想混乱、倾向错误的影片“好评如潮”，甚至许多“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也称赞武训的精神，这是毛泽东决定要开展批判的关键。虽然如夏衍所说，许多过高的评介，有与电影有深厚渊源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的贡献，“好评如潮”也有导演孙瑜和演员赵丹是著名影视人的影响力，但也说明这样的观念很有社会基础，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集中流露，反映了这个群体的认知水平。林默涵回忆：“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34]这与夏衍的回忆一致。

　　毛泽东亲自动笔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态度更鲜明；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加强导向作用。社论提出“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35]，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同时，对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新民报》、《北京文艺》、《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大公报》、《大众电影》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的赞扬《武训传》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

三、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针对党内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教育

　　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毛泽东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因此，他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首先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这是有针对性的。《武训传》剧本是在中央文教委员会审定的，贷款也是由文教会决定。剧本送中宣部，也没有发现问题。样片请华东局宣传部和市委共同审查。郭沫若在《武训画传》的序言中说：“在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虽然指出了局限性，但主要还是肯定的。1951年2月，孙瑜带着拷贝到北京请周恩来等领导审看。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胡乔木、朱德、茅盾、袁牧之等百余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放映后没有提什么意见。周恩来等只是就某一细节问题提出修改意见。[36]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戴白韬还在《文汇报》发表了歌颂武训的文章。[37]因此，首先要对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3月24日，周恩来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领导的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38]

　　3月下旬，开始批评《武训传》的立场与观点的错误。周扬“在三月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对这电影作了批评”。[39]4月20日，周扬在政务院第81次政务会议上作题为《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的报告，再次点名批评《武训传》，说：“昆仑公司的《武训传》就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错误的影片。”[40]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连续发表三篇批评文章。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指出，武训的兴义学的这个举动，绝不是什么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也不是什么有着太平军一样的“革命的意义”，武训刚好和这些虚伪的赞美相反：是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因为《武训传》在教育界影响很大，江华发表《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文章指出：从一些对于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分析中，有很多极端缺乏阶级观点的说法；从一些对武训苦行兴学事迹的探讨中，有很多完全违反唯物史观的论调，特别是从对于中国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上，更有很多糊涂的观念。和武训一生事迹紧紧地联系着的，对于教育事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看法，也值得分清是非，消除各种各样混乱的观点。建议教育界普遍地进行对于武训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研究，使教育工作者从思想上、理论上，大大提高一步。当时的团中央副书记许立群觉得陶行知和影片《武训传》把武训捧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他就写文章投了稿。[41]认为“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42]但整体看来，批评文章的不够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杨耳、贾霁和江华的文章，以及《文艺报》发表的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和鲁迅的《难答的问题》等文章。正如配发的编者按所说，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这说明对《武训传》问题的实质认识不够，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一篇5月27日的检讨文章中说“三月底，四月初，渐渐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认为不过是‘标新立异’罢了，没有加以足够注意。”[43]因此，毛泽东要发动大讨论、大批判引起人们足够重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

　　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目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结论。“通过这一场原则性的讨论，使每个共产党员懂得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的原则区别，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区别。”[44]具体布置是，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

　　5月20日《人民日报》的评论还预期：这一场思想讨论将会极大地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水准，丰富我们党的学习生活。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性，使我们了解一个共产党员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应当表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错误是应当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还是应当采取革命的斗争态度。[45]毛泽东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抓住电影《武训传》存在的思想问题，通过讨论和批评，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首先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

　　胡绳对毛泽东的思想作阐述，指出，“不应该抽象地看‘普及文化教育’。”“人民的‘文化翻身’，必然追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而来，决不能是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变革的前提。在革命斗争时期普及反动的文化教育，其意义就是阻止群众的觉悟，抵抗革命斗争，所以是反动的，是向反动阶级投降。”[46]6月1日，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仅仅10天后，郭沫若写出《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刊登在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表示自己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

　　徐特立、马叙伦等文教系统的负责人也作检查。马叙伦认为自己“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并且还在领导全国的教育工作，却还来盲目地表扬武训，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47]

　　夏衍回国一个多月后，在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做出诚恳的检查。他说：“上海是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宣传侵蚀的地方，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长期发生重大影响的地方。同时，从长期反动统治下面刚刚获得了解放的上海进步文艺工作者，又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武器，在他们的认识上与实践上，和工农兵群众还有着很大的距离。”《武训传》的教训中，暴露了上海革命文艺界和自己工作中思想工作薄弱、自由主义庸俗习气浓厚、事务主义的作风，《武训传》的教训充分说明了：“今天中国的文化艺术阵线固然是统一战线的（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各种不同思想和倾向），但是，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唯一的领导的力量。”

四、对《武训传》的批判重在提高思想认识

　　那么，对《武训传》的批判是不是耸人听闻的“欲置上海那批‘党内秀才’或‘同路人’于死地”？相反，毛泽东对《武训传》的批判是比较谨慎，对创作者的批评是强调“对事不对人”。他3月初在石家庄调看了影片，尽管对影片的错误不满意，但没有立刻禁止影片放映。3月24日的会议，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这说明对当事人的尊重。

　　从5月20日到8月底，全国主流媒体，如《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大公报》、《文汇报》、《长江日报》、《东北日报》、《南方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纷纷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并“发表许多文章，根据具体历史材料，对武训和《武训传》进行分析和严正批判。”[48]其中，《人民日报》刊登了70余篇批判文章和各种讨论及座谈会情况报道，刊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文章40余篇。上海《文汇报》共发表批判文章80余篇，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报道20余篇。这就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思想批判高潮。

　　6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杨耳《关于武训和〈武训传〉的几个问题》一文，针对一些人说的评论历史人物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但不能用今天的观点去要求和衡量历史和古人，加写几段文字：“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武训的‘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钱是残酷地括来的。一是强要来的，武训是一个以吃五毒威胁善良人民逼其出钱的恶丐；二是放高利贷（利息三分）；三是依仗官势募捐。这三种钱的来源都是不正当的。”我们说，“武训自己一个人想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49]对创作者再次提出批评。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20多天时间，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调查，调阅县志，查账本，座谈，形成了4.5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对调查记作了审阅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达十五处之多，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

　　关于武训兴办义学，毛泽东指出：在封建制度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50]毛泽东借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武训传》是在上海摄制的，上海的报纸杂志首先发起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歌颂和赞扬，是检讨的重点地区。《大众电影》编委会在《为电影〈武训传〉的检讨并向读者和观众的建议》中，承认作为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帮助观众鉴赏电影的群众性的刊物，为了配合电影《武训传》的发行，发表系列文章盲目地把它当作进步影片宣传，是“丧失了立场”。表示“我们的政治认识和思想水平还是很低，我们应该无保留地将自己对电影《武训传》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暴露出来，对电影《武训传》及有关赞扬《武训传》或武训本人的文章热烈展开群众性的批评和讨论，以漫谈、开座谈会和写文章等种种方式，来进一步澄清电影《武训传》的混乱思想，以便通过这一次的学习，把我们的政治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一大步。”[51]办法是学习、批评和讨论，目的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在对《武训传》的批判中，中共中央始终重在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对有错误的人是团结和爱护的。7月12日，周恩来同刚回国的夏衍通电话说：“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并作出安排：“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孙瑜、赵丹能做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最后还让我方便时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饶漱石和舒同。”“总理又重复了一次对事不对人，要孙、赵等人安心，继续拍片、演戏。”[52]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批判运动进行时，专门约见了上海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夏衍、戴白韬等，强调：“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指文化部电影局5月23日的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决定。”[53]在之前的6月6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下发的通知要求：“讨论应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提高思想改进工作为目的，并需要掌握内紧外宽的原则，切忌单纯的追究责任，急躁从事。”[54]因此，上海在批判《武训传》运动中，批评持“温和”状态，思想认识上犯错误，“你、我、他都有份，大家提高思想认识。”

　　部分文章据此判定运动之所以温和，和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正确处理有关。这是偏颇的观点。毛泽东向来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从周恩来转述关于“《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的说法，以及《大众电影》编委会的建议中看，周恩来、陈毅是在贯彻毛泽东的精神。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夏衍《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发表前夕，周扬打来电话，说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毛主席看了之后说：“检讨了就好”，所以要你“放下包袱”，放手工作。[55]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并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56]

　　在这次时间不长的批判中，没有因思想问题处分人。影片的导演孙瑜5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表示“衷心拥护和尊重”这篇社论，承认“《武训传》犯了绝大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他在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他仍然继续执导影片。女演员王蓓还健在，“但她已经淡忘了自己还拍过这样一部引起过‘轰动’的影片，淡忘了在影片里扮演的那个楚楚可怜的小桃。”[57]武训的后代武金兴，在1950年代一直是县劳模，没有被牵连。这些都说明当年是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所谓“欲置人于死地”，是信口雌黄。

五、批判《武训传》的意义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许多人认同发动该批判事件有着深刻的原因，事件本身有重大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58]。新中国成立前后，“改良主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新解放区接收的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改良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是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诸如“缺乏教育”、“工业落后”、“乡村失调”、“腐败”、“科学不发达”、“卫生落后”等具体原因，认为只要一个接一个地研究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就能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些思想主张，没有触及人民遭受苦难的制度根源，回避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它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求得“根本解决”的政治主张是有本质区别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评，“这是一场涉及文艺、历史、理论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深层内涵，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一次较量。”[59]因为这不仅仅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武训的问题，而引申到围绕着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农民斗争、人民解放等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和思想教育活动，诸如造成劳动人民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由于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地位，还是由于没文化？劳动人民怎样才能获得翻身解放，是搞改良主义还是进行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对这些有关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出路的根本问题，澄清了立场与观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次重要的宣传。通过这场讨论和批判，使人们基本上对武训和《武训传》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对革命与改良、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等一些马克思主义常识问题有了基本了解。

二是对文艺工作者进行引导，帮助他们转变立场和感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承担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工作的主体，大多是中国共产党从原国统区接收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爱国、进步。但是，一方面，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思想源远流长；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以来，英、美等国家以教会为工具，在中国举办文化教育事业，西方长期以来“孜孜不倦”的文化渗透，加上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具有留学背景，许多知识分子存在着严重的地主买办阶级思想、改良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汇聚各种文化人才和文化资源，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领域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文化也必须进行改造，知识分子需要改变旧中国文化中的旧思想及方法。毛泽东的思路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60]。从上述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看，无论是《武训传》的创作者还是评论者，主观上都在努力去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试图通过《武训传》来表现对新政权的积极欢迎态度，只是他们内在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不可能很快完成改变。所以，毛泽东批判《武训传》固然因为电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很大，但并非针对一部影片，而是以这个具体而典型的案例推动思想讨论，在和风细雨触动不大的情况下，旨在通过批判下一剂猛药。因为“在新旧文化的变革过程中，有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具体的思想焦点作为改造对象，自然要比一般地提出问题，宽泛地说有这种倾向，有那种倾向应当改变，更为引人注意，更容易深入”。[61]所以，毛泽东采取了“鲜明、尖锐、毫无吞吞吐吐”的批判方式，以唤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由电影《武训传》这个具体事件引发产生的批判，基本触及和清算了封建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教育观和历史观，为知识分子转变立场、观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打下了一定基础。研究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批判，不仅解决了对于《武训传》本身的认识问题，而且涉及并明确了教育、历史、哲学领域内与此有关的某些问题。”因此，“这场批判，从思想政治教育上看，是一次成功的战役。”[62]

　　当然，知识分子立场观点的转变，不是开展一次批判或者读几篇文章就能够完成的，要一步一步来，但还是有效果的。董渭川在检查中也说：“在解放之前，我已懂得了不应该孤立起来看教育，也懂得了‘教育救国论’和‘教育万能论’的不能成立，并且在解放后，也明白了文盲是由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造成的，但是在写这篇东西时，竟然丝毫没意识到这些。我不承认是被武训的什么所迷惑，完全是我自己的糊涂。”参观团在6月到大连、旅顺、沈阳等地的参观的一个月中，看见旅大地区在解放之后普及教育，不仅七岁以上的儿童都入了学，成年文盲扫盲，40多位家庭妇女晚上上课学习的情况，从中“体会到歌颂武训之荒谬了！”[63]作家冰心谈到自己的认识，说感到“过去的创作，范围是狭仄的，眼光是浅短的。也更没有面向着人民大众。原因是我的立场错了，观点错了，对象的选择也错了”[64]

　　文化改造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共产党在探索方法。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图为周恩来报告提纲的手稿

　三是有助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指导地位的确立，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或必然延伸。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5]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新的文化评价标准，以树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只有对“担负起教育别人的角色”的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的知识分子进行价值观、世界观的更新和改造，才能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无产阶级的话语权。通过批判对旧思想进行讨论与清算，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破旧立新，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经阶段。对《武训传》的批判思想斗争的第一课，正是在毛泽东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分析社会的方法论，在文化领域得到迅速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念，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新的文化范式初步奠定。

　　当然，这次批判有缺点。本来是解决思想问题，但由党中央机关报的社论发端，领导人出面，并对40多名赞扬过武训的和《武训传》的人点名批评，这种集中火力的批判运动，容易形成一种政治压力。许多知识分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虔诚的、自觉的，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是为了应付“过关”，有的人在检讨中则说了一些过头的和违心的话，缺少深入的理论反思。8月8日，周扬对整个批判运动作总结，将此片定性为“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上纲过高。孙瑜后来回忆说：“对于有缺点错误的电影进行批评，对于错误严重的电影进行批判，本身是十分必要的。”“批判我编导《武训传》这个电影片子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宣传唯心主义，甚至说是‘向新中国进攻’，确实使人觉得有些太厉害了！”[66]当事人是有委屈的。的确，批判《武训传》“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67]胡乔木1985年的讲话中明确地说：“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68]并没有彻底否定批判运动的本身。毋庸讳言，当时紧张的政治空气，使广大电影创作人员的思想一时无所适从，而滋长了一种“只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情绪，影响了艺术的多样化。但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60余年过去，如何看待新中国建立文化话语权、进行文化思想改造的努力，是值得史家研究总结的，尺寸长短任人评说。但如本文开头所述，一些文章一味地突出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受难史”，不遗余力控诉这件事，这种主观的情绪发泄，是不是也是一个立场、感情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经历文化思想转型的知识分子都会面临巨大压力，有的能顺利完成转型，有的困难很大，这都是正常的。事实一面是，个别当事人为当年的“当众检讨”，在大会主席台上“流出了忏悔的泪水”[69]而后悔；事实的另一面是，许多当事人愉快地顺应了时代潮流。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士真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70]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是毛泽东所希望的。

　文化改造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共产党在探索方法。9月29日，周恩来到北大，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明确要求知识分子通过改造逐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并指出：“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71]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进行正面引导。

作者：欧阳雪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察网”，2020-10-08

注释：

　　[1]袁鹰：《〈武训传〉讨论——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齐翔延：《对〈武训传〉讨论一文的一点补充》，《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

　　[2]邹霆：《由影片〈武训传〉解禁联想起的》，《经济观察报》2012年4月16日。

　　[3]张明：《武训研究资料大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4]孙瑜：《我编导武训传的经过》，《纵横》1997年第11期。

　　[5]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文汇报》1986年12月23日。

　　[6]孙瑜：《我编导武训传的经过》，《纵横》1997年第11期。

　　[7]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文化电影时报》1994年7月16日。

　　[8]陆万美：《我对电影武训传的初步检讨》，《文汇报》1951年8月31日。

　　[9]摘自《武训传》剧本。

　　[10]孙瑜：《我编导武训传的经过》，《纵横》1997年第11期。

　　[11]《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12]同上。

　　[13]散木：《且说累人而无益的“避讳学”——兼说批判〈武训传〉和“批林批孔”中的若干事》，《博览群书》2002年第11期。

　　[14]忠民（张劲夫）：《〈武训传〉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文汇报》1993年12月4日。

　　[15]董渭川：《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光明日报》1951年2月28日。

　　[16]董渭川：《错误在于我的“教育”观点》，《人民日报》1951年7月7日。

　　[17]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2期。

　　[18]夏文华：《武训的愿望实现了》，《进步日报》1951年3月23日。

　　[19]顾慰祖：《看了武训传的一点体会》，《文汇报》1951年1月6日。

　　[20]董渭川：《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光明日报》1951年2月28日。

　　[21]杨雨明、端木蕻良：《论武训传》，《北京文艺》1951年2月1日。

　　[22]赵桓：《由武训和周大这两个人物谈起》，《天津日报》1951年3月19日。

　　[23]阮丁：《推荐武训传》，《进步日报》1951年3月19日；戴白韬：《看了武训传之后的意见》，《文汇报》1951年1月3日；陶宏：《我看武训传》，《光明日报》1951年2月26日。

　　[24]项若愚、魏兆兰：《对武训传的意见》，《新民报》1951年2月27日。

　　[25]马侣贤（育才学校校长）《武训传观后感》，《大众电影》1951年第14期。

　　[26]顾慰祖：《看了武训传的一点体会》，《文汇报》1951年1月6日。

　　[27]谷风：《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看电影“武训传”有感》，《新民报》1951年2月27日。

　　[28]果鸿远：《学习武训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进步日报》1951年3月23日。

　　[29]《武训传观后感》，《大众电影》1951年第14期。

　　[30]发表在1951年4月4日《进步日报》的文章是：王继振的《我对武训的批判》、询的《我对武训的看法》、程庆华的《关于武训传》。

　　[31]王继振：《我对武训的批判》，《进步日报》1951年4月4日。

　　[32]李士钊：《武训画传序言》，上海万叶书店1951年版，第8页。

　　[33]孙之隽：《武训画传画者序》，上海万叶书店1951年版，第11页。

　　[34]林默涵：《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见《林默涵文论集（1952—1966）》，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

　　[35]《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9页。

　　[36]孙瑜：《我编导武训传的经过》，《纵横》1997年第11期。

　　[37]戴白韬：《看了武训传之后的意见》，《文汇报》1951年1月3日。

　　[3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39]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人民日报》1951年8月8日。

　　[40]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人民日报》1951年6月27日。

　　[41]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42]杨耳：《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2期。

　　[43]李长之：《我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中获得教育》，《人民日报》1951年5月27日。

　　[44]《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45]同上。

　　[46]胡绳：《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学习》第4卷第4期。

　　[47]马叙伦：《我过去表扬过武训的自我检讨》，《人民教育》第3卷第3期。

　　[48]《广泛开展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文艺报》第4卷第4期。

　　[4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75页。

　　[50]同上书，第401页。

　　[51]《人民日报》1951年5月26日。

　　[52]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2期。

　　[53]夏衍：《新的跋涉》，《文汇报》1994年4月17日。

　　[54]《关于执行市委的指示——开展对〈武训传〉的讨论的通知》，上档A22—l—26刊02，转引自杨俊《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研究——从历史语境的角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0页。

　　[55]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2期。

　　[5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57]白桦：《孙瑜：修筑大路的人》，《上海采风》2011年第7期。

　　[5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05页。

　　[59]《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页。

　　[6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61]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2]范际燕：《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意义和经验》，见张明主编《武训研究资料大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1页。

　　[63]董渭川：《错误在于我的“教育”观点》，《人民日报》1951年7月7日。

　　[64]冰心：《归来以后》，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66]孙瑜：《关于我如何编导电影〈武训传〉的一些真实情况》，《齐鲁学刊》1986年第1期。

　　[6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68]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党史通讯》1985年第12期。

　　[69]邹霆：《由影片〈武训传〉解禁联想起的》，《经济观察报》2012年4月16日。

　　[70]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7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