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5日，北京隆冬时节，冰雪还没有融化，但军休所活动室里温暖如春。戎马一生的退休老军人聚聚一堂，召开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诗文书画会。这些年过古稀的老同志泼墨挥毫，朗诵诗歌，畅谈感想，赞颂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精神风范，抒发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爱戴、怀念之情。
许老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到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前后，神州大地涌动纪念毛主席的热潮，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缅怀这位中国人民的领袖，世界历史的伟人。
王老、张老、吴老、朱老等老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讲历史，谈经历，说感悟，得出一个共同的答案：毛主席和人民心连心。
大家讲了许多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关爱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事情。
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
毛主席认为，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就要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着手，为老百姓谋取具体的利益。早在1934年1月，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专门讲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进一步说明要注意的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高度重视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业问题，是民生中的一件大事，事关人民幸福、社会稳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十分关心民众的就业问题，在1954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就明确规定：“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在毛主席的关心下，从1950年开始，全国各地就相继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开展失业登记和失业救济工作，通过政府介绍就业、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自谋职业和回乡生产等多种措施解决就业问题。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毛主席多次对群众反映的就业问题作出批示，并督促解决问题。
196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第84期上登载了《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一文。该文说，近年来，上海地区要求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的来信有显著增加。从目前趋势看，来信还在逐步增加。来信的人，以被精减的职工为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再次是其他各类无业人员。精减职工中，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经回乡的老、弱、病、残职工，他们一般小孩比较多，本人劳力不强，农事不熟，工分挣得少，往往入不敷出；另一种是家在上海市区，被精减后断了生计，现在只好“坐吃山空”。一些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或者是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或者是父母双亡，本人无依无靠，他们都要求就业。从来信看，有一部分人情绪极为不满，也有些人要求去香港谋职，或者写信给苏联大使馆，要求接受他们去苏工作或学习，还有些人搞投机倒把等，少数人甚至参加或组织了反动团体。
12月13日，毛主席看了这期《群众反映》后，立即将此件批转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并在首页写下批语：
柯老、丕显同志：
此件请阅。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暂（渐）设法就业。上海共有失业者多少？是否有几十万？请查告。你们对此问题的解决意见如何，请考虑见告。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随后，他又将这期《群众反映》和自己的批语批转给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
刘、邓、彭真同志：
我在《群众反映》第84［期］上写了几句话给上海柯、陈二同志，送上请阅。如以为不妥，请退回修改。如以为可用，请交尚昆加封寄去。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在毛主席的督促下，不仅上海的这些问题得到解决，而且推动了就业政策在全国的落实，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树立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穷棒子社是整个国家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各地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愿望，摆脱了地主的压迫，成为自己的主人。可是，由于各人各家的情况不同，个人身体好能力强的勤劳致富快，反之就跟不上脚步，特别是一些年老体弱，“五保户”再次成为了贫农。一遇到干旱、水灾等大家都无力拯救，渐渐陷入绝境，即便有了土地也没办法耕种，许多户人家都吃不上饭。
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县西铺村就出现这些情况。一个叫王国藩的农民感到，靠个人和一家一户单干，大多数人会返贫，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致富。王国藩决定把村里贫穷的人家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乡亲们称“穷棒子”合作社。成立合作社首先需要基金，但是本来就是贫困户的村民，根本拿不出钱，于是王国藩带领合作社里的十几名青壮年砍柴卖柴，卖了了几百块钱，用来购买合作社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合作社开始了正式运作。
第二年，王国藩创立的合作社实现了大丰收，合作社每一户都分到了接近二百元的现金以及七百多公斤的粮食，真正摆脱了贫困生活。此后合作社渐渐壮大，很多村民都加入其中，“穷棒子”合作社声名远扬，王国藩没有沉浸在褒奖声音之中，他抓住机会大力发展其他作坊，实现全面发展。王国藩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闻名全国，很多人纷纷去参观学习。
毛主席知道后十分感动，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对王国藩合作社专门有论述。按语说：“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全国农村掀起了成立合作社的高潮，亿万农民走上共同致富路。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950年夏季，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河流域又发生了数十年未有的特大洪灾。淮河全流域受灾面积达4687万亩，灾民约1300多万，倒塌房屋89万余间。在安徽主持工作的曾希圣几乎每天都给中央发来四个A的特急电报，报告灾情。其中有一份报告写道：“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
毛主席看了这个电报心情沉重，他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两处，都画了横线。7月20日、8月5日、8月31日和9月21日，毛主席就灾情写了四封批示信给周恩来，请周恩来总理具体部署落实根治淮河的办法。在7月20日的批语中写道：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第二天，周恩来打电话给曾希圣，传达了毛主席批语的内容，请他考虑根治淮河的办法。同时告之，政务院正准备组织水利专家，研究和制定大规模导淮工程的计划，以便尽快实施这项工程。接着，周恩来又召集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和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商讨导淮工程问题。
就在治淮计划紧张部署之际，8月5日，毛主席在另一份汇报淮北灾情的报告里写下批语：
“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根据指示，周恩来迅速再召集有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贯彻和落实问题。到8月中旬，一个治理淮河的计划草案终于形成了。随后，毛泽东将这个计划草案急送与治淮工程有密切关系和淮河泛滥区域里的党组织，征求他们的意见。
8月31日，毛泽东阅读了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的意见的电报。毛主席认为他们的意见提得好，当即在报告上写下批语：
“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与参加下，水利部治淮会议于8月25日至9月12日召开。会议提出，一定高度重视、坚决落实毛主席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会后，中央向安徽、江苏、河南三省传达了治淮决定，要求省委迅速将决定传达到县和农村的党支部。
党中央决定花费大力气治淮的消息在三省干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9月16日，曾希圣在写给华东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安徽省民众特别是皖北地区的灾民，积极拥护中央关于治淮的决定，各项治淮的准备工作，正抓紧进行之中，争取早日勘测，早日开工。”他还提出，为了保证顺利治淮，中央要向安徽、江苏、河南三省治淮工地紧急调运粮食。
曾希圣的报告很快送到毛主席的案边。9月21日，为督促治淮工程早日开工，毛主席写批示给周恩来：“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10月14日，政务院正式颁布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方针、1951年治淮工作方案和相关人力、物力、财力的保障措施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1950年11月底，治理淮河第一期工程正式拉开帷幕。由于缺少大型机械设备，中央和豫皖苏三省前后动员了几百万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
1951年5月，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治淮视察团赴治淮工地视察。行前，毛主席会见了邵力子，叮嘱他在视察中需要了解的情况和问题。而后，他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并吩咐工作人员把这个题词制成四面锦旗，分别送给治淮前线的治淮委员会和三个治淮指挥部。
受毛主席题词的鼓舞，大批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全国各地奔赴治淮前线，投身到这项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上来。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基本完成，国家共投入资金12.4亿元，共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9座，湖泊洼地蓄洪11处等，培修淮河主要地方和运河堤防共4600多公里，极大提高防洪泄洪能力。淮河作为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从1951年编制第一部治淮规划，至今已开展五轮流域综合规划工作，形成较为完善的流域规划体系。如今，淮河流域以不足全国3%的水资源总量，承载大约1/10的人口和耕地，生产1/6的粮食，一半以上的小麦产自这片肥沃的土地，滋养着广大人民。
毛主席还多次视察了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就修水利，治水害作出指示。人民政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依靠人民群众根治了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水患，修建了佛子岭、青铜峡、三门峡、十三陵等86000个大小水库，消除了水患，促进了经济发展。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旧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医疗得不到保障，特别在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病也治不起，只是挺着，小病能挺过去，得了大病，只能等死。毛主席非常关乎人民群众健康，在他的心中始终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卫生事业，重视解决农村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
1953年，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沈钧儒到嘉兴视察，了解到农村吸血虫病的严重情况时，写信向主席反映。毛主席亲复：
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1955年11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并在疫区逐级建立了省、市、县、村各级防治机构，制定了四年奋战，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的规划。
1958年6月30日，当主席得知江西省余姚县消灭了血吸虫时，竟夜不能寐，挥笔写下《七律·送瘟神》二首：
（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词发表后，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推向高潮，促进了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1959年，性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被消灭；鼠疫得到控制；霍乱基本绝迹；60年代初，天花在我国灭绝，比在世界范围内灭绝整整早了十多年；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10万下降到40/10万；同时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都明显下降。
但是，历史遗留医疗问题很多，人民政府很难一朝一夕解决，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从医疗保健制度的覆盖范围上看，农村与城市极不平衡。从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和投入上比较，农村与城市相差甚远，农村相对落后和贫困。
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在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05-506页）
毛主席和医务人员的这番谈话，经过整理就是后来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其主要精神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五亿多农民服务，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改革医学教育，降低入学门槛，缩短学制，培养适合农村需要的医生；简化检查治疗方法，发展中西医结合，提高农村医疗水平和效率；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运动，开展卫生科研工作，重视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的预防和治疗；与群众实践相联系，发挥基层卫生组织和群众自我保健的作用，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和水平。
从毛主席同医务人员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到，他所以不满意，根本原因在于医疗条件的“两极分化”。毛主席是不能容忍少数人享受而多数人受苦的情况在新中国出现的，为此，他批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并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很明显，这些话都是带着情绪的，也可以说，这种医疗条件“两极分化”的情况让毛主席愤怒了。
在毛主席看来，医疗事业应该面向大众，而要面向大众，就不能不优先农村，因为农村人口占了百分之八十五，这就是毛主席始终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六·二六指示”虽然影响了“老爷们”的切身利益，也一定程度上得罪了百分之十五的城市人口，但为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人口，毛主席坦坦荡荡，以至于他不惜说出“不在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这种“狠话”。
1968年9 月 14 日，毛主席细阅读了当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反映上海川沙县王桂珍、黄钰祥赤脚医生扎根农村为农民治病的事迹后，在《人民日报》上批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8年底，毛主席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和后来的一些批示，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产生了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一次重大调整和改革；促进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医学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拓展了卫生科研的领域和方向。一方面促使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另一方面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对农村巡回医疗和合作医疗的有力推动，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在毛主席去世之前，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都建立起了卫生院，让农村广大群众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而这，只是毛主席给民众带来的数不胜数的福祉中的一项。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
毛主席十分重视群众来信，将其视为了解基层情况、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他认为，从群众来信中可以了解百姓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知道党和政府各级机关的工作情况，检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施行效果。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及时了解群众的呼声，解决党和政府各级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做官老爷的问题，毛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重视群众来信。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几乎对每一封来信都亲自阅示处理。后来，由于来信太多，才由田家英等秘书先行筛选一部分后再送他处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就收录了数量众多的毛泽东对群众来信的批语。
1950年5月上旬，北京市委收到了清华大学张景鑫转来原该校学生鲍洁如写的一封信。鲍洁如参加过南下工作团在中共浙江省宁波地委的工作。信中反映了该地区农村工作中的一些违法乱纪情况。北京市委随即把这封信转呈毛泽东。5月1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下批语：
华东局，并转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地委：
接北京市委送来浙江工作同志张景鑫（鲍洁如）一信，特转给你们。这种违反政策及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忍耐的，必须实事求是，彻底检查，切实纠正，并以结果报告中央。各省各县有同样情形的，必须检查纠正，并厉行整党整干，彻底纠偏。
中央五月十一日
1952年3月25日，上海市劳动局干部蒋立致信毛主席就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问题提出了建议。毛主席认为建议提得非常好，于4月3日写下批语：
这是上海劳动局一个同志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意见。请尚昆同志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总党组、中财委及其所属各部门党组，并从陆地寄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参考材料。
毛泽东四月三日
1958年9月5日，毛主席收到一封匿名信，反映安徽省灵璧县有些乡谎报亩产，多报种植面积以致于发生饿死人的灾情的问题。10月2日，毛主席将这封信批转给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同时写下批语：
曾希圣同志：
是否属实，请派人去那里查一下，酌量处理。
毛泽东十月二日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安徽省委派出检查组进行了调查，并于12月23日报告毛泽东，说信中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对此省委作了自我检查，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1962年2月12日，上海市普通工人金祥根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物价上涨，多年积蓄的钱一天天地贬值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政府尽最大努力稳住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的办法。3月4日，毛泽东将信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时写下批语：
先念同志：
请你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
毛泽东三月四日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主席，反映正在插队的孩子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信中说，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加上又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因此生活很困难，请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信中还反映了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了一封信，并寄出300元钱。之后，毛主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认真研究这个问题。1973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要求认真改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1975年8月5日，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给毛主席写信说：“最近我到延安、大寨、红旗渠参观学习，发现那里的食盐卖得太贵了。太原食盐是1角1分1斤，林县卖1角3分，昔阳县皋落大队卖1角6分，其他有的地方还卖到了1角8分。山区的盐比城市贵那么多，我觉得这是对待山区，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态度问题。像食盐、布匹这类人人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必须照主席历来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去办。因此，僻野山区的盐价就是要比城市低廉才对。”8月13日，毛泽东指示将该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后来，这封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解决了问题。
毛主席不但自己重视群众来信，还要求各级党和政府机关认真对待这件事情。195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反映某些领导同志对人民来信来访不够重视的情况。16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
为人民群众撑腰
在处理日常事务中，毛泽东坚定站在人民一边，为群众撑腰。建国后，有些干部工作不细，作风不实，损害了群众利益，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
1956年11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313-329页。）
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专门讲了关于农业的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等六个方面的问题。他指出：
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3页。）
针对有些地方刮“共产风”，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毛主席指出：
“县、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破产也要赔。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苦一下，痛—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10页。）
在毛主席的推动下，这些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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