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泽东经常派身边人员深入工厂农村，到第一线去收集民情民意；毛泽东自己也在国事繁忙之中抽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尽力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每到一处，他总是不辞辛劳，深入田间地头、工厂市场，调查问题，研究问题，其目的就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避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及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滋生，防止脱离群众，确保中国共产党历来形成和倡导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的一贯传承与发扬光大。可是也有一种无奈：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从早到晚日理万机，加上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不再像过去在延安、西柏坡时期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走走。对此，他曾经长叹一口气，发牢骚说：“我都成了笼子里的老虎了，一点自由也没有。不能随便外出，不能随便看戏，不能随便干我想干的事情，整天是这个警卫、那个警卫，我干什么非得你们那么多人同意么？”这样一种警戒特殊、纪律严格的工作生活常态，对一贯提倡和重视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获得真实可信第一手情况的毛泽东来说情何以堪？！而鲜为人知的是，针对此，毛泽东有时不免要做一些“反抗”和“叛逆”——瞅准机会数次脱身，千方百计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私访性的调查研究。
戴着大口罩深入田间地头视察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千头万绪，毛泽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是与国家领导人谈话、交换意见、研讨问题，就是批阅秘书送来的一叠叠文件和案卷。周围的同志出于一种很朴素简单的心理，替毛主席担心他的身心健康问题：有什么办法能让毛主席到大自然中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呢？一天，身边的秘书实在忍不住了，向毛主席提议道：“主席，我们到大自然中去散散步吧！”毛泽东听后满心欢喜，他想：我当然巴不得能到广阔的天地之间、广大的群众中间去走一走呢，求之不得呀……可是，他想到了自己身不由己的“位置”，便转换了一种口气，风趣地说：“我可没你那个自由，我可不能随便动地方，我走，得通过汪东兴呢！”秘书听后，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一天，经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公安部第九局局长（先期为公安部第八局副局长）汪东兴精心安排，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身边的工作人员跟着毛泽东去北京东郊田野散步。
远远地看到前面有一草亭，毛泽东就向着草亭方向走去。近前，见到一位老农，年纪大约70多岁，正赶着一头骡子拉着水车灌溉水田。毛泽东走近前去很有礼貌地和老农打招呼，并亲切地与他攀谈起来，问他姓名、年龄、何村人、家庭人口、收入情况，今年的收成如何，村里干部如何等等。那位大爷一边与毛泽东交谈，一边仍然埋头料理着牲口。
毛泽东一边聊天一边走上前去帮大爷料理牲口，而且帮着查看抽水的通道是否畅通无阻。
过了一段时间，大爷忽然抬起头来，眯起眼睛打量着毛泽东，并看了看立在旁边的人群。见毛泽东身材魁梧，戴着一只大口罩，只露出一双和蔼可亲的眼睛。他也许心想着这可能是县里或是市里派来的检查生产情况的干部吧，因而，心存疑虑地问道：“你们是城里来的吧？”
毛泽东温和地回答说：“是的，我们是从那边（回手指了一下北京城的方向）过来的。”随后又继续与老农热情地闲谈起来。
路遇老妇被问：斯大林来了没有
1952年10月，一辆专列横卧在简陋而寂静的兰封车站的岔道上，毛泽东一行就在这黄沙土地间的小站旁边过夜了。
大自然在晨曦中苏醒过来，从小车站一二里外的村庄传来一声声的报晓鸡鸣。从农舍屋顶上的烟囱里，向着鱼肚白的天际，袅袅飘起了稀疏的炊烟。
值班卫士通知大家，毛主席走下车去了。随行的同志们都急忙地跟了下去。毛泽东一行在初升的阳光沐浴下，正朝着一二里之外的村庄走去。
看上去像父子模样的两位农民，正在打谷场上卖力地劳作着。
毛泽东向农民们亲切地打着招呼并与他们握手。农民们青铜色的脸上展开了笑容，显得特别激动。毛泽东与他们亲切随和地交谈起来。
毛泽东与农民们握别后，离开了打谷场向村里走去。毛泽东由省里的同志陪同，掀开沉重的有许多补丁的棉门帘，进入中间一家的房子里。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农妇正坐在一个小矮凳子上，往一个大柳笸箩里搓玉米。
◆1952年10月，毛泽东在兰考。
毛泽东坐在长凳上，弯下腰和农妇交谈起来。
在交谈过程中，农妇一直埋着头搓玉米，头始终没有抬过一下，她并不知道对她问寒问暖的人是毛主席。
毛泽东迈着沉着的步子离开了农妇家。顺着原路下坡，卫士李银桥和孙勇走上前去搀扶着毛泽东。
这时，突然背后传来了急促而又高亢的妇女的声音：“毛主席！您来啦！”
只见一位瘦高个儿的老太太已经站在了土坡边上，正笑眯着眼，看着毛泽东一行人。
毛泽东微笑着举起右手，轻轻地上下摆动了几下，向她致意。
那位老太太看清楚了毛泽东那高举的手，也看清楚了毛泽东的面孔，高兴地笑了起来，大声地说：“毛主席呀！斯大林来了没有哇！？”
这一句话把毛泽东一行人都逗笑了。罗瑞卿笑着说了一句：“哈！这老太太还真有点国际主义精神哩！”
私访蛇山时被喜悦的群众层层围堵
新中国建立后的1953年2月中旬，毛泽东首次视察南方，武汉是他此行的第一站。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旧地重游了，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前后共有48次来到武汉。2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16日深夜，他又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武汉，住在东湖。第二天武汉下起了多年不遇的大雪，毛泽东心情很好，还饶有兴致地和陪同他的罗瑞卿在雪中散了一会儿步。
2月18日午后，毛泽东在听取了湖北省委汇报后，突然提出要重踏蛇山、上黄鹤楼。
这天是农历的正月初五。适逢春节假日，游山踏青的人们很多，黄鹤楼旧址游人如织。
毛泽东一行人下午登上蛇山，并登临黄鹤楼。他是个诗人，当年在武汉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在武汉住过一段时间，多次登临黄鹤楼，并留下“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的著名诗句。在黄鹤楼上，毛泽东伫立良久，远眺大江。当时国家正准备在武汉修建第一座长江大桥，桥址就选在黄鹤楼。1953年有关人员在勘察选址，铁道部副部长武竟天正在武汉，也来陪毛泽东登黄鹤楼，毛泽东风趣地说，黄鹤楼是要修复的，你铁道部最有钱了，能不能捐一点钱呀？后来黄鹤楼在目前的地点重修，铁道部真的出了钱。
◆1953年毛泽东在蛇山与卖煎豆腐的老人交谈。
从黄鹤楼下来，毛泽东看到路边一位老人在卖油炸臭豆腐，顿生兴趣，就停下脚步来站在旁边看，并与这位老人和气随意地攀谈起来，询问老人的生意如何，又问价钱是多少。
这时，豆腐摊旁边的一位小姑娘赵守华心细眼尖，觉得面前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戴口罩者不是普通人，虽然捂着的脸看不太清楚，可是整体轮廓看上去很像画像中的毛主席，于是，她拉一下毛泽东秘书叶子龙的衣襟，惊喜地询问：“戴口罩的人是不是毛主席？”
叶子龙摸摸小姑娘的头，温和地笑了。
机灵的赵守华一看这个表情和阵势，便在小脑袋瓜里迅捷判定“没错！”待他们一行人刚刚走过，可爱率真的她就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大声地喊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
这一喊，像是在蛇山顶上突然间放了一串串的脆响鞭炮，立即炸开了。这一喊，惊动了周围的游人，几个年轻人首先飞跑几步，向毛泽东奔来，把手伸过来要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立即把手伸了过去。可是这只右手收不回来了！几十只手又伸了过来。附近的群众如潮水般涌来。一传十，十传百，人越来越多，整个蛇山成了人的海洋，并唱起了《你是灯塔》的大合唱。惊喜若狂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蛇山！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了一团。
毛泽东非常高兴，他用双手与数不清的群众握手，在毛泽东身边的群众很自觉地手拉起手，挡住一浪高过一浪的人潮，保护着毛泽东。
面对这样的局面，公安部长罗瑞卿担心了，他建议毛泽东到黄鹤楼里去休息一下，等群众走后再回驻地。但罗瑞卿的建议被毛泽东微笑着用手势拒绝了。大家也都明白，他不愿意避开群众，他要跟群众在一起，虽然这样会给保卫工作带来困难，也不敢说不会发生意外，但毛泽东决然地向山下走去……
群众像海浪一样随着主席的移动而波动着，群众越集越多，“包围圈”越来越小，越来越紧，毛泽东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哪里还能前进一步呢！
身高一米八几的罗瑞卿急忙将比他还要高数厘米的武竟天拉到毛泽东的面前，他俩一左一右成了“开路先锋”，随行的所有警卫员紧随其后形成一个大大的半圆形人墙。罗瑞卿和武竟天一边开路，一边呼喊着：“同志们爱护毛主席，请不要拥挤！”“请让开一点路，让毛主席走过去！”没走多远，他俩已经是大汗淋漓了。
时任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谢滋群看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蛇山上的局面一时不好控制了，无奈之下急中生智赶快调来一百多名警卫搞人墙护卫。成千上万的民众纵情欢呼，声震云霄。
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警卫们在里面围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流动。到处都是人，众人终于拥挤下山，来到江边，护送毛泽东登船。
负责安全保卫的罗瑞卿和同事们有些着急，有的人鞋子都被踩掉了。毛泽东却十分高兴，仿佛又回到了延安时期，可以随便和群众交谈、聊天。事后，毛泽东同身边工作人员感叹道：“真是下不来的黄鹤楼啊！”
当围护着毛泽东走到江边的码头时，群众已经布满了整个山坡，自上而下层层叠叠，真像一座人山。
待毛泽东走上江边的渡船时，长江岸边已是人山人海。登船后，毛泽东摘下口罩，摘下帽子回头向大家微笑着不停地挥手致意……顿时掌声雷动，欢呼声震天动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直到长江舰消失在人们视线之外。
毛泽东由衷地感叹道：“湖北的人民真好啊！”
回到驻地，同志们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因为谁也没有看到过这样壮观、热烈的场面。
陈毅一语双关地说：“毛主席这次突然袭击蛇山，都无准备，只是差点下不了黄鹤楼哇！”
罗瑞卿带着自疚的心情说：“好险呀！万一毛主席出个什么差错，我这个公安部长怎么向党、向国家、向人民交代呀！”
罗瑞卿和杨奇清后来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检查，说安全保卫工作没搞好。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只是说了句：“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中途“溜”进小饭馆和一家花园并参观展览
1956年秋，毛泽东在北京隆重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苏加诺在京逗留一周期间，毛泽东同他在诚挚、相互理解和尊重的气氛中进行了多次友好会谈，双方就国际局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友谊，加深了了解。苏加诺还参加了北京市三万人欢迎大会，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国宴和宋庆龄的家宴，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活动，参观游览了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热情友好的场面，听到的是友谊万岁的呼声。
苏加诺结束在京行程后，10月6日，毛泽东又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苏加诺是带着中国领导人深情厚意、带着六亿中国人民的友谊离京的。机场上，毛泽东与苏加诺热烈握手话别。苏加诺向在场的一万多欢送群众宣布：“我已邀请亲爱的朋友和兄弟毛泽东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他对毛泽东说：“我希望不久就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等待着你。”毛泽东接受了这一邀请，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却始终未能成行。
毛泽东历来向往言谈行动随心所欲，不受约束，尤爱和普通群众交往，和人民有着深厚的鱼水情谊。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为了保密，为了安全，他便不可能再像战争年代那样想到哪便到哪，他的行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不能随便走出“红墙”。他极愿每天能跟群众打交道才觉得最有意思，他更喜欢自由自在、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
这一次，毛泽东乘机斗胆“违规”了一次。待载着外宾的飞机起飞后，在从机场返回中南海的路上，毛泽东对卫士说：“咱们找个饭馆吃饭。”于是，毛泽东随同他的卫士李银桥擅自“溜”进了一家小饭馆，美美地吃了一顿羊肉泡馍。毛泽东在大口品尝着食物的同时，还时不时地跟人们拉着家常，暗自进行着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他不爱吃羊肉，但他很满意这个环境，他深情地环顾饭馆，仿佛他又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一个普通的人了，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街市的空气了。
紧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微服私访”，兴致勃勃地来到丁家花园，观赏了一位丁老头养的菊花。
这些活动对他来说真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机会太少。
然后，毛泽东又兴味盎然地直接去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参观日本的工业展览。
在那里，毛泽东认真看完了全部展览，在有的部分还要驻足详细地询问几句。
主办此次展览的日本人热情地送给毛泽东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在那个年代，刚刚建立才7年的共和国还不能生产出这种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
或许是毛泽东立即联想起摆放在接见苏加诺场所的那台外国收音机，毕竟，新中国的工业水平在那时还是比较落后，需要学习世界上的先进技术。于是，毛泽东诚恳地对日本人说：“你们的展览办得很好，希望以后能加强经济友好往来。”当时我国与日本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鼓励日本商人说：“政府之间不好往来，但是还有别的渠道，还可以加强民间往来嘛。”停顿一下，接着又微笑着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两国人民应该团结互助。”最后，毛泽东寄予期望地说：“我们欢迎你们多来，多交往。”
毛泽东是发自内心强烈地希望与世界各国之间发展经济、文化等的友好往来，只是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打开局面而已。
除了通过微服私访掌握第一手资料外，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和卫士们也是他了解人民生活情况的直接和有效渠道。每当他身边的同志（无论是卫士们或是秘书等各种身份的工作人员），凡有回家探亲的请假时机，毛泽东专门布置给他们一项重要而特别的任务，就是要他们深入基层和群众中了解家乡人民生活情况、生产和干部情况以及沿途所见所闻，待他们返回北京后毛泽东不是让他们写成书面材料，就是抽空详细问询来了解和判断第一线的真实情况。真可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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