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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年底，新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
电影《武训传》上映了。
这部电影曾在1948年开拍不久即暂停，经历了新旧政权的更替，并对剧本大幅修改才终于完成，被认为是新文化事业的重要成就。
那个时候没有“大片”的概念，按照现在的标准它妥妥是部大片：著名导演孙瑜执导，饰演主人公武训的是大明星赵丹，深受观众喜爱的“甜姐儿”黄宗英饰演开场的女教师角色。
影片讲述清末山东一位名叫武训的农民，从青年时开始一直到老年通过乞讨举办义学的故事。故事本身饱含苦难与励志元素，演员表演真情流露，一上映就获得热烈反响，场场满座。
知识届也是好评如潮，全国各大报纸杂志发表影评上百篇，大多是溢美之辞，上海的《大众电影》更是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最佳影片之一。
然而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却对武训以及该片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批评影片之后，更是对整个文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训诫：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社论的语气相当严厉，定调非常明确，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如人们猜测的一样，该文正是出于教员的手笔。
可见，对于舆论上吹捧《武训传》的风潮，教员动了真气，才会采取如此霹雳手段。
有了最高领导的意见，舆论风向陡然改变，出现了大量接棒批判《武训传》的文章，该片最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禁片。
然而对这部电影的处理，有人不理解，时至今日都有不少非议。
甚至有人猜测教员本人并没有时间好好看电影，而是听信他人的意见对该片进行批判。
事实上，教员不仅完整地看了，还在决定前思考了好几天。
因为电影开拍和上映前经过了相关审查流程，宣传部门和中央高级领导都提了修改意见，并对成片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教员批判这部影片，必然要否定那些中央领导的意见。他非常清楚他们是好心办了坏事，同时对参与创作的艺术家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教员还是下定了决心，因为它涉及到中国革命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农民阶级？
要理解教员如此做的深意，需要从大革命时期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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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大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其迅速在全国扩大组织，同时也充分运用国民党的社会影响力发动群众，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到了1925年5月，因为在上海的日本人开办的纱厂枪杀罢工工人，引发该月30日的各界群众与学生支持罢工的大游行。英国巡捕竟向游行队伍开枪，杀害了13名学生与群众，其中年龄最小的遇难者才15岁。
惨案发生后，在我党的领导下上海的工商学各界联合起来，举行全市罢工、罢市、罢学，并迅速向外省扩散，形成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
在近代史上，“五卅运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党第一次领导全国性的反帝运动，所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会有一块关于该运动的浮雕。
但是运动却最终失败了，根本原因是工、商、学联合的力量不够强大，帝国主义的压力一来，充斥着大量买办的商会很快就跪了退出“三罢”，以至没有达成目标运动就草草收场。
出乎意料的是，受五卅运动的影响在广东与香港同时举行的“省港大罢工”却大获成功。
这场罢工从1925年6月开始，一直坚持到1926年10月，长达16个月之久，成为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的奇迹，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气焰。
比较两场运动，我党发现一个重要的区别：前者没有让农民参与进来，后者则形成了工农联合，特别是对香港的经济封锁得到了农民的理解与支持。
农民对工人运动的胜败，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农民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此。
大罢工期间，广州革命政府发动了对陈炯明等军阀的东征与南征。由于广东的农民运动已经蓬勃兴起，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获得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并在宿营、给养以及侦察敌情等方面，提供各种帮助，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对此，连蒋介石都非常感慨地说：“两次东征及南路作战，工人农民都以实力来帮助”“没有工农的帮助，革命军决不能成功这样快。”
因为这些事实，我党领导层对农民运动日益重视起来。
要重视，重视到何种程度？这个认识却有一个不断深化与调整的过程。
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与苏联的实践，农民阶级并非革命必不可少的角色。
马克思、列宁都肯定过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但他们同时强调农民的保守性，认为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会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
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大城市中仅靠工人、士兵与市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就很快取得了成功。虽然农民占该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但却并没有广泛参与革命。
基于以上原因，我党早期必然是追随苏联经验，集中精力在工人运动上。
只有两位天才人物的出现，我党才改变了工作的重心。
第一位，是后来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
彭湃出生于广东海丰的一个地主家庭，可他却从小对贫苦的农民充满了同情。他在日本留学时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回国后从1922年开始就在家乡独自一人搞起了农民运动。
彭湃仿造工会的模式开创性地建立农民协会，带领入会农民开展对抗地主加租易佃的经济斗争。看到入会能带来实在的好处，越来越多的农民踊跃加入组织，农会力量不断壮大，甚至有的地方还实际掌握了农村的行政与司法权。
农会的出现以及大获成功，用实践证明了农民完全可以组织起来，成为坚决的革命力量。彭湃突破了革命导师对农民阶级认识的局限，这是他最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在地主阶级联合反动军警反扑之下，彭湃不得不离开家乡，辗转前往广州。
到了当时革命的中心，彭湃有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在党的支持下，彭湃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将他的农民运动经验进行广泛地传播。
而真正把农民运动推向前所未有新高度的，则是1925年6月接棒担任农讲所第六届主任的第二位天才人物，他就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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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之前从事学运、工运与统战工作，后来才转向农民运动，所以他并不算最早的一批，却是最有魄力的一位。
他对农民运动的贡献，主要是解决了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农民运动是主还是次？
国共合作以后，我党主要工作有两个，一个是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另一个是工人运动。
彭湃的农民运动，则为我党开辟了一个全新领域。
即便如此，农民运动也不过是个副本，任务主线还是前面那两个。可问题在于，无论统战还是工运，都让我党感到力量不足，经常陷入被动。
而当教员开展农民运动后，他发现：
不对，中国革命跟俄国完全不一样，主力军并不是工人阶级，而应该是满山遍野的农民！
在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他直接地指出：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深刻的认识，我党的农运工作由他主持之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湖南后，更是由于农民运动的有力策应进展神速。
而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出身是地主豪绅，农民运动冲的就是他们家。动人钱财如杀人父母，更何况有的钱财和父母都动了。他们发起了对农民运动的猛烈抨击。
所有的压力集中到了中共中央。陈独秀抵挡不住，提出要限制农运，以换取蒋介石等军权人物回心转意，避免国共合作破裂。他甚至猛批湖南农运“过火”“幼稚”。
陈独秀的态度表明，他仍然把农民运动当作可有可无。
面对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严厉指责，教员并没有轻易退却，也没有梗着脖子较劲。他决定开展一场调查研究，找出正确的答案。
从1927年1月开始，教员花了32天，考察了湖南5个县，行程700公里。之后，他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国画《好得很——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份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他以充足的理由证明了农民运动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而报告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强调：
农民之中蕴藏着的巨大能量，足以改天换地，我党不能犹豫，必须担起领导农民革命的重任。
然而，陈独秀并没有接受教员的观点。
即使陈独秀一再退让，蒋介石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上海的工人与共产党员被大肆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血的教训面前，全党终于重新统一认识，全面发动农民，借助最广大农民的力量作坚决斗争。
正如教员的预判，农民从此成为民主革命的主角，一场全新的农民战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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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农民战争怎样才能打赢？
1927年的八七会议，我党决定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会后，教员对瞿秋白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9月秋收起义，面对敌人强大的火力，教员果断放弃攻打长沙，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从此拉开了在农村闹革命的序幕。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不清的农民战争，其中绝大多数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教员抓住了取胜的两大关键。
首先，必须要有稳固的根据地。
楚汉争霸时，刘邦占有富庶的关中，才能屡败屡战，最终耗死项羽。朱元璋占有虎踞龙盘的应天府，才能顶住陈友谅的攻击，直至发起北伐驱逐蒙元。
相反，没有根据地的李自成，即使打下了北京城，最终也沦为流寇失败收场。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教员提出了“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模式，并形容根据地将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指明了发展方向。
为了建设根据地，教员创造性地要求军队在作战之外，同时担负起发动群众组织政权的政治工作。红军每到一处地方，都要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再依靠根据地发展壮大军队。
但是，对于这些额外的工作，有些旧军队出身的干部想不通，不愿意做。
三湾改编时，被教员任命为部队最高军事指挥的陈浩，就是典型代表。他带队打下茶陵县城后，根本不做群众发动。遭到教员批评，他就策划拉走队伍叛逃。
教员果断处决陈浩等人，为军队定下了铁律，这才有了人民军队的基本模样。
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割据波浪式地发展，以农村包围城市，成了我党领导农民战争的最基本操作。
小块根据地连成片，成了中央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在那里诞生。
即使遭遇挫折，红军被迫长征，到了陕北之后，一个接一个的根据地又建立起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出现了。
解放战争中，我军更是靠着根据地人民小推车的后勤支持，打败了蒋匪军，最终赢得全国解放。
其次，必须要有坚强的组织。
农民长期生活在封闭、落后的环境中，必然养成保守、排外的思维习惯，进入革命队伍后容易抱团，形成山头。
一支充满山头的农民军队，顺利的时候叫聚义，所向披靡，不顺的时候内斗爆发，如鸟兽散，最终被各个击破。
太平天国最鼎盛时波及17省，占据600多座城，而一场天京政变各山头互杀，杀得血流成河，骤然跌落直至灭亡。
究其原因是组织出了问题，各自为战。
教员带领的军队主要由农民组成，要让他们脱离农民习气，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他的办法就是：
不断加强组织建设。
每个人进入组织，依托组织力量放大个人能力，同时必须服从纪律，维护组织整体利益。
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我党手中。
党指挥枪的原则，是由他倡导提出，他自己以身作则完全遵照执行。
1933年，上海的党中央迁移到中央苏区，即使遭遇不公正待遇，教员仍然服从中央安排，放弃了军事指挥权。
与之相反，长征途中张国焘就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另立中央，试图用枪指挥党。
走出那段至暗时期后，教员发起“延安整风”，用一场覆盖全党的教育运动统一思想，牢固树立中央权威，为夺取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党的建设是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正是坚强的组织让这支绝大多数由农民组成的队伍，成为以最先进思想武装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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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如何让农民心甘情愿干革命？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即使胜利了，农民还是农民，只是压迫他们的最大的那个地主换了户口本。
党领导人民革命，是为了追求解放，推翻人压迫人的社会，必然要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教员在1927年3月的《对农民宣言案》中提出，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接着4月19日，教员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他认为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才能使农民获得解放。
可见，教员领导农民起来斗争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夺取政权，而是要让农民彻底解放，实现一场真正的革命。
为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制度，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农民革命，更是土地革命。
土地该怎样才能分到农民手中？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发来五月指示，明确要求开展土地革命，以获得农民的支持。
其中包括两条原则：
一是没收土地归苏维埃公有，二是只没收大地主土地。
但教员在根据地分地的实践中发现，这两条行不通。
土地不分给农民私有，农民对我党仍然没有完全的信任。我国农村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只有没收全部地主土地，才能让农民获得充足的利益。
经过教员主持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的实践完善，一套充分激发农民积极性的土改政策产生了，农民与我党从此绑在一起，形成了血肉联系。
给农民分了土地，教员就把军队的军饷给取消了。
以往不管封建时代的常备军，还是民国军阀的部队，当兵吃饷是天经地义。那样的军队实际上是统治者的雇佣军，是用来镇压人民的暴力工具。
而红军士兵的家庭都分到了土地，他们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而战，根本不需要额外的金钱激励。
这又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创举。事实证明，这样明确自身根本利益的军队才是战无不胜的。
人民的军队打到哪里，哪里的封建经济基础就被瓦解，人民得到真正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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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教员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革命的全过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强烈地反感《武训传》了。
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农民只要组织起来，就有最强大的力量战胜压迫他们的阶级敌人。
武训却是只用个人微不足道的努力，靠不停地给老爷们磕头，求得他们的怜悯。他怎么可能对社会带来真正的改变？
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破坏封建经济基础，才能彻底终结人压迫人的丑恶制度。
武训奋斗一生的结果只是多几个穷人的孩子读上书，学的依旧是封建道德，不过是为地主阶级的压迫培养新的工具人而已。他怎么可能对社会带来真正的改变？
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决斗争，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武训却对封建统治者奴颜婢膝，是毫无反抗精神的投降派。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对社会带来真正的改变。
1922年，在领导安源大罢工时，教员喊出了一句简洁有力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他的革命生涯一以贯之的坚持，就是要让每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商小贩，要让每一个穷苦百姓都能够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
教员告诉他们，要做人，要有志气，要联合起来，要勇敢地斗争。
他一路坚持，终于带领人民赢得了胜利。
然而在胜利后，教员却看到新社会的人民在追捧一部不停地向封建统治者磕头的电影，文化届争相歌颂尊卑贵贱那一套旧道德，他能不感到愤怒吗？
在他的心中，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是不折不扣的英雄，绝不是电影中那个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懦夫软蛋。
在他的心中，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充满斗志与豪情的地方，绝不是电影中那样任由老爷们欺凌压迫毫无希望的所在。
教员的骨头是最硬的，他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硬骨头，他不需要任何人去当顺民，他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大写的人！
中国人是需要精神支撑的。有了正确的思想作为武装，即使落后保守长期被人轻视的农民，也能转变为英勇顽强革命到底的战士。
如果头脑中只剩下虚无与慕强，即使学历再高功利心再盛，也只能是任人愚弄还口口声声叫爸爸叫老公的新一代武训。
在电影《让子弹飞》中，张牧之向跪倒一片的鹅城百姓发出了怒吼：
“站起来，不准跪！”
这个情节，引起了很多当今中国人的共鸣，因为现实中有太多人希望我们跪下。
他们是宣扬996福报的科技大佬，威胁讨薪员工是犯罪的金融家，呼喊向美国投降要趁早的专业人士，与耶伦老太太把酒言欢的青年才俊，羡慕被富二代暴揍能拿补偿的网上老奴……
他们口沫横飞，为的不过是呼唤新一代武训，在老爷们面前服服帖帖地下跪。
我们该听他们的，跪下去吗？
绝对不会，因为早就有一个人带领我们站了起来，并且声色俱厉地教训我们：不准跪！
我们绝不该也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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