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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共同抗日，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
国民党把重点放在了正面战场上，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阻击日军的进攻；
共产党把重点放在了敌后战场上，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
正因为如此，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形成的优势区域范围就会不同。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双方的优势区域都是各自制定战略战术的基础依据。
当然，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中国还有一片地区是国共两党都尚未形成绝对优势的。这片地区既幅员辽阔，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高度重视。
熟悉近代史的伙伴应该知道，这便是东北地区。
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占东北地区长达14年之久。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2月，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全境。
随后，日本便扶植了一个并不被国民政府、中共及国际社会承认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对东北人民长期进行统治和剥削。
直到1945年8月，苏军根据“雅尔塔协定”出兵东三省，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才土崩瓦解。
8月17日，就在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两天，溥仪宣读了《“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布伪满政府解散，“伪满洲国”灭亡，东北人民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曙光。
从这一刻起，东北就形成了“权力真空”，这里成了国共两党都想接手的重大战略地区，双方相对而言，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请注意这里的用辞，是“相对”而不是“绝对”。并不是说国共两党在东北地区没有影响力，只能说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而言，双方都未形成绝对优势。
蒋介石把东北地区视为国民党的生命所在，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能控制东北，就很难占据华北；华北不保，中原势必危险。反之，如果国民党控制了东北地区，就可以对中共所领导的华北、华中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
另一边，共产党也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的态势。早在1945年4——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主席就有过这样的讲话：
“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在苏军出兵东北后，国共双方的高层都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谁能够当机立断，争取东北地区的先手，谁就能在接下来的博弈中占据优势。
共产党方面，毛主席、朱总司令立即下达命令，让晋察冀边区和山东抽调部队向东北进军。随后，中央组织在延安的干部，准备分批陆续派往东北。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也反应了过来，开始抽调大批军队进入东北。
此时的东北地区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目光，国共两党势必要在这里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
双方随后在东北地区的部署，将在未来的解放战争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身上。
究竟谁是最终的胜利者呢？
虽说历史早已告诉了答案，但还是请你回到当时那种扑朔迷离的局面，对比国共两党在东北地区的一系列措施，品味战争走向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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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点一：毛蒋部署的重点区域不同
就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按照原定的计划，解放军迅速进入东北，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壮大，几乎造成了“独占东北”的局势。
只是，这种计划被打乱了。
一方面，由于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国民党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并攻占了已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中心城市和要地。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得苏联的对华态度发生了转变。
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苏联通过“驻守旅顺”及“外蒙古独立”等条件，牢牢的控制了其在远东的利益。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承诺在撤军后，把东北主权完全移交给国民政府。
蒋介石为了获得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竞争优势，不惜以损害国家主权为代价，使得外蒙古永远独立了出去，中国版图损失了巨大的一块，此举不可谓不阴险。
正因为蒋介石以不齿手段获得了美苏的支持，使东北局势出现了复杂局面，共产党不得不调整计划。
怎么调整呢？其实一切都有先兆可循。
很长时间以来，国民党的优势兵力都集中在大城市，而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则聚焦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长期扎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
可以说，1945年国共两党对于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又延续了各自之前的做法。
国民党一边，蒋介石的想法是，对付共产党要从“夺取重要城市和控制交通线”下手。解放军跑得再快，也赶不上火车汽车，无论靠什么山川险阻也经不起飞机的轰炸。要倚仗自己的兵力优势打通交通线，夺取许多重要城市。
共产党一边，在新形势中做出了应对，刘少奇提出了“让开两路，占领两厢”的方针。具体来讲，暂且让开主要交通线及大中城市，将工作重心转向乡村和中小城市。
12月28日，毛主席从延安向东北局发出了名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再次强调了当前的关键任务：
“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你看，这是不是历史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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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点二：毛蒋的战略方针不同
双方部署了各自的重点区域，这就相当于棋局中的对手布局了自己的基本盘，接下来阵前的两军就要进行对决了。
此时，毛蒋对决的战略方针再次出现了不同——蒋介石以夺取地盘为主要目标；毛主席则以保存自身实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简而言之：蒋介石要地，毛主席要人。
那么，怎样使我方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呢？无非就是两种方法，一是增加我方的人数，二是减少敌军的人数。
先说说如何增加我方的人数，毛主席给出的指示是“土地改革”。
长期以来，东北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极其不合理，广大农民在直系军阀、地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下严重缺乏土地，生活困苦不堪。
即使抗日战争胜利了，东北地区依然大范围存留着敌伪、土匪、地主等势力，他们控制着绝大多数的土地。
基于这样的情况，东北局于1946年7月通过了《关于东北形势与任务决议》，开展了土改运动。仅吉林一个省，土改就涉及了长春、永吉、九台等地区在内的25个区，总计人口达到7百万，涉及土地三千万亩。
同时，东北局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发动了几万党员干部和部队到农村去，落实土改和剿匪安民。
这场运动，使土地从地主手中彻底转移到了农民手里，甚至连贫农、雇农都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充分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共产党把土改和参军紧密结合起来，在东北地区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广大贫苦农民为了保田而踊跃参加解放军，极大程度上增加了我方的力量。
再说说如何减少敌军的人数，毛主席给出的指示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正因为“蒋介石要地”，因此在解放战争刚开始时，他就让国民党军队疯狂扩张地盘，还叫嚣着“3——6个月内消灭全部共产党军队”。
可3个月之后，蒋介石不但没有兑现当时的妄言，反而使共产党越打越有信心。毛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就分析过国民党“地盘和人数”之间存在着矛盾：
“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啥意思呢？举个例子，如果一辆卡车明明只能承重10吨货，可偏偏有人贪心，非要在重量超过10吨时还不停往上面装货，那么车胎迟早要被压爆，到时候车行驶不了，装上去的货又要卸下来。
同样的道理，既然蒋介石一直想占据更大的地盘，那么大片的城市区域一定需要足够的人数才能守住，区域越大对人数的要求就越高。一旦人数不能给予足够的支持，那么在这一大片广阔的区域里，必然存在兵力薄弱的地区。
同时，解放军分布在各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里，建立巩固了密集的根据地，这就提供了足够多的歼灭战空间，逐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为此，毛主席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东北地区敌我双方的人数在“此消彼长”中不断变化，直到量变引起了质变。
到了1948年，东北野战军已经发展到将近70万人，如果算上地方武装，总人数在100万以上。反观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仅有几十万人。
于是，东北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解放军兵力超过国民党军的地区。
可以说，这是双方统帅不同战略方针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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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人数方面，解放军还拥有着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3年下来，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中小城市、广大乡村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然后依托根据地不断打歼灭战，就像蚕吃桑叶那样，不断吃掉周边一小块、一小块的区域。
随着时间的推移，多个小块的根据地便可以互相打通、连成一片，牢牢的钉死在各大主要交通线上。
接下来，就可以将各大城市包围起来，使其首位不能相接，这恰好呈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毛主席以“人”为核心，东北野战军积累了足够的人数优势。到了1948年，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北宁铁路若干段及营口，切断了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
反观蒋介石以“地”为核心，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在东北地区，解放军围困了“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把他的兵力分割、压缩在了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
在延安保卫战时，毛主席曾提出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著名论断。如此来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东北地区，此时的共产党是“人地皆存”，而国民党则是“人地皆失”。
为了迅速切断东北和山海关以内的联系，把国民党军的重要精锐困在东北，中央军委决定在东北打响战略决战的第一场战斗。
这便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最先打响的“辽沈战役”。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东北野战军南下锦州，率先在北宁线锦州至昌黎段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随后不断扩大战果，切断北宁线、孤立锦州。
国民党在这里做了困兽之斗，虽然廖耀湘指挥的第九兵团11个师和3个骑兵旅由沈阳驰援锦州，亦被阻止在黑山、大虎山东北地区。
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了锦州。
打完锦州之后，解放军攻破了长春，把十万守军消灭，最后再去沈阳包饺子，那里还有20万守军。
11月2日，辽沈战役以东北野战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共产党解放了东北全境。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在兵力数量方面超越了国民党军队。
为庆祝这一重大转折点，毛主席特意于11月14日发表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社论：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在此篇社论中，毛主席预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后来的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个预见，解放军以辽沈战役的胜利为开端，一路向南横扫，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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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东北局势尚且扑朔迷离的话，那么仅仅过了3年时间，东北地区就大局已定。
恰恰是这种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最能成为毛蒋对决的最佳参照。
我们不禁要问：两位领导人乃至两个党派的差距，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原因能找一大堆，但越是复杂的事物，越是有一条最本质、最核心的因素贯穿始终。
想来想去，最根本的差距体现在“道”的层面。即：代表了谁的利益？为谁而打仗？
毕竟，辨别利益是看透一切事物真相的不二法则，一个党派代表了哪个阶层的利益，就会得到这个阶层的支持。
对于毛主席在东北地区的一切重大部署，常年打交道的蒋介石不可谓不熟悉，可即使如此又能怎样？
共产党代表的是农民、工人等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国民党代表的是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的利益，“道”方面的缺失，是“术”方面无法弥补的。
比如，毛主席将重点区域部署在东北地区的中小城市、广大乡村中，这一点蒋介石能模仿吗？这些区域最广大的人群就是贫苦农民，国民党基因不符啊！
再比如，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这一点蒋介石能模仿吗？这样做岂不是损害了自身的利益，革自己的命？
即使蒋介石以损害国家主权为代价，获得了美苏的支持，可那只能带来一时的得意，又如何抵挡人民战争的滚滚洪流？
顺道说一下，随着国民党的溃败、新中国的成立，美苏两国识别了新形势的利害关系，其态度也产生了质的转变。
1950年1月5日，正值新中国领导人造访莫斯科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公开发表了讲话，主张放弃台湾蒋介石，向新成立的中国政府示好。
1950年2月14日，同样是新中国领导人访苏期间，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方，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协定，原本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自动失效，里面的不平等条款被废除或修改。
两个条约的名字虽然只有“互助”两字之差，但其政治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
正当新中国建设得如火如荼之时，败走台湾的蒋介石却时长感受到背井离乡的痛苦。历史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他也与毛泽东在“同一起跑线”竞争，可仅仅3年时间，他便在东北地区一败涂地。
蒋介石曾在在日记里称自己是“无根之萍，无源之水”。只是，一个背离了人民利益的党派，一个失去了群众基础的军队，不正是“无根之萍，无源之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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