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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让5亿农民组织起来，走上共同富裕的路子，始终是毛泽东萦绕心怀的重要问题。
1950年3月，后来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应毛泽东的邀请到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的住处做客。
因为梁漱溟常年吃素，毛泽东当天的晚饭也吃了一顿素食，吃过晚饭，毛泽东和梁漱溟开始谈话，他建议梁漱溟，有时间可以去华北、东北的农村去看看。
梁漱溟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带着随员从4月到9月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等省份的农村以及东北广大地区。
第二年又到了四川等南方农村进行考察。
毛泽东之所以要民主人士梁漱溟去广大的农村地区看一看，是因为彼时的这些地区，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土地改革。
1949年9月，腐朽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地区的统治已经走向末日，代表着全国人民共同意愿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掀开了在全国开展土地改革的大幕，毛泽东评价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
毛泽东历来强调“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对于一场大的战略决战，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思考前，他是不会轻易发动的。
对于土改这一场事关数亿农民身家性命的大决战，毛泽东保持了一贯的慎重和战略考量。
所以，虽然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已经提出了国家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毛泽东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更深入地了解情况，制定和调整各地去具体的土改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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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还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精神高度紧张，除了要保持最好地状态以应对苏联特别是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斯大林，他还始终关注着国内的土改政策研究制定情况。
1月13日，在发回国内的电报里，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为了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
2月17日，毛泽东圆满完成访苏签约任务启程回国，而就在启程当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给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发了电报，针对刘少奇送来的《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毛泽东反复斟酌，对如何对待土改中的富农以及南北土改差异等问题更是要求“不妨从长计议”。
对于土地改革，毛泽东的关心和慎重可见一斑。
列车返回的中途，曾短暂停靠沈阳，毛泽东专门要了几辆车，去看望当时在东北支援建设的苏联专家，交谈中毛泽东对他们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现在，我们头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脚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苏联专家们对这种特有的毛式幽默一时没有理解，跟着一起去看望的随行翻译师哲解释说：“头上的问题”，是指我们推翻了压在我们身上的三座大山；“脚下的问题”，是指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造福于人民。
毫无疑问，说这句话的时候，毛泽东心里想着的“脚下的问题”，就是国内的土地改革问题。
3月4日，从苏联返回的列车抵达北京，许多人到车站迎接，梁漱溟站在了民主党派人士的第一个，毛泽东见到他便握住他的手，邀请他到家里做客长谈，这才有了前面毛泽东和梁漱溟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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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梁漱溟正在各地考察了解农村情况期间，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正式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
从1950年冬至1953年春，一场涉及全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在广袤的农村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共有约2.6亿农民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分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大批生产、生活资料。
各新解放区掀起的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土地改革，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在1927年写下的那首词《清平乐·蒋桂战争》：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而梁漱溟也在1951年的9月，带回了他在各地看到土改景象后的真实感受，在颐年堂毛泽东的住处，他们一起吃着素食。
梁漱溟对毛泽东说：
“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
一年后，土地改革初见成效，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土改后的新方向了，1951年9月，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央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毛泽东在审阅草案时，专门加了两句话，其中一句是：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
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央开始在农村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结果到了1955年开春，许多农村发生了缺粮闹粮现象，毛泽东对这些问题深深感到忧心，他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粮食问题的各项情况的通知》，同时还派了身边的几位警卫战士回家乡进行调查，一个月后，这些警卫战士将摸到的真实情况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一边看，一边深思着，对这些报告一一写了批语，有的还批转给了所在身份的党委负责人。很快，中央召开了全国粮食会议，制定了更契合实际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改进办法，让毛泽东深感揪心的农民缺粮问题得到了及时扭转。
4
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就搞起了初级生产合作社。
此时，有个叫王国藩的河北农民成为了焦点。
为了发展生产，王国藩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成立了初级合作社。入社的只有三条驴腿，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被人称为“穷棒子社”。
就是这样一个合作社，在王国藩的带领下，上山砍柴换农具，下地苦干加巧干，在第二年秋季就获得了大丰收。穷棒子社发展到83户，粮食亩产从 120 多斤增长到了300 多斤，成为了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佼佼者。
王国藩的实践，是千百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自觉走向合作化道路的缩影。
为了办好农业合作社，1955年9月，毛泽东组织编撰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里面收集了各地材料176篇，在一百多篇报告中，毛泽东看到了关于“穷棒子社”的报道。
王国藩的创业精神让毛泽东激动不已，他提笔写道：“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只印了400本样本，到12月重编，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在编撰这本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将自己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理想和情怀全部融入了进去。
据协助他编辑此书的逄先知回忆：毛泽东编那本书时，是那样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改作文一样。“
毛泽东在看完最后一批稿件后，本想将书名定为《五亿农民的方向》。
很显然，毛泽东心里一直装着中国5亿多农民的出路和方向。
而这样的出路和方向，无疑就是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书里选编了176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典型经验，共90万字，比如怎么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过程，民族杂居地区、工业薄弱地区如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甚至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保卫工作、养猪的经验、农具的管理等都专门列了一类。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即便是不会办社的人，看了这本书，也能找到办社的具体方法。
他为这本书一共写了104条按语，其中一条里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
在《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的按语里，他写道：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让中国真正富起来虽然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但只要发挥人民群众无限的创造力，就可能创造出人间的奇迹。
1956年1月，这本融进了毛泽东对5亿农民深厚情感的书正式出版，毛泽东对秘书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毛泽东的高兴当然不止是因为一本书的出版，而是因为看到农业合作社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全面铺开，一个属于中国农民的崭新的时代已经到了。
虽然《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的时候，报纸、电台都没有发消息，但这本书里的思想还是很快传遍了全中国，成为五亿农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强劲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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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的时候，毛泽东问秘书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
很显然，在农业合作化尚未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思考起了5亿中国农民下一步的问题，他所要追求的，绝不仅仅只是让农民们能有地种、吃饱饭，而是要他们能真正地组织起来，为自己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
而农业合作化的下一步，就是人民公社。
1958年，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各地考察调研。
4月份，他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讨论过未来农村的组织形式。
据陆定一回忆，当时毛泽东曾畅想未来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
他的这些想法后来经过一些人的引用而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6月份的时候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
8月初的时候，毛泽东到河北一些地区调研，肯定了他们“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之后在河南视察的时候，更是认真看了他们的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
在河南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他第一次看到了“人民公社”的牌子，并且当即表态“人民公社名字好”。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谈到了人民公社问题。
他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小树还是自己的，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之后的会议上，中央对人民公社问题继续进行讨论。
刘少奇说：公社是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社的规模大小、社的发展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勉强，不要强迫命令。
关于“公社吃饭要不要钱”，刘少奇说“吃饭不要钱，今天不作决定。”
后来毛泽东也表明态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
同时他还指出：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个县搞一两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
8月29日，经过集体讨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毛泽东是以欣喜的心情来谈论人民公社的，他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
北戴河之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很快在全国农村掀起高潮。
结果，不仅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关于先做试点的范围，突破了他关于第二年春天再开始搞公社的规划，甚至突破了他和刘少奇再三讲的暂时不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意见。
其势头之猛，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到9月底，仅一个月的时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2万3千多个公社，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
从此，人民公社取代了农业合作社，成为了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直到八十年代，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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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公社的得失。
我这里就不做评论了。
想必，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判断。
我小时候，其实还残存了一点点关于公社的记忆和片段，那时候村里的人去镇上，都是说“去公社一趟”。
公社虽小，但从医院、供销社、农技站到电影院一应俱全。
反正在我的记忆里，公社是一个带有温度的名字，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有关怀、有情感链接的地方。
和现在主要承担商业功能的街道是不太一样的。
文章最后，我再给大家讲讲历史上真实的事，有助于大家去思考和认识公社。
1960年，公社化运动两年后。
面对非常严重的浮夸风，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拼命维护“面子”或者“捂盖子”。
相反，他的态度极为明确和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又说“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都要退赔”“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
我想，从这些话里，大概是能看得出来，毛泽东当年搞人民公社的初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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