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经历了战争考验的党的高级干部，陆续担任了全国各地的党政负责人，把工作重点转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此后，带领人民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些地方负责人，特别是省市委书记，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多，对毛泽东的教诲终生难以忘怀。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些省市委书记晚年的时候，每当回忆起毛泽东，总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陈丕显：毛泽东称他为“小陈”
1916年出生于福建的陈丕显，1929年参加革命。1949年4月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后，出色地完成了土改和镇反的任务，工业生产大部分产品的产量成倍增长，受到毛泽东的称赞。1952年2月，陈丕显调上海工作，成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一直到1966年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44次亲临上海调研指导。陈丕显晚年回忆：“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关心上海的工作，作出过许多重要批示、指示，亲自予以指导。同时，他有更多的机会到沪视察基层、访问民主人士、主持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他光辉的思想，伟大的风范，将铭记在上海人民的心田，上海人民永远怀念毛泽东。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较多机会向他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参加陪同视察、出席会议，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的风采。岁月流逝，抚今忆昔，虽只是部分片断，但他留给我的教育和启迪，却是那么经久而弥新。”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一直在考虑解放后如何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迅速开展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1949年3月25日进入北平次日，毛泽东第一个约见的是上海的黄炎培，恳谈经济问题，请他传递共产党的声音，“我们一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把资本家都杀了，我们要发展民营经济，要走出一个中国特色的民营经济路。”（黄方毅：《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忆父亲文集》第216页 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因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1953年开始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翼。在这个过程中，党争取到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从而成功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以新的实践丰富了马列主义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独创性贡献。
◆毛泽东与陈丕显合影。
作为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在对资改造中走到全国的前列。1956年1月10日，后来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正在上海的公司里上班，突然接到陈丕显的电话，要他速回家中。他匆匆赶回，陈丕显已在那里等他。陈告诉他，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们马上去厂里。荣毅仁后来回忆：“我们到申九不久，毛主席坐着汽车来了。他一下车就对我说：‘我来了！’当时我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想不到在北京对他讲的那句话（荣在北京开会时见到毛泽东时说希望毛泽东到上海看看），他竟记在心上了。”
毛泽东关切地向荣毅仁询问了工厂在公私合营后的生产情况。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说，工厂公私合营后我们怎么办？就是要把工厂管理好，要对代理人做工作，让他们认识到做社会主义的经理是光荣的，过去是为资本家办事，现在是为工人阶级办事。毛泽东对荣毅仁父子的关心和信任，使他们父子在后来的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信念：“我们两个要对得起国家”。
全程陪同的陈丕显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上海全市公私合营的工业总产值，比往年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
1957年7月8日，陈丕显陪同毛泽东调研上海机床厂。毛泽东得知解放后的七年中，上海生产的磨床供应全国，支援了各地的建设后，说：“国家建设需要这样的工厂。”当听到工厂由原来的仿制到已能自行设计磨床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同时意味深长地说：“要走独立设计的道路”，并强调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要“为我所用”。1958年9月28日，陈丕显陪同毛泽东调研刚刚建成的上钢一厂2号转炉。这座转炉是工人、技术人员只花了47天建成的。毛泽东握着工人的手鼓励说，“好好干，大有可为。”陈丕显顿时感到：“简单的几句话，充分体现着他对上海工人的信赖和希望。”
事实的确如此。1960年3月19日晚上，在陈丕显等人陪同下，毛泽东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联华带钢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孙令熙、上海工具厂革新能手朱富林、全国先进生产者上联电工器材厂工程师杨新富等，并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亲切随和地称陈丕显为“小陈”。毛泽东举杯说：“这一次，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技术革命搞得很好，我请大家吃顿便饭，感谢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在大搞技术革命的时候，尤其要记住这条真理。不试验，不失败，不会成功，凡事都要经过试验，在失败中取得经验，然后才会成功。”经过几年努力，到1965年，上海就有70多项产品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陈丕显晚年回忆这段辉煌历程时，满怀深情地写道：“毛泽东的这些教诲，一直鼓舞着上海的工人阶级，对我们今天的建设事业仍有启迪。”“上海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中，无不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毛泽东的待人处事，使陈丕显感受到一代伟人的人格魅力。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几次交往，陈丕显体会到什么是“肝胆相照”；毛泽东对谈家桢、苏步青等专家的鼓励支持，使陈丕显感受到“毛泽东生前非常关心科学事业”。而毛泽东在上海亲自交给他办过的两件事，使他晚年记忆犹新。一件是毛泽东对解放后在上海工作的湖南故友张维的关心。张维1957年不幸中风。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时，要陈接张夫人见面，了解张维的健康状况。会见时，张夫人转达了张维思念毛泽东之情。毛泽东表示下次来沪一定与他见面。翌年，毛泽东来沪期间，专门会见了这位故友，并一起照像，留下了促膝深谈的亲切场景。第二件事是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要陈去把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刘大杰接来会面。陈丕显晚年回忆：“这次会见犹如老朋友的聚会，谈话面很广，从《辞海》修改谈起，谈到教学改革、学术争鸣、宋代理学与乾嘉学派的是非、古典文学的臧否及京剧、现代戏等，毛泽东与他们谈笑风生、谈古论今，并鼓励他们正确对待争鸣，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反映了毛泽东崇尚学术争鸣和他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
回顾这些生动的往事，陈丕显写道：毛泽东对各界朋友的“思想、生活关怀备至，使他们由衷地敬重人民的领袖，感受党的温暖”。
江渭清：“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江渭清（1910年—2000年)，湖南省平江县人，1927年投身革命。战争年代，江渭清曾负伤八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渭清离开战斗了20多年的部队，来到江苏领导地方工作，又将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献给他曾为之流血战斗的土地。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江渭清撰文《谆谆教导殷殷情怀》纪念毛泽东。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恩格斯曾经称颂马克思：‘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我以为，用这个意思称赞毛泽东同志也是恰当的。”“我长期在江苏工作，建国后毛主席先后来江苏20余次，我有机会聆听毛主席对我们省、市各项工作所作的多次指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南京解放后，江渭清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1952年底恢复江苏省建制时，任江苏省委第二书记。1956年起，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直至1967年初。
◆1956年，毛泽东与江渭清亲切交谈。
在江渭清的心目中，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南京解放后，“主席对南京的工作曾多次作重要指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我们市委一班人，务必用革命的干劲、科学的态度，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将南京这座臃肿、膨胀，为官僚消费服务特点的城市，变为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城市。’”经过五年的努力实践，据1957年底统计，江苏省的工业总产值已达32亿多元，比1949年底南京市加苏南、苏北和徐州、海州合计数增加了近三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但在任何时候，江渭清总是不忘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教诲。
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华民族一直把治水作为治国兴邦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初，淮河成为最大的一条害河，也是公认最难治的一条河流。1950年7月20日，毛泽东就根治淮河问题写批语给周恩来。1951年5月2日 ，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离京前往皖北、河南、苏北三省区视察治淮工程，带去有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后来，江渭清陪同毛泽东在苏北地区调研时，毛泽东当面对江渭清说，我们都是农民出身的，深知农民的疾苦，不首先解决其温饱问题，几亿农民怎会拥护我们？历代苏北、皖北水患严重，农业落后，一月无雨就旱、一月三雨便涝，要彻底改变这种面貌，必须先从水利着手，解决命脉问题啊！忆及这段历史，江渭清感叹道：“主席的指示真是高瞻远瞩，语重心长。”
江渭清和省委一班人，带领全省人民，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友好国家曾派代表团前往参观学习，对新中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表示由衷的钦佩。毛泽东每一次到江苏，都与江渭清等人谈农业，谈粮棉油，谈科学种田，谈农民生活的改善。不但和省委负责人谈，还专门找市和县的负责人一起谈。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在南京，要省委找一位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谈农村情况。省委安排了正在参加江苏省委扩大会议的农民出身的泰兴县委书记沙克。见面时，大家谈到养猪多利于农业生产的事。江渭清指着沙克介绍说：“他们那里有四句话。”毛泽东问：“哪四句话？”沙克用当地方言回答：“泰兴有‘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意思是，养猪很重要，种田必须多养猪，猪肥多了，庄稼长得好，可以多打粮食。”诙谐押韵，举座大笑。毛泽东没有听懂泰兴方言，江渭清赶忙用普通话解说一遍。毛泽东点头大笑，表示鼓励。后来在党内干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养猪、积肥与农业的关系。江渭清后来回忆：“五十年代后期，毛主席亲自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这是他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各地基层作充分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是当时科学种田经验的高度总结。全国广大农村，在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后都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甜头，农业生产都会有所发展。大凡年长一点的同志都会记得，毛主席一贯要求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注重实践、实效。”
“大跃进”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在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第一个站出来，就“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并明确承担责任。他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1961年1月29日，毛泽东在南京和江渭清等人谈话时在谈到纠正“共产风”“破产退赔”时，毛泽东说：“这个产本来不是他的，是抢来的，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剥夺农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四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534页）
1961年12月13日傍晚，毛泽东在调研广州、杭州和上海之后，到达无锡。14日，毛泽东与江渭清等省委负责人和无锡等地市委负责人进行座谈。江渭清在介绍情况后，毛泽东表示赞成江渭清对情况所作的具体分析。当江渭清谈到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不是有意的时候，毛泽东鼓励说：不要怕鬼，没有经验，讲清楚可以了。在谈到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当毛泽东听到江渭清说江苏征购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时，很高兴。毛泽东对江渭清说：你超额的统统留给你江苏，调动你们的积极性。江渭清表示，不要那么多，只要四六分成，省里留四成就够了。毛泽东说，我同意，大包干，就是要调动积极性。在听了江渭清汇报南京搞十副担子（指小吃、小零售、小手艺等担子）串街，既活跃了市场，又方便了群众的做法，毛泽东连声称赞。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江渭清和其他各级党委负责人都深刻感到：这次座谈会使他们“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的含义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五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57至59页）
晚年的江渭清回顾毛泽东对江苏的亲切关怀时说：“我们江苏的广大干群、从自己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中加深领会了毛主席心中深邃的思考，这是造福后人造福全人类的千年万年大计啊。”
见过毛泽东40次的陶鲁笳
陶鲁笳，1917年2月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的溧阳。1936年夏在河北石家庄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6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9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2011年在北京逝世。从1953年1月到1965年8月，陶鲁笳见过毛泽东40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小型会议有20多次，同桌进餐八九次。陶鲁笳后来回忆说，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后在山西工作的这10多年的历程，真是我一生中最幸运、最难忘的美好时光。
◆1959年，陶鲁笳（左排左二）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晚年的陶鲁笳住院治疗。专程前来采访他的媒体写道：“病房里，只要听我们提起毛主席，陶老就不由自主竖起大拇指。他清楚记得1949年在香山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就教诲说“领导干部要兼顾‘四面八方’”。
“四面八方”四个字，成为陶鲁笳后来工作的指南。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的“人间奇迹”之一的红旗渠。1959年6月，时任河南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决心彻底解决林县缺水的问题。他们想引山西境内的漳河水入林县。为让山西方面同意引水，河南省委领导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写信求援。陶鲁笳接信后，立刻召集会议研究，同意林县引水请求。同样缺水的山西向林县人民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红旗渠的“总设计师”杨贵后来说：“陶书记人在山西，却心系河南，真的是兼顾‘四面八方’了。”
“从1955年夏季起，党中央、毛泽东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毛泽东不仅将农村工作看作各方面互相联系的综合体，而且还将农业发展置于整个国家建设的框架之中，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互相支持和促进，尤其是加强工农联盟，增强工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援。毛泽东兼顾“四面八方”的思想充分反映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中。在这个文件制定过程中，陶鲁笳多次聆听了毛泽东的教诲，其中有两件事最令他难忘。一件是1955年7月26日，毛泽东单独找他谈山西农村合作化情况。谈完话后，毛泽东一再叮嘱他，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另一件是，《纲要》最后一条是毛泽东采纳了他的意见列入的。
据《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二卷记载，1956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就天天研究农业发展问题。1月1日晚，召开座谈会商讨修改“农业十七条”（即《纲要》的初稿）。次日继续。1月3日到杭州后继续开会讨论，1月4日形成由十七条增加到二十二条的修改稿。1月5日—9日 在杭州大华饭店主持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陶鲁笳是参加者之一---引者注），讨论修改农业二十二条。“1月9日晨，致信周恩来：‘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二十四条讲勤俭办社和第四十条讲工农联盟，其余还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
“工农联盟”这一条，是陶鲁笳提出来的。他后来回忆：“在会议上，我汇报说：‘为加强工农联盟、城乡互助、发展工农业生产，山西从1951年开始，每年春节组织工农相互访问、联欢的活动，特别是1953年12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春节期间组织工农联欢的指示》以后，工农相互访问，联欢的规模更大，效果更为显著，出现了许多工农相互支援的生动事例。’毛泽东同志听后很赞赏。他说‘这很好嘛！为什么不早提出来？要写进40条，你负责起草。’这就是40条的最后一条。”“《农业40条》（即《纲要》---引者注）是靠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产生的。而它的实现，仍然要靠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同样是全党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这样的内容：“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向‘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土地开战，连年战胜严重自然灾害，使生产获得很大发展。全国上下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曾经有段时间，社会上出现否定“农业学大寨”的声音。作为最早向毛泽东介绍大寨的陶鲁笳，执笔写了《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一文，将大寨发展的真实历史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1964年3月28日到29日，毛泽东召集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陶鲁笳等人，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听取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说，前不久我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陶曾蹲点三次），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陶鲁笳清楚记得，他汇报关于大寨的内容很快引起毛泽东的兴趣。“毛主席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类似这样借题联想、旁征博引的谈话，在我同毛主席的接触中不止听到过一次。”
1993年，陶鲁笳撰文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在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12年间，曾同毛泽东同志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交往，他那特有的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非凡的理论概括力和说服力、运用自如的渊博的历史知识、深入浅出生动风趣的谈吐、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至今记忆犹新，令我神往。”
2010年，93岁高龄的陶鲁笳在接受专访。文章描述道：“陶老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太行山上打击日寇和新中国成立后在山西工作的那段岁月，尤其是多次见到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大寨和介绍陈永贵时，不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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