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对近代化（现代化）中国的憧憬

提要：中共七大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召开的，中华民族即将迎来近代以来反抗外敌侵略斗争中第一次完全的胜利。面对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挑战，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为切入点，依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中国与世界四个方面，全面描绘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近代化中国的宏伟蓝图，缜密细致地勾画出其具体的实现路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相关论述，是对中共24年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是在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以来国际国内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进行综合审视和深入剖析后阐发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战略，是对如何建设一个近代化中国的科学展望，构成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毛泽东思想最鲜活的时代新篇章。

　　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就是使中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达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前提条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意。因此，实现现代化与实现民族复兴具有同等意义。对于矢志于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和中国人民翻身与幸福事业的毛泽东而言，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其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中国实现“现代化”是其绕不开的话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很少使用完整意义的“现代化”表述①，但他使用过“现代国家”的概念。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畅谈了其对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构想：“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②在此后一直到西柏坡期间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未再发现他使用“现代化”的字样。但在七年之后，他又使用了“近代化”的概念。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七大代表等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③“近代化”是一个外来词，在英文中与“现代化”是同一个词，如果用来表达时空含义时，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根念。但是，毛泽东并不是泛泛地谈“近代化”，他提及的一般都是有限定作用的词汇，如“农业的近代化”“近代的大城市”或有“近代化”意味的“工业化”。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与中共六大间隔17年，与中共八大又间隔了11年，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会议。中共七大的酝酿召开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关于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实际包含了对这17年乃至中共诞生以来24年历史的总结。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上下对历史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形成基本一致的认识，从而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立场上得到思想统一和组织团结，中共七大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筹备召开的。研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论述，不能不联系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主报告《论联合政府》就是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期间起草并经讨论修改完成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坚持要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完成对党的历史问题的清算总结，而中共七大则主要是解决现实和未来如何发展的新问题。换言之，召开中共七大的目的重点是面向未来，集中阐述中共的新主张、新政策和新思想。为行文集中简洁，本文不拟就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及的每一种观点的形成渊源进行梳理研究，只以中共七大正式会议期间，即1945年4月21日预备会议开始到6月11日大会闭幕，毛泽东所发表的结论性言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当然，材料的使用也并非完全以发表时间为限。

　　中共七大的主题之一就是在战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对新中国的构想，与《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相关论述有所不同，不仅更具体，而且更具实践性和操作性。“比如《新民主主义论》那本小册子，没有说具体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纲领。”④尤其是关于近代化（现代化）中国的构想，是毛泽东以往从未展开论述的。本文权且将毛泽东使用的“近代化”理解为“现代化”或“使……时代化”之意，并在这一语境下对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关于“近代化中国”的憧憬做一些归纳和分析。

一、关于近代化中国的政治

　　中共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具体化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并强调“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即建设近代化中国的总目标。⑤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独立”，就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即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这是建设近代化中国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所谓“统一”，既是“独立”后的必然要求，也是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必须努力的目标，“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⑥。中国人民需要的是在抗战、团结、进步基础上的统一，是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而不是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所谓“自由”和“民主”，二者是同步的，“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还必须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只有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才能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所谓“富强”，就是中国人民对近代化中国的期盼，“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独立，那就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民主，那就还是受封建势力的压迫”，“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⑦毛泽东把近代化中国的政治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围绕在战后建设一个什么样国家的现实性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理论，使之在理论形态上更加完善，在操作上更加具体可行。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已经完全破产了。⑧同时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且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表现出强大能力的、领导着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此外，由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主要任务所决定，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因此“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十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段论与目标论相统一的观点，对中共二大就提出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理论，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生动的阐述。他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的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具体阐述了其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政体“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的观点，同时，针对蒋介石愈演愈烈的独裁专制，毛泽东提出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为首要目标，对如何实施中共在1944年9月倡议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及其实现步骤进行了具体的规划：第一步“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⑨；第二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之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可以概括为“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还对未来实现建立“联合政府”主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进行了科学的预测和分析：一是坏的可能性，即“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三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⑩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把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说成是“推翻政府”，把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主张说成是“分赃会议”，并且拒不承认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合法地位等行径，提出拟在1945年11月筹建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解放区人民联合会）以为制衡。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一致对日，毛泽东明确“这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时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但“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⑪此后，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内和平，解放区人民联合会最终未能成立。

　　中共七大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中共七大关于采取“联合政府”的方式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路线，最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实现，其过程完全是按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设想的步骤发展完成的。⑫

二、关于近代化中国的经济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论较多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其共计十五个标题的论述中，只有一个标题是专门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则对此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系统和详细的阐述。他重申了《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论述，即按照孙中山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一定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经营者组成的”。同时，围绕这一理论观点，毛泽东比较系统全面地勾画出未来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依靠力量、路径方法。

　　第一，提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认为，“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泽东把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即中国实现工业化，作为建设近代化中国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讲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并表示“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

　　第二，指明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领导阶级与主要依靠力量

　　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是“政治上最觉悟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阶级”“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起着极大的作用”。他们“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鉴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允许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劳资矛盾势所难免，他具体阐述了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如何处理劳资关系问题的办法：“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关于农民阶级，毛泽东指出：农民不仅是现阶段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和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而且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因此，“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他还认为：“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又从党的思想领导的角度，强调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农民“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鉴于抗战时期为团结一致抗日，尚不能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毛泽东重申，在抗战时期不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而是实行减租减息。这是“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则鼓励其发展生产”。

　　第三，把是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别一个政党一切政策优劣的标准

　　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突出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把破除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近代化中国的具体目标相联系。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第一次鲜明地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将其作为检验一个政党的一切作为是否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标准，既以此增强中共全体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向全社会表明中共要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坚强决心。

　　第四，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与《新民主主义论》有所不同，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既继续阐明孙中山“节制资本”主张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性；又针对外界对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的怀疑，更多地强调“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⑬。他认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只是较为概括性地明确“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在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则明确提出“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他认为，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走下坡路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⑭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对《论联合政府》的内容进行解释时，特别指出：“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对专制主义为第一。”⑮中共七大期间，他一再强调“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⑯。他认为这是一种空想，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如此高度地肯定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其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论述中是仅见的，不仅反映出其对旧中国生产力极其低下、经济发展异常落后状况的深切了解，同时透映出其对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急切期望。

　　第五，关于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和没收买办资产阶级资产为国家所有的政策构想

　　这一构想是曲折表达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只明确提出要没收日本侵略者在华资产和重要汉奸财产，但其通过引用孙中山“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之言作为中共的一项经济政策，实际提出了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和大资产阶级官僚资本的主张。在口头政治报告中解释为什么没有写明“没收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财产”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引用孙中山的话，“意思已经有了”“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产为国家所有的”⑱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过去所不曾明确的。1948年9月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指出：“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⑲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关于没收垄断资本思路的提出，表明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已经初步形成。而其正式提出则是在1947年12月25日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

　　第六，为发展工业，欢迎外国投资

　　毛泽东是以一种开放的观点看待中国的近代化问题的。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提出“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的观点。他认为，“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⑳。在中共七大的书面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的资金来源无非两个，一是中国人民的积累，一是外国的投资。他指出“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干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和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和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㉑在新中国成立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删去了《论联合政府》中的此段论述，胡乔木认为这“与建国初期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变化有关”㉒。

　　第七，提出工作重点和工作方针准备转变的战略思想

　　早在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开始讨论是否把夺取大城市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毛泽东为此起草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七大上，围绕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立新中国的总任务，毛泽东明确地主张“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如果我们对干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一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一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⑰

　　毛泽东强调要转变思想，“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要一批一批地派干部到城市去，“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为此，他号召“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克服困难”㉓“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他提出要夺取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这样的中心城市，并表示：“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㉔毛泽东指出，“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他还总结了中共的历史发展道路，阐明其发展规律“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这就是我们的预见”。㉕

　　在中共十大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他认为，中共现有的根据地都是处于被敌人分割分散的状态，而且没有工业，不巩固，有灭亡的危险。“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㉖为此，他不仅要求全党同志要有精神上的准备，还要准备开展工人运动的干部，甚至在中共七大中央委员的选举方针上也要求“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中共七大代表：“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㉗

　　毛泽东对近代化中国的未来充满憧憬。比如他在谈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时，针对中国革命是由强敌包围下的一个个山头（即根据地）发展起来的特点，指出“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他建议中共七大的选举中要照顾山头主义，这样才能消灭山头主义。“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还主张，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包罗各种人才，照顾各个方面，要汇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才，但这是“从集中求完全，不是个人求完全。我们要完全或者比较完全一点才好，但是再过几年我们的中央又会是不完全的。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㉘。因此，他未雨绸缪，主张选举有学习精神的人，以适应将来事业大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关于准备转变的战略思想，不仅适应了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的形势，预见到抗战胜利后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发展的必要步骤；而且着眼干大城市的经济基础，强调工业和重工业的重要性，隐约透露出其在战后依托东北的工业基础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进而建设近代化新中国的战略思维。

三、关于近代化中国的文化

　　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因此，他在中共七大上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相关理论问题只是做了一些结论性的概括，未再做更多的论述。毛泽东主要着眼于如何建设“近代化中国”的文化，着重在操作层面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具体来说，

　　第一，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作用，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界所遭受的苦难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和深切的同情。“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毛泽东认为，在旧中国条件下，“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与此同时，他充分肯定了“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第二明确近代化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明确近代化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有：“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对干外国文化，排外主义和盲目搬用的方针都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第三，指明近代化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

　　毛泽东认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他要求“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毛泽东在强调文化运动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同时，特别指出，这“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

　　第四，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一方面，毛泽东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他认为“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㉙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既有革命性，又有动摇性。在中共七大上，他没有再像《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样，更多地从理论上阐述知识分子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和如何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而是运用从延安整风和文艺座谈会上获取的经验，主张对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他认为：“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靠我们党经常地向他们进行适当的宣传，主要是靠实际行动，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力量，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军队。”㉚

　　毛泽东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㉛他号召“在为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的总方针下，共产党员应该不分阶级、信仰与党派，和一切知识分子很好的团结起来”㉜。

四、关于近代化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把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希望主要寄托于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即“这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但是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和的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关于战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及其对近代化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共相应政策的论述，主要是：

　　第一，对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

　　这一判断为：法西斯侵略国家的败局已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国际和平有望实现。毛泽东认为：“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第二，赞同同盟国一系列国际会议的精神，欢迎美英等国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

　　毛泽东特别称赞开罗会议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和“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是正确的，是很好的；进而表示“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当时毛泽东和蒋介石一样，都不知道克里米亚会议的雅尔塔秘密协议有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内容——引者注）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同时他对建立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联合国表示完全同意，并特意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毛泽东对1943年初以来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举措表示欢迎。他代表中共严正声明：“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毛泽东特别对美英苏三国首脑克里米亚会议公开宣布的内容“表示热烈的赞同”。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在欧洲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最后残余，确立各国的国内和平，建立各国人民自己所选举的民主制度，组织临时政权机关，这种政权机关应广泛地包罗人口中一切民主成分的代表，并保证尽早举行自由选举，以建立执行人民意志的政府。毛泽东之所以对上述内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是因为其认为“克里米亚的路线，和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东方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㉝。随即，毛泽东逐一对照克里米亚会议的主张，阐述了其在东方、在中国必须实行的举措和步骤。这包括：日本侵略者必须最后地被打败，并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产生的原因，不许中途妥协；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必须被消灭，不许保留丝毫；中国必须建立国内和平，不许再打内战；国民党独裁统治必须废止，以及废止之后先建立包罗中国人口中一切民主成分代表的临时联合政府，进而经过无拘束的自由选举，建立执行人民意志的正式的联合政府。

　　第三，阐明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包括：“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尚未赢得对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关心自己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且牵挂着亚洲各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代表中共宣布：支持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希望印度独立，因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对于南洋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这些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宽广胸怀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全世界共同实现和平与进步的向往。

　　第四，寄希望于世界人民的支持

　　面对即将取得彻底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胜利和有利的国际条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告诫全党，在国际上“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同时，他始终坚信正义的力量一定能够战胜邪恶势力。

　　对于苏联，毛泽东称赞“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并认为它是促讲中国国内和平的一个重要力量，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尽管毛泽东对苏联不乏赞誉之词，但是他对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的八年间苏联对中共支持的力度究竟如何再清楚不过。因此，毛泽东对苏联没有抱奢望，他把“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作为中共在抗战胜利后迎接新挑战时可能遇到的17种困难之一。他指出，我们“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么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㉞。

　　对于英美两国，特别是美国，毛泽东一方面认为其“在反对日本侵略者共同事业上所做的伟大努力，以及两国政府与两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同情与援助，是值得感谢的”㉟；另一方面对战后“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㊱的危险，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和中国“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的危险，有着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毛泽东郑重声明：“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毛泽东既告诫党内同志，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同时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非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道流。目前反动的道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㊲

　　毛泽东综合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做出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之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前途的判断。他明确指出，对于“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而言，“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毛泽东坚信：“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结语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就明确“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㊳；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他进一步指出“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这次大会，最重要的原因是大会的召开，适逢中国人民即将取得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族侵略的斗争中第一次彻底的胜利，中华民族即将迎来走向伟大复兴的起点。与此相关，毛泽东深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㊵。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肩负着全中国人民的期望和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集中了全党120多万党员意志的中共七大，必须向全中国人民交出一份将中国引向光明前途的历史答卷。

　　毛泽东是作为一个与执政中国18年的国民党分庭抗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去展望和构想如何建设一个近代化中国的。这个党的党员人数已经发展到121万，有强大的解放区，拥有人口9550万，拥有人民武装91万和民兵220万，㊶其中大的解放区有19个，“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党在过去的24年间，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英勇奋斗，尝尽了艰难困苦，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经过整风学习和对党的历史的系统总结，全党上下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和工作方法，大家一致认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㊷中共七大郑重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而使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这个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认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非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这个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他认为：“到了现在，我们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㊸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和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时代特征出发，指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阶级力量领导的救国运动一一失败的历史过程，从中共成立24年来领导中国革命两次成功与两次失败的经验，以及中共始终如一的革命坚定性和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出发，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从中共自身的先进性和当时已经聚集起的强大力量出发，指明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率领全国人民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领导核心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豪迈地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的历史结论，既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瞩望，更是对领导中国实现近代化（现代化）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切期盼。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的最后满怀激情地呼唤：“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注释：

　　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谈及提高军事技术水平时说：“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见《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②《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938年7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③《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1945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裁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④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4页。

　　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4105页。

　　⑥以下未再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9-1100页。

　　⑦《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39页。

　　⑧《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此论断，还只是通过理论分析推理认定的，中共七大则从事实上认定其已经破产。

　　⑨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8页。

　　⑩《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2-103页。

　　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22-223页。

　　⑫蒋建农：《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发展轨迹与主要特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29-41、219页。

　　⑬“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此语《论联合政府》最初公开发表时的版本行文是：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干国家和人民，有益干社会的向前发展。”见《毛泽东选集》卷二，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316页。以下凡标注为《论联合政府》的注释，均出自东北书店1948年版。

　　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9页。

　　⑮《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0页

　　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6页。

　　⑰《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5-126页。

　　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⑲《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桊，第475页。

　　⑳《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卷二，第336页。

　　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页。

　　㉒《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02页。

　　㉓《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6页。

　　㉔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7页。

　　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02页。

　　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8-219页。

　　㉗《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32-233页。

　　㉘《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67-171页。

　　㉙《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8-149页。

　　㉚《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页。

　　㉛《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54页。

　　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卷二，第338页。

　　㉝《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卷二，第339-340页。

　　㉞《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7页。

　　㉟《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卷二，第341页。

　　㊱《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4页。斯科比，驻希腊的英军司令。当德军从希腊败退时，他带领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一同进攻长期在希腊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民众。

　　㊲《墨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36页。

　　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页。

　　㊴《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7页。

　　㊵《论鲁迅》（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页。

　　㊶《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19页。

　　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页。

　　㊸《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