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动态的变化性，即在不同的时代主题和实践任务之下展现出关于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同的理论思考，彰显出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认知范式转化。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经历了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与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历史性出场、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主体自觉，以及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性转变三大历史阶段。当前，在新时代历史语境下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需要厘清毛泽东时代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本历程，其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原问题”，也关乎当前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代价值的理解。
关键词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历史逻辑；范式转化
工业化被公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具颠覆性的历史变革，其一经出现便在社会生产领域引发了惊涛骇浪，同时还从本质上重塑了人类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基本样态。工业化作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标识，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都不能脱离的历史主线和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中国工业化起步比西方国家晚了近一个世纪，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从未停止关于工业化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脚步，从最初遭遇西方工业文明侵扰时的惊慌失措，再到今天稳步迈向世界工业强国的淡定从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这条正确道路的选择和历史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接续努力。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工业化建设的代表人物，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核心主题，经过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辛探索，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风格、彰显社会主义属性的工业化思想。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背后彰显着特殊的历史逻辑和范式转换。以历史发生学的方式考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进程，可见其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即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与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历史性出场、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主体自觉，以及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性转变。在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历史征程上，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渊源与丰富内涵，必须回溯到毛泽东时代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原初探索，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探索之中汲取实践的经验与理论的智慧。
▴我国劳动工人风貌
一、历史生成：从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到建立工业国的设想
鸦片战争以降，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将中华帝国的优越感打入尘埃，使长期以来奉行闭关锁国的中国不得不放弃原先一直固守的“天朝中心论”，开始思考自身在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位置。自此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古老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双重冲击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生存危机，经历了亡国灭种的历史考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成为彼时中国先进分子在寻求救亡图存之路时所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开始将目光转向西方世界，开启了漫长而又坎坷的学习西方之路。诚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2]。然而从“器物”（洋务运动）到“制度”（戊戌变法）再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学习西方的探索，“你方唱罢我登场”，却无一例外走向了失败。纵观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既有关乎“体用”问题的宏观层面探讨，又有关乎具体实施方案的微观层面求索。在向西方学习技术、制度和文化的多条线索中，如何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工业化道路，摆脱西方工业化内含的殖民主义逻辑的侵扰，成为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工业化逻辑之后所产生的内在历史性问题。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历史性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通过发展工业摆脱“落后挨打”状态，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普遍共识。无论是主张发展近代工业的洪仁玕，还是决心创办军事工业的洋务派，抑或是主张“定为工国”的康有为，无不体现近代仁人志士通过工业化实现救亡图存的美好愿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思考与近代中国的悲惨遭遇息息相关，同时也与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思考“中国应当实现国家富强”的问题有纵向的逻辑继承性。青年毛泽东曾一度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认为化解中国近代所遭遇的民族危机离不开关于“大本大源”之宏大命题的思考，解决实业（工业化）与教育这些相对枝节性的问题无法真正帮助中国摆脱危机。然而，随着世界局势和国内外状况的变化，毛泽东的思想也随之发生转变，他开始逐步意识到工业化对于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有着极端的重要性。从青年时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虽未对中国工业化问题作出长篇大论，但在这一时期有许多关于工业化问题的深刻表述，并且相关表述呈现出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前瞻性思考。从总体上来看，一方面，毛泽东努力摆脱本源性（诸如呼声革命、新人锻造等伦理道德层面的反抗）的早期救亡图存思想，开始意识到国家富强的必经之路是工业化；另一方面，毛泽东开创性地提出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构建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战略目标。毛泽东之所以认识到工业化对于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意义，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发展密不可分。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在“何以立国”的问题上爆发过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争论的交锋点主要围绕“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这场争论产生的诸多影响之一，便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工业化理念的广泛传播。毛泽东当时也深受“工业立国”思想的影响，加之他本身对于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遇有着深刻的感知，对于西方工业化的强大物质逻辑有着直接的感触，朝向工业救国的思想转向也就具备了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毛泽东在1927年4月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就已经开始阐述土地问题与工业化发展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而解决土地问题还有一个重要意义便是“发展中国工业”[3]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战略转移到农村地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革命根据地军事工业并不发达，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发展工业生产”[4]。尽管不断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毛泽东依然强调要“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5]。由此可见，毛泽东此时已经提出了推进工业化的问题，但由于革命战争年代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问题更多作为一种未来的远景规划或美好愿景，其本人对于究竟如何发展工业化尚未做出系统完整的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直面日寇铁蹄特别是帝国主义现代军事工业的洪流，使中国人对工业化物质逻辑特别是强大军事工业的力量有了更为深刻的现实感触。这一时期，毛泽东将“必须发展工业”[6]视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前提和基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持久战斗的重要举措就是“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7]。在1940年《论政策》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推动抗日根据地工业建设的重要性，“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8]，“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9]。
单纯在理论层面意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并不足够，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工业化建设，这是毛泽东思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意识到，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工业救国思想之所以未能在实践上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扫清中国工业发展的政治障碍，即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推翻“三座大山”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在1940年创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未来社会的政治构想——新民主主义社会，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扫清政治层面障碍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引。在毛泽东看来，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发展工业化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倘若不具备大规模的工业，便不可能有巩固的国防，也不可能有人民之幸福、国家之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之后，主要任务便是集中力量发展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0]。1944年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是在中国推动工业发展的前提。[11]
众所周知，工业化的实现离不开两个基础性的条件：一是推动工业化发展的资金，二是推动工业化发展的人力资源。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中国工业化发展并不具备上述两大条件。一者，广大农民附庸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并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主体，不能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自由劳动力；二者，小农经济生产的落后性，使得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发展缺乏资金支撑。由此观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对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构成了在中国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前提。因为一方面农民通过土地革命实现了自身的独立与解放，这也为其转变为自由劳动力并转移到城市之中，进而成为支撑工业发展的产业工人提供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曾经设想的那样，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和建设现代城市需要经历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土地革命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农业发展不仅可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丰富原料和广阔市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解决工业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可见，完成土地改革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提升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基础性前提。概言之，一方面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为工业化扫清系列政治障碍，另一方面工业化发展本身也有助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在毛泽东的战略设想中，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反对封建社会的革命性产物，其与封建社会存在着本质性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为工业基础与农业基础的根本性差异，“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2]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工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因为这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摆脱“落后挨打”的重要动力。“工业化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13]就此意义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完成土地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的工业社会。
毛泽东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预设中，初步勾勒了通过工业化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美好蓝图，但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工业化内涵和具体实现步骤的认识，经历了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关于“工业国”的认识和理解是不断变化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提出要建立的工业国指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国，然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随着战争逐步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业化的主导力量，毛泽东越来越强调社会主义因素的重要性，更加注重利用工业化促进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于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步骤和实施方案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尽管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14]，但是一开始在具体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与步骤方法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划。毛泽东倡导的“两个转变”——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呈现出一定意义上的理论预想性，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总的来说，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历经从萌生到进一步发展的过程，最后形成相对系统的工业化理论预设。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目标的最初理论与实践探索，之所以设定这一理想目标，主要是基于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大国、不断遭受列强欺辱之上的考量，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工业，以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目标。
二、主体自觉：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当时工业化的真实状况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5]。世界各国在观望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新生政权所面临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国家的工业化应该如何推进？在原料、资金、市场等因素都相对不足的条件下，应该如何推动工业化起步？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业建设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面对上述复杂问题的考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探索，通过从“以苏为师”、学习苏联工业化建设经验，到“以苏为鉴”、立足中国国情的主体性建构，探索出一条彰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现实经验的相对缺乏，毛泽东对于中国工业化如何开展这一问题，并未形成科学理性的思考，在推进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主要以学习效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形式加以展开。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学习和模仿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是由多方面原因综合决定的。一方面，当时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工业化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只能接触到那些与苏联站在一起的国家里的有限市场和技术”。[16]另一方面，苏联工业化的成功实践，为其应对恶劣的国际环境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无疑使百废待兴的中国看到了走向胜利的曙光，“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7]
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卓有成效的做法、令人瞩目的成就，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更好地学习苏联的做法和经验，毛泽东主张“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8]此时在中国传播甚广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着重介绍了斯大林关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思想。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经验的影响下，毛泽东制定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采取以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建设，制定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底，“三大改造”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为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化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此外，新中国制定和实施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一五”计划，逐步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在学习苏联工业化模式和经验的过程中取得了诸多显著成就，但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确实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这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加之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苏联工业化模式中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与问题，这也让毛泽东认识到必须要“引以为戒”[19]，即由全盘学习苏联工业化转向“以苏为鉴”。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之所以经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逻辑转变，具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主观上来看，随着中国工业化实践经验的日益丰富，毛泽东对于工业化的认识和理解逐步深入，开始意识到苏联工业化模式中存在的不足和弊端。此外毛泽东本人始终坚持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面对缺乏创造性而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做法，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20]，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发展方案。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来看，苏联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由于没有处理好“农轻重”发展的顺序和比例关系，“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21]，最终造成了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和经济比例失衡，反过来影响了苏联工业化的健康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言，“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2]由此可见，以批判性态度对待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强调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标志着毛泽东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开端。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主体性意识生成，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本的相关论述之中。从总体上来看，毛泽东在自主探索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的实践原则。他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思考，主要涉及“农轻重”比例关系问题，工业的空间布局问题（如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国家、生产单位、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构成了《论十大关系》首先阐述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强调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23]，“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就是辩证处理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农轻重”的比重问题。其次，毛泽东关于工业的空间布局问题的思考，是建立在对国际和国内局势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理论结晶。毛泽东认为，在短时间内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可以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工业，对发展沿海地区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对于内地工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积极发展沿海工业并不意味着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地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该摆在内地”，这对于平衡工业布局大有裨益。最后，在思考如何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个人三者之间关系问题时，毛泽东秉承“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24]的科学态度，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同时，他强调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要发展工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在充分总结苏联工业化模式深刻教训基础上，毛泽东立足本国实际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实践举措，深刻影响了未来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布局与实践走向。特别是工农业投资比例调整与两者同步发展的思想，对规避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而长期忽略轻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不良影响具有突破性意义。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实现了从学习苏联工业模式向“以苏为鉴”的范式转换，尤其是此时正式提出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重要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在新中国工业化的伟大实践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
三、整体性转变：从工业化到现代化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对工业化内涵理解的不断深化，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实现了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性转变，其主要表现为将工业化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逻辑中加以综合把握，更加强调科学技术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两个联系十分紧密，又极其容易被人们混淆的概念。因此，在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整体性转变展开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对上述两个重要概念进行基本辨析，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基本梳理。通常所理解的“工业化”，意指制造业（包括轻重两种制造业）的发展[25]，而现代化则是对科学革命以来，人类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变动的总称[26]。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共性是二者都表现为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内涵较前者更为丰富，引起变革的范围和影响更大。或者以更加简便的方式来看，工业化更加强调物质层面的社会变革，而现代化则是基于工业化基础之上更加全面、更加丰富的概念，不仅包含物质生产方式由前现代到机器化生产的变革，而且包括思想层面启蒙理性的凸显以及人的现代化等内涵。
实际上，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检索不难发现，毛泽东本人一开始并未明确区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概念。这一点可以进一步从相关概念史的考证中得到证明。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经常运用与“工业化”和“现代化”内涵相近的概念，例如“社会化”“近代化”等，来形容工业和农业发展的目标。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27]。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稳步推进，以及工业化显著成就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深刻社会变化，毛泽东开始将工业化置于更加宽广的视角加以把握，即将工业化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毛泽东对工业化的理解没有局限在经济技术层面，而是将其与现代化的本质属性相关联，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出发加以把握。这一转变实际上也折射出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变化。例如，在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28]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将我国建设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9]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原先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上，新增国防现代化，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思想。毛泽东之所以会将工业化建设拓展到内涵更为丰富的现代化领域，实现对工业化内涵认知的整体性转变，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首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毛泽东一直秉承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息息相关，与此同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内容也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意识到工业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实现工业化也包含着农业现代化。他曾指出，即使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超过70% ，也并不意味我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目标[30]，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建立在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还未建成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31]。要想实现工业化的长足发展，必须解决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32]，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其次，强调科学文化现代化在推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工业化思考的重要维度。毛泽东强调要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33]，科学技术是“向自然开战”的重要武器；另一方面，当时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34]，毛泽东再次深刻感受到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将技术革命视为推进工业化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实施“赶超战略”的重要途径。毛泽东不仅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工业发展领域的重要性，还十分强调思想文化因素的重要价值，强调文化和观念在人们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科学技术固然具有重要作用，但技术本身并不是无主体的客观过程，人是掌握和运用技术的文化主体，所以要努力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
最后，毛泽东在原先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上，新增国防现代化，背后也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在毛泽东看来，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实践主题，“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35]。工业化作为经济建设的核心议题，当然与国防现代化息息相关，现代工业与现代国防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中苏关系变化是毛泽东提出国防现代化的另一重要原因。鉴于中苏关系的变化，毛泽东开始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在军事防御战略上作出重要调整，国防现代化问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毛主席和工人们在一起
概言之，推进中国工业化发展是毛泽东的毕生追求，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结合时代特征，对中国工业化道路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从总体上来看，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具有两个鲜明的理论特征：一是建构性，二是批判性。所谓建构性，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开拓性。可以说，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是在“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基础上展开的，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全新探索，是“更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集中反映。所谓批判性，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和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批判性逻辑。从本质上来说，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始终彰显着社会主义的鲜明属性。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展开的，是立足于公有制基础之上、以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方式加以展开，并通过集体化与工业化并重的方式加以推进的，其在逻辑出发点和价值旨归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同时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始终围绕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本质性需求，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明确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6]。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的接续性探索之中加以定位，需要认真发掘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留下的理论“富矿”，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诸多本质性特征——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都能够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中探寻到理论上的雏形。
注释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页。
[3]《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
[5] 同上，第133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0页。
[8] 同上，第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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