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毛泽东实践认识论的研究极其丰富，但其中对于毛泽东如何克服其早期认识论的局限并最终以实践的观点重构自身认识论的思想轨迹与心路历程，却缺乏系统性的梳理。通过整理其相关文献可知，毛泽东实践认识论思想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实践中一系列的思想矛盾运动，最终摆脱了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理论羁绊，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由经验地认可走向自觉地认同与构建，从而完成自身认识论的实践转向。
关键词：
毛泽东；认识论；实践；转向
毛泽东实践认识论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毛泽东早期也曾经从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出发，构建自身的认识论体系。但以往的研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毛泽东早期的几种认识论思想与其后来的实践认识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自然也就忽略了这些联系与差别背后所掩盖的毛泽东思想的矛盾运动过程，因而未能有效揭示毛泽东确立实践认识论的思想背景。只有当我们深入地了解与体会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矛盾与心路历程，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认识论实践转向的逻辑路径及其变革性意义。
一、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毛泽东实践认识论的确立问题，学界已经有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其中一部分研究者侧重于在毛泽东整体思想的研究框架下对其进行探讨与叙述。在《西行漫记》中，埃德加·斯诺着重叙述了毛泽东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但遗憾的是，斯诺并未详细地介绍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斯图尔特·R·施拉姆分析了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却并未将毛泽东早期认识论思想与后来认识论思想有机联系起来，难以凸显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转变及其背后的原因所在。国内学者金民卿在《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中的自我清算特征及其启示》中介绍了青年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但由于这篇文章主要还是着眼于毛泽东整体思想的变迁，对于隶属于其中的认识论思想不可避免地只有相对有限的论述。因此这一类研究往往存在着对于毛泽东实践认识论着墨过少的问题，难以系统完整地展示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发展过程。
而另一方面，另一部分研究者则更加注重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专题研究。在《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中，理查德·约翰逊在基于对《实践论》文本的整理上，从毛泽东实践哲学与政党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毛泽东实践认识论的产生因素，强调其“与建立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之上的权力实践”之间的关系。但遗憾的是，作者似乎更加注重毛泽东同时期政治活动等共时性因素对于毛泽东实践认识论形成的影响，忽视了从历时性的角度去探索促使其产生发展的最早期的历史因子。国内学者韩步江在《论毛泽东实践概念的哲学形成》中梳理了毛泽东实践思想由雏形走向成熟的历史，认为毛泽东实践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反对本本主义》的雏形阶段，以实践经验和实践认识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阶段和以《实践论》为标志的正式形成阶段”。然而在这里作者忽略了毛泽东早期思想对于其实践概念的影响和作用，难以回答毛泽东为何选择从实践这一独特路径重构自身的相关思想。而臧峰宇、何璐维在《青年毛泽东知行观的实践心学阐释》中，虽然探讨了毛泽东早期“对传统心学的初步实践转向”，但未能与毛泽东后来成熟的实践认识论联系起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仍未形成对于毛泽东认识论实践转向过程的相对系统完整的梳理。
二、毛泽东认识论的实践转向过程
由于毛泽东早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其最初的认识论思想是在儒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而伴随着理论视野与实践范围的开拓，毛泽东发现客观唯心主义无法有效论证认识的可靠性问题，又转向主观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领域寻求理论的根据，但仍然无法有效阐释理论与现实活动之间的关系。五四时期，毛泽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不断深入的学习过程中，最终系统性重构自身实践认识论思想，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
（一）萌生：早期观念论的形成
在求学早期，毛泽东主张为学之道应该“先中而后西”，而其中儒家文化尤其对毛泽东的整体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晚年回忆“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而此时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作为其早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自然带有儒家文化认知模式的深刻印迹。在毛泽东对于儒家的理解中，儒家的知行观主张是知先行后、知能促行。如在此时很相信孔夫子的毛泽东看来，孔子对于国家的治理是“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而自己要挽救国家，也应该寻找到那一贯穿古今、永恒不变的“公理公例”。因此，在儒家认识论思想的影响下，此时的毛泽东不可避免地认为将理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先天就有的“宇宙之真理”了。
因此在这种理论先行的思维下，此时毛泽东十分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支配地位。如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想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必须先寻找到一种完美的理论，以这种完美的理论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因而，与之对应的实践便是“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而并非是指政治、法律、宗教等领域的实际活动。同时，此时毛泽东认为这种知先行后的可行性也是存在的，即知能促行。在毛泽东看来，“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因此，一旦寻找到宇宙的真理，便能实现天下之心皆动，进而达到天下之事可为，从而实现国家富强。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对于自己早年学习的儒家思想进行过反思与扬弃，指出孔子的认识论“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而对于早年并未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毛泽东而言，并未意识到儒家认识论的根本局限，因此其认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观念论的痕迹。而且，毛泽东此时的认识论主要是从客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架构出发，通过悬设一个先验的理想状态，引领自身的实践活动。然而这种悬设的理想严重脱离了社会当前的实际，必然与现实产生巨大的张力。
因此，当毛泽东逐步接触到社会现实，便很快发现“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以至于感慨“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其基于客观唯心主义上的认识论思想逐步走向动摇与分化。
（二）裂变：唯物主义因素的融入
随着青年毛泽东致力于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抱负与理想时，他逐渐发现儒家思想的空想成分，模糊地察觉到独断的理论的局限性，开始有意识地注意理论的来源问题。此时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相对复杂，一方面试图通过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解决理论的来源与可靠性问题，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了理论与感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其尚未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还不能正确理解人的感性活动的意义，对于人类生活的理解还停留于直观的物质世界，因此在这一阶段其认识论思想展现出两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向。
一方面，此时毛泽东从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继续发展了之前的理论优先的认识论模式。在毛泽东看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还是“知者信者先，有一种知识，即建一种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不过，这里的“知”即理论，不再是天然存在的、永恒不变的公理公例了，而是由人“视其与人类生活生之关系如何而定”的产物。因此，此时青年毛泽东不再从先验的视角出发，而是开始从个体的意义、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为理论的存在寻找依据。他将个体置于极高的地位，认为“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因而，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个人才是宇宙之中真正的也是唯一的实体，从个人生发出的理论似乎不再是独断的、先验的、超脱实际的，相反，整个世界是受人影响的，从个人生发出的理论也自然是可靠的。因此，在此时毛泽东看来，理论不再是某种先天就有的外在之物，而是源于个体自身，“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而“奸人”之所以为所欲为，是因为“他们不自觉的谬误与不幸”。因此，个人所需要做的是“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希望通过个人能动性的运用，推动社会的发展与改造。
但另一方面，此时毛泽东也开始觉察到理论与感性世界之间的关系，认为对于理论的探求，“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其有无价值抑其次也”，即从客观实在本身而非仅仅从人的主观需要得出相关的认识。与此同时，他也将这一理念扩展到自己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主张“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可见，在这里毛泽东又将人的知识与理论归结于事物本身，认为人的知识与理论是由于事物本身的差别比较而显现的，因而将理论归结为客观世界自身的产物。因此，此时青年毛泽东虽然意识到理论与感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但还未意识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与纽带——实践，还仅仅将感性世界理解为相对僵化的客观存在，即认为客观世界自身便能产生出正确的认识与理论，因此他尚未明晰人的感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然而，尽管如此，这一认识论发展趋向已经对青年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毛泽东对于个人能动性的评价，开始融入了唯物主义因素，认为人既“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人不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世界，相反，人也要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
因此，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还并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认识论思想，反而常常在对自己思想进行反思与追问，“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感到对于自己的疑问无法得到彻底的释惑与解答。但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一思想矛盾运动过程致使青年毛泽东陷入理论的苦恼，却也为后来其一经接触马克思主义，便很快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实践认识论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三）重塑：实践认识论的确立与深化
由于长时期不满于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缺陷，毛泽东在发现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的科学性后，便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不假思索地盲目接受，其过程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由考察观望逐渐走向经验地认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接触到大量的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而此时毛泽东尚无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的想法，相反是希望“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尽管此时毛泽东也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论魅力，但并未立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而对于其继续保持着观察、审视的心态。在此时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但由于毛泽东的社会实践屡屡受挫，其愈来愈意识到众多社会思潮只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社会实践的失败促使毛泽东逐渐意识到理论的完美并不是实践成功的必然条件，相反，毛泽东终于认识到，相比较于理论而言，“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可见此时毛泽东开始通过自身的实际经验破解原先所存在的理论优先认识论思维方式，在现实生活的种种遭遇中重塑自己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但不得不说，此时的毛泽东对于其他的社会思潮仍然是“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可见此时毛泽东还不能从理论的高度对于这些思潮脱离实际的理论弊端做出深刻的辨析，归根结底，还是此时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的认知源于琐碎具体的生活事件，而非真正的理论自觉。因而此时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的理解，还主要停留在具体的经验层面，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认同。
在第二阶段，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由主动地学习逐渐转为具有可逆性思考特征的理论自觉。毛泽东一方面在理论研究层面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的了解，认为应“宜提出几种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定期逐一加以研究”，通过开放性地学习，逐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的理论进步性，认识到“吾党哲学的根据”，并同时进一步发现其他社会思潮的局限与不足，如“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等理论缺陷。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对于自身活动的指导。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对于革命力量的敌友关系问题，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实际分析基础上。同时，随着革命的深入，毛泽东在参与纠正党内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也更加明确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认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坚定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此时毛泽东不仅将实践的标准运用于其他各种活动及对象，更回溯到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本身。在毛泽东看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可见此时毛泽东已经有意识地将所有理论置于实践的考察之下，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例外。可见，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已经逐渐由早期经验基础上的认可，转为自觉地反思与认同。
在第三阶段，毛泽东通过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以《实践论》为标志，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进行了系统性构建，从而实现毛泽东实践认识论的正式形成。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与现实实际相结合，将实践总结为最基本的生产活动以及包括“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活动，而不再是某种片面的改造哲学、实践至善的活动；将认识视为关于“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关系……人和人的各种关系”的了解和掌握，而不再是某种先验存在的神秘的、永恒的绝对真理，也不是个体“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的结果。此时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人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之中才能获得的对于外界的规律性的知识和理论。因而毛泽东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和发展真理”，最后将这种经过实践检验过真理性认识应用于对世界的改造。而其以往的认识论之所以囿于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就是在于将主观与客观割裂开来，孤立地从主观或者客观层面寻找认识的来源，因而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客观世界本身的意义，陷入唯心主义认识论与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误区之中。此时毛泽东通过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找到了主观与客观之间联系的桥梁，从而明晰了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意义，厘清了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以至无穷的认识过程。至此，毛泽东已经能够从理论的高度对“由感觉（直觉）到思维和由思维到实践这两个过程，分别地作了透辟的说明”，形成自身相对系统完善的实践认识论思想，从而彻底实现了其认识论思想的实践转向。
三、毛泽东认识论实践转向的原因
毛泽东实现自身认识论实践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相关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魅力都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发展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毛泽东认识论的实践转向。
（一）主观因素：独特的求学经历
毛泽东回顾自身的求学过程，总结自己“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而这三大求学经历对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无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毛泽东求学早期，由于其长期主要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毛泽东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传统知行观的影响，一度在儒家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框架下构筑自身的认识论思想。但随着求学范围的扩大，毛泽东接触到更多的社会思潮。这些社会思潮以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对个人与社会进行解释与指导，很快对毛泽东的儒家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动摇，使得毛泽东对于儒家客观唯心主义产生了怀疑与不满，不禁感慨自己以往思维的局限，认为“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从而开始注重主观唯心主义的路径作用。但由于接触的书籍增多，毛泽东也逐渐注意到物质对于精神的基础性作用，认为“观念之发生，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而正在这两种构建认识论的路径纠缠不清之时，毛泽东开始了两次北京求学之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此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渐明确了实践相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在思想上破除了对于理论的崇拜。由开始的注重理论到注重事实，再到强调调查的重要意义，直至在《实践论》真正形成自身的实践认识论，毛泽东正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摆脱各种唯心主义以及旧唯物主义的束缚，明白了实践作为人类感性活动的历史意义，厘清了实践与理论的科学关系。
（二）现实关照：社会实践的影响
毛泽东能够逐渐厘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与其社会实践的影响同样也密不可分。在毛泽东求学早期，其认为“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因而此时毛泽东在整体上参与的社会实践的范围与深度都相对有限，还不能从充分的实践活动中发现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局限，甚至还一度主张“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认为只要“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但随着毛泽东逐步深入到社会改造之中，其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受挫，毛泽东才逐渐认识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并非如此容易简单。仅仅是“理论上说得好听”，并不意味着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由此，毛泽东逐渐认识到空谈理论的局限性，与以往所主张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逐步划清界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而之后伴随着党内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影响，机会主义、本本主义等现象逐渐出现。毛泽东在与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斗争过程中，由早期对于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具体问题的批判，到调查研究方法论的提出，直到完成《实践论》，逐步深化了自身对于实践的理解，最终能够从理论的高度阐明实践与认识的本质，从根本上明确了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性意义。因此，正是由于这些具体而丰富的实践活动的引导，毛泽东才最终破除了对于理论优先的思维模式。
（三）理论指引：实践认识论的理论魅力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毛泽东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自身的理论科学性。在毛泽东求学及其社会实践过程中，其始终希望能找到一种彻底的理论指导自己。然而，在接触到儒家思想以及国外的各种社会思潮，毛泽东发现这些理论大都存在着“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的理论缺陷，无法真正满足自身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以至于感慨不但湖南、中国乃至“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青年们的“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但随着毛泽东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发现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发考察人类社会，摆脱了以往社会理论脱离实践的缺陷，因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之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毛泽东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到关于社会发展的新的理论阐释，更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接受这种从实践到理论的基本认识方法。毛泽东不仅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运用这一方法论，写出了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同时也在这一系列的实践中检验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的真理性，发现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是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能够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与难题的，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结语
通过对毛泽东认识论过程的梳理，我们发现毛泽东认识论的实践转向缘起于对于客观唯心主义观念论的质疑，转而试图通过主观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两条路径建立合理的认识论体系，但其结果都不能让毛泽东满意，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则深度契合了毛泽东的理论创新需求，使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认识论的伟大之处，并最终在《实践论》中系统完善了自身的实践认识论思想。因此，毛泽东认识论的实践转向并不是突然的、无预兆的，而是毛泽东经过仔细研究、反复甄别才最终确定的结果，是通过不断的挫折与再次追寻后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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