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解放战争”是人们都知道的历史事实，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打了三年，而毛主席当初的预计要打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毛主席这个战争管理大师的运作之下，战争效率空前提高，大幅缩短了战争期限。
毛主席的战争管理理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解放战争之所以打得高效，首要的因素是战争准备的充分，早在抗战胜利之前，毛主席就对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进行了科学的预判。
1945年4月23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开幕词，讲到中国面临两条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所谓光明的命运，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所谓黑暗的命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为此，他指出了中国人民的任务：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分析“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他说抗战争胜利蒋介石要“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面对蒋介石的战争图谋，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对于准备反击蒋介石的内战问题，他说：
“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曾经及时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
经过分析 ，毛主席得出了如下结论：
“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虽然已经定了，但表面上还是强调和平建国，他三番五次电邀毛主席去重庆共商建国大计，把球踢给了延安，接是不接？如果不去，就给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口实；如果去，又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就象毛主席在决定去重庆谈判前所说的“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 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 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经过权衡，毛主席为了人民的利益，舍生忘死，毅然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把球又踢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成为套在蒋介石头上的“紧箍咒”。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在延安干部会上说：
“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因为蒋介石没有和平诚意，“双十协定”只是他的权益之计，一旦时机成熟，他是一定会撕毁协议的。毛主席看透了这一点，因此，他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但他同时指出“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他要求人们树立胜利的信心，想到道路的曲折，他说：
“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因为一直做着反击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所以当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解放区军民并未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应战，打破了蒋介石三个月消灭解放区的狂妄计划，利用八个月的时间，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六十六个旅，共七十一万多人，蒋介石不得不停止了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
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正规军共达一百九十三个旅（师），约一百六十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约为一百二十万人，较之敌人的兵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因此对于打败蒋介石，并无预计一个大概的期限，只表示要“作持久打算”。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又称小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集中商讨今后的作战计划和方针问题。毛主席通过对全面内战以来的形势总结和分析，首次提出用五年时间打败蒋介石的斗争计划。为什么要用五年？他是这样分析的：
“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山东的局面最近可以转变，陕甘宁边区还不能，但基本上停止了敌人的进攻，这就为以后转变局面打下了一个基础。过去一年消灭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一百一十二万人，我们伤亡三十几万 人，假定第二、第三年的战争更激烈些，五年就要准备伤亡二百万人。现在我们有主力部队九十万人，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如能把主力扩展到一百五十万人，就足够解决问题了。”
对于用五年时间解决蒋介石问题的计划，毛主席要求不要公开，因为并无十足的把握，他说：
“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共产党，后来又说还要几个月， 到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
1947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美国人支持的蒋介石仍然强大，不会甘心失败，但美国直接参战的可能性很小，战争仍需长期进行，他说：
“战争的时间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一些。战争需要不断地进行，不让蒋介石得到休息、整训和补充的时间，但这一点不能说死，也可能有一年半年的间断，例如蒋介石下台，推出别人出面讲和，那时的和战问题就要根据大城市和南方的群众觉悟程度来决定。”
1948年3月20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通报，通报中分析了国共两党军队实力的消长，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国民党军队由1946年7月内战初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五千人减至三百六十五万人，减少了六十五万五千人。与此相反，共产党军队则由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余人，增至二百四十九万一千余人，增加了一百二十一万三千人。两党军队虽然在总量上还有一定差距，但中共军队正在加速追平这一差距，对此，毛主席分析道：
“今后我军占地日广，国民党军兵源粮源日益缩小，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事实上，从去年秋季以后，超过了这个数目；今后可能有更大的超过。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48年9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主席在对这一战略方针进行解释时说：
“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里有一个‘大约’，一个‘左右’，还有‘根本上’。这些形容词不能去掉，去掉一个都不行。关于公开宣传‘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固然有好处，原则上我不反对，但用什么方式讲，怎么讲，还得考虑。我现在倾向于讲困难一些，像‘八一’社论上那样的提法，这可以使人更沉着、更努力些。在内部，首先在干部中，其次在战士中，是可以说的，在地方上也可以说。但说就要说得清楚些，有个‘大约’五年‘左右’和‘根本上’，这就不会错。还要估计到，虽然解释清楚了，但一传出去，还会即刻被说成是‘五年’胜利。‘建军五百万’，‘消灭敌人五百个旅的正规军’，‘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些话简单明了，是口号式的。口号的作用，就是好讲好传。”
“九月会议”是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人民解放军由游击战转为战略进攻阶段，战争进程开始明显提速。从九月中旬开始，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相继开始，济南战役仅用不到十天的时间，歼敌十万四千人，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开始总崩溃，揭开了解放战争的新篇章。辽沈战役发起之前，毛主席起草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提出辽沈战役作战计划，计划说：
“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项目的。过去两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九十一个旅，平均每年九十五个半旅，每月八个旅弱。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
毛主席给东北野战军分配的歼敌任务是“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至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辽沈战役结果，东北野战军共歼灭敌人四十七万二千余人。锦西、葫芦岛地区的国民党军于十一月九日从海上撤向关内，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1948年9月24日，毛主席审阅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电报稿，加写了一段关于战争第三年，即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的作战计划，计划要求：
“人民解放军全军必须争取于大约五年（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左右的时间内，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七百五十万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建军五百万左右（现已有二百八十万），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规定的总任务，而这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从最谨慎的估计出发，是有实现的充分可能性的。这一任务可向党内宣布。”
1948年10月10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九月会议”事项的通知，传达了“九月会议”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作战任务，通知指出：
“中央会议，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为四百三十万人，两年被歼和逃亡三百零九万人，补充二百四十四万人，现有三百六十五万人。估计今后三年尚能补充三百万人，今后三年被歼和逃亡可能达到四百五十万人左右。这样，五年作战结果，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可能只剩下二百万人左右了。我军现有二百八十万人，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一百七十万人（以占俘虏全数百分之六十计算），动员农民参军二百万人，除去消耗，五年作战结果，我军可能接近五百万人。如果五年作战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打倒了。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共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由于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的顺利推进，大量国民党军队被歼灭，国共两党军队首次出现了逆转，国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信号，意味着原先预计的五年战争计划要改一改了。辽沈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毛主席给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去电，并告东北局、华北局，谋划东北华北部队协力夺取平津。电报中头一次对战争进程进行了修正：
“中央九月会议规定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此点你们应有精神准备，从而加速组织准备，以此种精神教育干部。”
1948年11月11日，辽沈战役结束不久，毛主席怀着欣喜的心情再次致电林彪罗荣桓等同志，表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他说：
“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国民党全 军（连近月补充者在内）现已不足三百万人，我军则已增至三百余万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 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 及任务，因为九、 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即是说，国民党已不可能再动员三百万人，我军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时间（从今年七月算起）歼敌三百个正规师，才能达到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能达成这一目的。但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1948年11月14日，毛主席为新华社的撰写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根据辽沈战役以后敌我力量变化的新形势，对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指出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写道：
“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敌人是正在迅速崩溃中，但尚需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加紧努力，才能最后地完全地消灭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1949年1月8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决议“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再打几个大仗，“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他说：
“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
至1949年1月末，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落下了帷幕，规模浩大的“三大战役”犹如“台风扫寰宇”，又如“横扫千军如卷席”，共歼敌154万余人，实现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权的目标。
1949年3月，毛主席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与朱德总司令下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1949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崩溃。获悉南京解放的喜迅后，毛主席欣然提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写下《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生动地描写了南京殖民政府鸟兽散的场景：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全国各界济济一堂，共商建国大计，毛主席在大会开幕词中总结了解放战争的伟大历程：
“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这样，从“五年”到“三年”，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轰然瓦解了，一个崭新的政权傲然立起了，这是民心的向背使然，这是历史的潮流使然，也是毛主席出神入化的指挥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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